薄一波姐姐早逝，他從監獄出來后引導外甥參加革命，外甥后來如何

1936年深秋，山西定襄的村莊里已經有了寒意。一個剛剛坐完月子的農村婦女，因產后高燒無藥可治，躺在炕上氣息奄奄。她反復念叨的不是自己的幾個孩子，而是遠在北平、音訊未通的弟弟——“書存、書存”。臨終前，她對大兒子說了一句：“再也見不上你二舅了。”說完，眼角還掛著淚。這個女子，叫薄書賢；她口中的弟弟，便是后來新中國的老一輩革命家薄一波。

有意思的是，薄一波此時已經從北平草嵐子監獄出獄，正在山西活動，只是消息尚未來得及傳回老家。姐弟之間，一生牽掛，到最后還缺了一面。等薄一波趕回老家，姐姐的靈柩已停放十幾天，棺木冰冷，他的眼淚卻止不住往下掉。這一幕，在王家后輩的記憶里，始終揮之不去。

一、從“書存”到“書賢”：姐弟情有多深

薄一波出生在光緒年間，山西定襄一個普通農家。家里兄妹多人，日子緊巴巴地往前挪。父親在紙坊做活，母親操持家務，九歲的哥哥早早進紙坊幫工，家里就指望著幾個勞力掙點糊口錢。

薄一波剛落地，母親只在炕上躺了六天，就又下地干活去了。一個嬰兒，總得有人抱著、有人喂著。照看他的任務，自然而然落在了只比他大六歲的姐姐薄書賢身上。六歲，按說還是個需要人照顧的孩子，可在那個年代，很多女孩從很小就得學會當“小大人”。

書賢很疼這個弟弟。那時候家里窮得很，能分到嘴里的糧食本就不多，她寧愿自己少吃一口，也要把好東西讓給弟弟。弟弟一哭，她就趕緊抱起哄；弟弟睡著了，她才去幫母親燒水做飯。別人家小女孩玩耍的童年，她拿去換成了弟弟的安穩成長。從小到大，薄一波對這個“像娘一樣”的姐姐，一直心存感激。

等薄一波到了上學的年紀，家里咬咬牙，讓他念書。哪怕再窮，畢竟總有人覺得“讀書能出人頭地”。去學堂那天，書賢一路把弟弟送到村口的財神廟前，一邊拉著他的手，一邊碎碎念：“下了學趕緊回來，還是老地方等你。”這種日常的叮嚀，聽起來平凡，卻伴隨了薄一波整個少年時期。

讀書時，薄一波成績不錯，老師也很器重。課余時間，他有兩個愛好，一是踢毽子，一是看書。家里窮買不起玩具，紙坊里下腳料多，書賢就從紙坊撿紙條，回家做成紙毽子，弟弟放學回來就踢一會兒；至于書，她也會從紙坊附近弄一些舊書破本，拿回家讓弟弟翻著看。不得不說，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姐姐能想到的辦法，都用在了弟弟身上。

薄一波讀完初小，考上了定襄高小，離家二十多里，得住校。每到周末，他背著書包回家，剛一進門，就能聞到廚房里窩頭的香味。書賢總要提前磨好玉米，蒸上一鍋窩頭，給弟弟留著，下周再帶到學校當干糧。這種看似簡單的安排，背后是對弟弟讀書路的默默支持。

后來書賢出嫁，嫁到離娘家四里地外的村莊。婚后忙得腳不沾地，可只要一回娘家，她照例要給弟弟做一點干糧。有時候只是幾塊玉米面餅，有時是一包炒面，只要弟弟能帶走，她就覺得心里踏實。薄一波后來回憶，說嘴里最香的飯，就是姐姐做的那些粗糧窩頭。

二、危局之中，姐姐把“娘家門”變成避風港

1920年代中后期，社會局勢愈發動蕩，山西也一樣。十五歲那年，薄一波考入山西省立國民師范學校，開始五年制學習。正是在這幾年，他接觸到新的思潮，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后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也正因為如此，他多次被閻錫山當局通緝。

那時，他的行蹤不能公開，住處經常要更換。有時暫住在親戚家，有時躲在同志家里，有時候還要冒險住回自己父母家。危險總是存在的，只是有時候離得遠，有時候離得近。為了照應弟弟，書賢干脆帶著孩子回娘家住，幫母親分擔家務，也好掩護弟弟。

當時的情形，遠比后人想象的緊張得多。街上偶爾有便衣晃悠，村里人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知道哪天就有人被帶走。就連上廁所這樣的小事，書賢也不敢大意。弟弟在家時，只要他要出去解手，她總是先把院門關好，再探頭看一眼街道上有沒人，然后才悄聲說一句：“快去，利索點。”看似小題大做，其實是對隨時可能到來的搜捕的一種本能防范。

那時候，她的大兒子已經七歲了。孩子不懂事，有一回好奇地問：“娘，二舅怎么晚上不在家，白天又不出門？”書賢聽完，臉色一沉，認真對孩子說：“以后不管誰問，都不能說二舅回來過，千萬不能說。”短短幾句話，非常嚴厲。對一個農村婦女來說，這種政治敏感不是天生的，是現實一步步逼出來的。

很快，組織上有新的安排。薄一波受命離家執行任務，一去就是幾年，杳無音訊。家里只知道他在外搞革命，卻不知道究竟身在何處，更不清楚他是死是活。時間久了，親人難免心中發慌。直到有一天，地下黨的一位同志悄悄來到薄家，帶來了消息：薄一波被關在北平草嵐子監獄，人還活著，身體還能撐得住。

這個消息傳到書賢耳中，她整個人愣在原地。活著，當然是喜訊；但身陷監獄，又讓她整夜翻來覆去睡不著。她一面感恩弟弟命大，一面又忍不住胡思亂想：在獄中到底挨了多少打、吃了多少苦？以后還能不能再見？那一陣子，家里人都看得出，她經常半夜起來燒水，又坐在炕邊發呆。

1936年10月，書賢因產后發熱，拖了幾天沒好，又趕上醫療條件極差，最終沒有挺過來。臨終的時候，她已經虛弱得說話都費勁，卻仍然在心里惦記那個遠方的弟弟。她招呼大兒子到跟前，含著淚說出那句“再也見不上你二舅了”，這一句，是不甘，也是認命。

從時間上看，這一年，薄一波還在被關押。年底前后，他被釋放，回到山西開展工作。得知姐姐去世，而且已停靈十幾天未能下葬，他急匆匆趕到姐姐家里。那天，他站在靈位前，先是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長跪不起，眼淚止不住往下掉。身邊親戚勸了幾句，他只是擺手，什么都沒說。姐弟情分，就凝固在那幾分鐘的沉默里。

也正是從那時起，薄一波心里有了一個非常明確的念頭：姐姐這一生為他操碎了心，自己總得替她照看好孩子。這個念頭，推動了后來的很多事。

三、外甥改名“自勉”，走上不同的人生路

處理完姐姐的后事后，薄一波并沒有久留。他的任務很重，白天要接觸各方面的人，晚上還要寫材料、開會。可有一件事，他做得干脆果決——把外甥接在身邊。

那年，書賢的大兒子已經十六歲，家里人都喊他“龍治”。在農村，這個年紀干農活已經很在行了，可如果繼續留在村里，未來基本可以預見：成家、種地，一輩子圍著幾畝薄田打轉。薄一波心里明白，這孩子的路不該只限于此。

臨走時，他對親戚說：“龍治跟著我，邊干活邊長見識。”這句話，看似平常，其實等于為外甥選定了一條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

到了薄一波身邊，外甥的第一件新鮮事就是——有了一件真正意義上的襯衫。這件襯衫，是王若飛出獄后給他買的。對一個來自鄉村的少年來說，一件襯衫不僅僅是衣服，更像是走出舊生活的一張入場券。王若飛還認真教他寫名字，告訴他：“名字寫得端正，人就得做得端正。”

薄一波給外甥改了名，取名“王自勉”。這個名字的意思，既簡單又直接：時時自勉，自己督促自己往前走。改名這一事，不是隨口一說，而是對外甥未來的一種寄望。新名字一叫出口，這個十六歲的農村少年，就悄悄從“龍治”變成了“自勉”。

不久之后，王自勉被安排到讀者書店工作。這家書店，是當時一些進步力量活動的一個據點，常常給“犧盟會”（犧牲救國同盟會）的同志送書。送書看著是跑腿，實則是一項很敏感的工作，接觸的人多，耳朵里聽到的東西也多。為了工作方便，“犧盟會”給了他一個會徽。戴上會徽，等于從此走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隊伍里。

在抗戰最艱苦的時候，王自勉參加過決死隊，同日軍正面交火，冒著槍林彈雨跑前線。后來，他又被選送到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對于很多那個年代的年輕人來說，延安不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種信念的象征。走進抗大，意味著個人的道路同民族命運緊緊扣在一起。

1940年代后期，解放戰爭形勢發生根本變化，各解放區陸續解放城市。建國前夕，王自勉被調往邯鄲工作，開始接觸工業和城市管理方面的事務。這為他后來進入電力戰線打下了基礎。

四、一封寫給毛主席的信，和一次艱難的選擇

1949年，新中國成立，百廢待興。北京作為新首都，城市基礎設施相當脆弱，任何一個關鍵環節出問題，影響都很大。同年9月，華北地區最大的一臺發電機組突然發生嚴重事故，導致北京城大面積停電。那時人們形容這件事，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塌了半邊天”。

中央很快做出反應，成立調查組，進駐北京石景山發電廠，查原因、定責任、想辦法。后來，根據工作需要，組織決定把王自勉從邯鄲調到石景山電廠，擔任廠黨支部書記。這一任命，既是信任，也是不小的考驗。一個從農村走出來、在炮火中成長起來的干部，突然面對的是成千上萬千瓦的機組，是一座大城市的供電安全，難度可想而知。

在石景山電廠的那幾年，他主要抓兩件事：一是組織人力物力盡快修復受損機組，盡快恢復穩定供電；二是加強職工思想工作，依靠群眾、嚴格制度，盡量避免類似事故再次發生。電力生產看起來就是技術活，背后實際離不開組織和人的因素。對于一個有長期黨內工作經驗的人來說，他很清楚這一點。

1951年8月，他做了一個很多同齡干部都不太敢做的決定——給毛澤東寫信。信里，他一方面匯報了電廠6號機組修復的進展情況，另一方面也坦誠提出了一些關于安全生產、干部作風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他知道，信件要通過北京市委轉交，主送對象是國家最高領導人，這絕非一件輕松的事。

當時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把這封信轉交上去。沒人預料到，16天之后，王自勉居然收到了毛澤東的親筆回信。信很短，大意是：看到來信，使我了解你們廠的情況和問題；你提的建議是有理由的，已經責成有關機關迅速而恰當地解決；并勉勵他繼續努力。

對個人來說，這封信無疑是一種極高的肯定。不僅說明他的匯報被重視，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建議得到了采納。從一個邊遠村莊走出來的青年，憑著多年實干和積累，最終能夠把一線情況直接反映到中央層面，這在當時，是很多基層干部難以想象的事情。

更有意思的是，這封信在之后幾十年里，又給王自勉帶來了一次“考驗”。

1976年之后，中央有關方面準備系統整理、出版《毛澤東全集》，向全國公開征集毛澤東的信札資料。通知下達后，每個保存有毛主席親筆信件的人，都面臨一個選擇：交還是不交？

王自勉沉默了很久，最終還是做出了決定。他說：“這是黨的東西，不是我的。”最后，他把那封回信交了出去。站在旁觀者的角度看，這個決定既樸素，又有點“軸”。但從他一輩子的行事風格來看，這不過是順著自己一直堅持的準則走下去而已。

五、不為自己提要求，只把“自勉”二字寫到晚年

在戀舊物件的問題上，他選擇了集體；在個人待遇的問題上，他同樣一以貫之。

王自勉這一生，最敬重的兩個人，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他的二舅薄一波。薄一波從監獄、風波中走出來后，他總是想辦法抽空去看望。每逢春節，他會帶著全家去拜年，孩子們年紀小，未必懂眼前這位長輩的重要性，可他懂。他知道，自己從一個農家少年走到今天，二舅在關鍵節點拉了自己一把。

在他眼里，薄一波不僅是親舅舅，還是政治上、工作上的“老師”。談起二舅，他常掛在嘴邊的，是“眼光”“水平”“品格”這些詞。他不止一次把自己的子女帶到薄一波家，希望他們能當面請教一些問題，從老人那里學點東西。對于后輩而言，這樣的耳濡目染，比單純的說教要深刻得多。

離休以后，王自勉關注的重心，逐漸從車間與機房，轉向社會和下一代。他的日子本可以過得輕松一些，但他始終對社會上的需要格外敏感。尤其是涉及教育、災害救助等事情，他總會自發掏腰包。

在“希望工程”剛開展那幾年，他每月工資有限，卻經常拿出一大塊寄去。子女回憶時說，父親有時一捐就是一個月工資，家里的日常開銷只能更加精打細算。對這一點，孩子們倒不是反對捐款，而是不太支持他個人“搞希望工程”。在他們眼里，教育是國家的事情，靠一個工薪階層的力量杯水車薪。

王自勉卻不這么看。他常跟子女說，家里祖輩都是農民，上不起學，念書是奢望。自己這幾代，能夠連續有孩子讀大學，全靠國家政策、靠黨組織的培養。他覺得，只要能力范圍之內能幫一點，就算不多，也是心意。這種念頭，看上去簡單，卻支撐了他幾十年如一日的捐助行為。

其實，他捐錢的習慣并不是晚年才有。早在1950年代，新中國剛成立不久，國家號召購買公債，支持經濟建設。當時他的月工資是178元，已經算是不錯的收入。第一次買公債，他咬咬牙拿出了100元。對于一個普通家庭來說，這是一筆很大的支出。可在他看來，這種“把個人腰包同國家大賬連在一起”的事情，理應參加，而且要積極參加。

多年以后，組織上在整理老同志情況時，詢問家屬是否有特殊要求。王自勉去世后，有關部門也同樣問過王家人：“有什么具體要求，可以提。”家里人給出的回答很干脆：“沒有。”他們提到，王自勉在世時，從來沒向黨和組織提過個人要求。作為子女，怎么能在他走后反倒開口要東西？

這話說得不算漂亮，卻透著一種一脈相承的樸素價值觀。可以說，他的這一生，是把“自勉”二字從名字里，寫進了日常生活。

他走的時候，沒有留下多少錢財。翻找遺物，能拿得出手的“寶貝”，只有一本沒寫完的回憶錄。紙張已經有些發黃，字跡也略顯顫抖，很多段落只記到一半就戛然而止。對于有心想把一輩子經歷整理清楚的人來說，這樣的“戛然而止”，確實留下了遺憾。

不過，換個角度看，他的經歷并不依賴一本完整的回憶錄來證明。那些在石景山電廠職工中流傳的故事，那封主動奉上原件的回信，以及在家族口碑中代代相傳的點滴細節，本身就是另一種“口述歷史”。

六、一門親情，在革命洪流中延續下來

回頭看薄一波和外甥王自勉這一老一少，人生道路雖然各不相同，但有幾個共同點很清楚：都出身農家，都走上革命道路，都在關鍵時刻把個人得失放在一邊。他們身上那種不太張揚、卻很實在的性格，很有那個時代基層干部的典型特點。

薄書賢早逝，算是一大憾事。如果再多活幾年，她也許能在炕頭上慢慢聽弟弟講北平的監獄、山西的斗爭，也許能親眼見到外甥換上軍裝、戴上黨徽。但歷史沒有“如果”。她只看到了弟弟被通緝時的緊張，看到了他匆匆離家的背影，沒看到后來的那些波瀾壯闊。

薄一波從監獄里走出來，沒幾天就趕去為姐姐送行。跪在靈位前，他大概也明白，這一跪不僅是送別，也是告慰：姐姐當年把全部心思都放在“書存”身上，如今，他會盡力把這份牽掛延伸到外甥身上，讓這個“龍治”不至于被埋沒在鄉村里。

王自勉改名這件事，表面看只是一個簡單的人生轉折點，實際上卻是一條線索。從“龍治”到“自勉”，不只是稱呼變了，而是從家族內部的一員，逐漸變成革命隊伍的一員，后來又成為新中國工業戰線上的一員。他的命運很大程度上，是被家庭情分與時代洪流共同塑造出來的。

如果把這一家三人的經歷串起來，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層次：姐姐在舊社會里用本能的方式守護弟弟，弟弟在革命隊伍里用組織的方式扶攜外甥，外甥又在新中國建設中用自己的方式回饋國家。個人的命運各有起伏，但那條從家庭到國家、從親情到信仰的線，卻一直連著，沒有斷過。

王自勉生前只留下了一本未完成的回憶錄，這是他個人層面的遺憾。但從歷史的角度看，他既在檔案里留下了名字，也在電廠職工和家人記憶里留下了印象。相比很多默默無聞的建設者來說，他已經算是比較“被看見”的一位了。

而在這一切背后，那位在1936年秋天的炕上反復念叨“書存”的姐姐，也有自己的位置。她的名字，或許不會寫進宏大的史書，卻牢牢地印在了弟弟和外甥的生命軌跡里。可以說，薄一波從監獄出來后引導外甥踏上革命道路，其實也是對姐姐終身牽掛的一種回應。

至于“外甥后來如何”這個問題，如果非要用一句話概括，大概就是：不顯山不露水地走完了一位老共產黨員和建設者的一生，沒有驚天動地的場面，卻在那個年代特有的堅守和選擇中，完成了自己這代人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