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徒弟餓死師傅，巴基斯坦梟龍戰斗機大賣，把殲10市場搶光了？

截至2026年初，巴基斯坦“梟龍”戰斗機已明確簽署并進入交付流程的訂單累計突破150架；另有包括尼日利亞、緬甸、阿塞拜疆等在內的十余國表達強烈采購意愿，潛在簽約總量有望躍升至200架以上。

“梟龍”持續走強的國際市場表現，既源于其緊湊高效的設計理念與高度契合中小國家國防需求的精準定位，更關鍵的是——它已在去年多場高強度邊境對抗中完成實戰淬煉，用真實戰果消除了海外買家對作戰效能的疑慮，極大提升了決策層的采購決心。

不少觀察者談及“梟龍”出口時，仍習慣性套用傳統商貿邏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交易閉環即使命終結。

然而回溯項目誕生原點，中巴雙方在聯合研制協議上鄭重落筆的那一刻，所締結的遠非一份短期供貨合同，而是一份橫跨三十年以上的戰略共生契約。

那項被寫入核心條款的50%研發成本共擔機制，不僅是風險分攤安排，更是價值分配的底層契約：無論未來梟龍飛向西非草原、東南亞雨林還是高加索山谷，只要全球任一用戶接收一架量產機，其整機凈利潤的半數將自動、不可逆地匯入中國指定賬戶。

換言之，巴基斯坦并非在分流中國軍工產能，而是以自身外交網絡、軍事互信與區域影響力為杠桿，持續為中國航空裝備產業鏈注入穩定現金流，堪稱一架翱翔于南亞天空的“空中提款機”。

這本質上是一場深度綁定的正向循環——銷量每增長一個百分點，中國獲得的戰略收益與經濟回報就同步放大一分。再反觀某些被過度渲染的“內部競爭”敘事……

將單價約1500萬至2000萬美元的梟龍，與搭載有源相控陣雷達、具備體系化空戰能力的殲-10CE置于同一比較維度，無異于拿一輛皮實可靠的東風小康對比奔馳S級——既無視功能差異，也混淆了市場層級，純屬認知錯位。

現實世界中，各國空軍雖普遍向往高性能戰機，但受限于財政剛性約束，絕大多數國家實際能負擔的，僅是二手翻新機型或這類強調任務適配性、全壽命周期成本可控的輕型主力平臺。

梟龍牢牢錨定的，正是這一覆蓋數十國、年采購規模達百架級別的“務實型市場”——它們面臨低烈度安全威脅、預算常年承壓、卻亟需快速形成有效制空能力。

而殲-10CE這類集成先進傳感器、數據鏈與智能火控系統的高端型號，其目標客戶群天然鎖定于具備區域影響力、擁有持續軍購能力及戰略升級訴求的“重量級用戶”。

二者在國際市場上的角色絕非零和博弈中的對手，而是分工明確的戰略拍檔：梟龍負責廣域覆蓋、批量鋪開、夯實基本盤；殲-10CE則承擔技術標桿、能力躍升、拉升品牌高度的使命，彼此支撐，互為補益。

現在來看一組常被反復引用的數據：巴基斯坦宣稱實現83%的本地化生產率，并將此視為本國航空工業自主化的重大突破，國內輿論亦多持贊許態度。

但這組數字背后，藏著一場精心設計的系統性協同——觀眾聚焦于整機裝配線上整齊列隊的機身段件，卻極少留意那些決定戰斗力天花板的關鍵模塊究竟由誰掌控。拆解一架現役梟龍可發現，“本土制造”主要集中于機體蒙皮加工、主翼結構組裝、液壓管路布設等物理層面的工程實施環節。

沒錯，巴基斯坦已能高質量完成機體“外殼”的制造任務，甚至達到國際通行標準，但真正賦予戰機作戰靈魂的核心要素在哪里？驅動整機高速機動的航空發動機、指揮傳感器與武器系統的綜合航電架構、執行超視距打擊的主動雷達制導空空導彈……

這些占據整機價值量70%以上、直接定義作戰上限的尖端子系統，從設計源頭、軟件代碼、精密部件到維護保障體系，全部由中國企業獨家供給并全程管控。由此形成一種獨特格局：總裝線設在拉合爾，而供應鏈命脈深植于成都、沈陽與西安的各大科研院所與制造基地。

2025年幾輪高強度實戰不僅驗證了梟龍平臺的戰場生存力，更以極端方式檢驗了這套嵌入式供應體系的韌性與控制精度——一旦關鍵零部件斷供、升級固件停更或遠程診斷通道關閉，“83%國產率”的整機將在數月內迅速退化為無法升空的靜態資產。

此外，還有一道無形卻堅不可摧的技術防火墻，在每一版技術轉讓協議末尾清晰標注：“未經中方書面許可，禁止任何形式的技術擴散、逆向解析或第三方共享”。這不是象征性條款，而是具有法律強制力與技術執行力的終極約束。

倘若巴基斯坦試圖突破邊界，擅自向第三國轉移核心技術參數或維修密鑰，中方無需動用任何軍事手段，僅需暫停備件供應、凍結航電系統版本更新、關閉遠程健康監測接口，即可使整個機隊在90天內喪失戰備狀態，淪為只能陳列于博物館的金屬標本。

這種依托核心技術壟斷構建的結構性主導權，遠比政治承諾更具威懾力與可持續性。若我們將視線投向太平洋彼岸，審視美國對其盟友的技術輸出邏輯，便更能體察中國方案的戰略縱深。

上世紀90年代，日本曾傾舉國之力爭取F-16核心技術授權，美方表面支持實則層層設防——飛行控制源代碼嚴密封存、發動機熱端部件禁運、雷達信號處理單元獨立封裝，最終催生出造價高達美軍原版四倍的F-2戰機。

美國不僅攫取巨額溢價利潤，更通過選擇性技術封鎖，將日本航空工業長期鎖定在“高成本代工平臺”的生態位，使其難以突破系統集成與核心算法瓶頸。

為何如此戒備？根源在于美方對日本技術崛起后可能挑戰其亞太主導權的深層憂慮，美日同盟的本質，是利益捆綁下的戰略利用與能力壓制。

相較之下，中國對巴基斯坦的技術合作呈現截然不同的邏輯：我們不僅提供全套設計圖紙與工藝規范，更派遣數百名資深工程師駐廠指導，建立聯合實驗室與本地化培訓中心。

這背后不只是“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政治背書，更蘊含著對南亞地緣格局的深遠籌謀——一個具備完整航空裝備研發與維護能力的巴基斯坦，是維系次大陸戰略平衡的關鍵支點，也是牽制某人口大國單極擴張態勢的重要制衡力量。

中國推動巴方軍工升級，既非圖一時訂單之利，亦非放棄技術主權的盲目放權，而是以產業賦能為支點，在印巴邊境構筑一道兼具經濟韌性與軍事可靠性的復合型戰略屏障。

這種基于共同安全關切與長期互信的地緣協作模式，早已超越傳統軍貿范疇，成為西方慣用“交易思維”與“零和邏輯”完全無法解碼的新型范式。因此，當今年初200架意向訂單的消息傳出時，我們應看到的不是威脅信號，而是成熟信號。

它標志著中國軍工已成功跨越單純裝備輸出階段，邁入以標準輸出、生態主導、價值鏈掌控為核心的全新發展階段。

步入充滿變局的2026年，“梟龍”項目所開辟的，已不只是單一機型的出口路徑，而是一條可復制、可拓展、可持續的“中國軍工特許經營范式”——我們不再滿足于做產品供應商，而是成長為規則制定者、標準輸出者與全球航空產業鏈的樞紐型組織者。

那些擔憂“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聲音，或許低估了現代高端制造業所構筑的技術護城河之深，也忽視了中國作為系統集成方所掌握的底層定義權與迭代主導權。

當友好國家飛行員駕駛著搭載中國心臟、中國大腦、中國長矛的梟龍戰機巡航領空時，這本身就是最堅實的安全承諾。至于所謂“被替代”的焦慮，不如說是一種認知滯后——在這個時代，唯有真正掌握技術演進底層邏輯與產業組織范式的國家，才擁有重新書寫規則的資格與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