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對中醫臨床影響最大的莫過于東漢時期《傷寒雜病論》的問世,自此之后,傷寒學說獨領風騷一千多年。直到明清時期,瘟疫盛行,很多醫學家發現這些疾病的病因病機似乎與張仲景傷寒學說大相徑庭,有著極其獨特的部分,基于這種特殊情況,從明代開始,就有醫學家吳又可開始認識到,用張仲景的方法已經不合時宜了,他大聲疾呼,“守古法,不合今病”。
在當時,吳又可可謂是第一個跟醫圣張仲景叫板的人,他認為當時的瘟疫盛行,病因并不能按照傳統的“外感六淫”(也就是風、寒、暑、濕、燥、火六種病邪)來概定,于是他另辟蹊徑,首創“癘氣”學說,并指出,“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這種解說,無疑脫離了以前的病因學說,雖然在當時是一種“離經叛道”的學說,但卻是中醫學術界寒冬里的一記響亮的春雷,振聾發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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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癘氣當然也是屬于《黃帝內經》中所說的“虛邪賊風”,這種病邪侵犯人體主要是通過口鼻而入,伏匿于膜原,等待時機就會變生疾病。在吳又可所在的明朝時期,就已經認識到這種病邪侵襲人體會有一定的潛伏期,而且他還清晰地認識到這種病邪有極其強烈的傳染性,并指出,“無問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
吳又可認為,瘟疫穢濁毒邪伏于膜原,就需要采用開達膜原、辟穢化濁的治療原則,正是在這種學術思想的萌芽中,他創立了一個十分奇特的配方,這個配方的幾味藥聯合在一起,能夠起到開達膜原、辟穢化濁、清熱解毒的作用,可以使穢濁得化、熱毒得清、陰津得復,于是可令邪氣潰散、速離膜原,也因此,這個方劑被稱之為“達原飲”。
那么,達原飲究竟是何許方也?全方由“檳榔二錢(6g),厚樸一錢(3g),草果仁五分(1.5g),知母一錢(3g),芍藥一錢(3g),黃芩一錢(3g),甘草五分(1.5g)”等七味藥組成的。具體服用方法是將這些中藥用兩盅水,煎至八分的樣子后,午后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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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達原飲的適應證究竟是怎樣的呢?它主要用于溫疫或瘧疾的邪伏膜原證,臨床上常以憎寒壯熱,或一日三次,或一日一次,發無定時,胸悶嘔惡,頭痛煩躁等主要癥狀,舌脈上,多以脈弦數,舌邊深紅、舌苔垢膩或苔白厚如積粉為辨脈要點。
那么,這個達原飲究竟在配伍上有什么奧秘呢?吳又可的用藥原則可謂是奇妙得很,他居然用檳榔作為全方的君藥,主要作用是辛散濕邪、化痰破結,能夠使邪氣快速奔潰。以厚樸、草果為臣藥,其中厚樸芳香化濁、理氣祛濕;草果辛香化濁、辟穢止嘔、宣透伏邪。這三味藥堪稱直達膜原、逐邪外出的“鐵三角”。
全方的君藥和臣藥形成了一個堅不可摧的鐵三角,但是光靠這三味藥還遠遠不夠,尤其是溫熱疫毒邪氣,最容易化火傷陰,于是就用到了白芍和知母這兩味奇妙的中藥,二藥組合,可以清熱滋陰,還可防止辛燥之藥耗散陰液;再加上黃芩清熱燥濕;白芍、知母、黃芩三味共為佐藥。最后以甘草為使藥,既可以清熱解毒,又可以調和諸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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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原飲這個配方中,最為奇妙的莫過于達原“鐵三角”,檳榔疏蘊伏之邪,草果除穢濁之濕,厚樸破戾氣之結,正如吳又可所說,“三味協力直達其巢穴,使邪氣潰敗,速離膜原,是以為達原也”。由此可見,這三味藥才是這個配方的點睛之筆,妙不可言。
由于達原飲的獨特作用,現代常用于各種發熱、瘧疾、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腦炎、急性支氣管肺炎、慢性蕁麻疹、盜汗、便秘、淋證、失眠、急性類風濕關節炎等疾病,只要證屬邪伏膜原的,可以辨證加減化裁使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達原飲對于病毒感染性發熱,只要辨證屬于濕熱郁遏的,以此方為基礎,加減化裁使用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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