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弘治五年,北邊防線上出了件怪事,嚇得人直哆嗦。
九邊重鎮的米價,像是脫韁的野馬,拉都拉不住。
原先,手里攥著一兩白銀,怎么也能換回兩石大米,雖說市價有起伏,心里總歸有底。
可眨眼功夫,這價格直接上天,五兩銀子才能換一石米。
這一算,成本足足翻了十倍,簡直是在搶錢。
跟漲價一塊兒來的,是滿眼的荒涼。
以前做買賣的商隊排成龍,屯田的堡壘到處都是,現在全成了被風沙掩埋的破爛堆。
當兵的手里捏著朝廷發的銀子,在集市上轉悠半天,連口吃的都買不著。
這場禍事的根子,不在戰場上拼殺,而在朝廷大殿里。
那會兒的戶部尚書葉淇,甚至覺得自己剛給國家談成了一筆大生意,正偷著樂呢。
這生意有個名堂,叫“折色”。
而被他棄如敝履的老規矩,就是大名鼎鼎的“開中法”。
要弄明白這場搞垮明朝邊防的博弈,咱得把日歷往前翻一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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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年,山西那邊送來一封火急火燎的奏章,擺在了朱元璋案頭。
事兒很棘手:大同防線,斷頓了。
當時的辦法既笨又燒錢:從山東長蘆往山西馬邑運糧。
這一路崇山峻嶺,運費貴得讓人心驚肉跳。
硬運,國庫得底掉;不運,守邊的弟兄就得餓死。
怎么看,這都是個解不開的死扣。
到了第二年,朱元璋腦子一轉,拍板定了個驚天動地的規矩——頒布《中鹽則例》,也就是后來人常說的“開中法”。
這法子的精髓,就在于利益交換:
朝廷手里攥著最暴利的食鹽買賣。
商人們想分杯羹?
行,但拿錢買不到經營許可證(鹽引)。
想拿證,就得把糧食運到邊境糧倉,或者干脆在邊境種地交糧。
老朱這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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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運糧,那是純賠錢,還得養活一幫車夫馬匹。
換成商人運糧,那就是做生意。
為了拿到鹽引這個發財憑證,這幫生意人絕對會摳破腦袋去省運費。
這一招那是相當高明,直接把國家的包袱,變成了商人追逐利潤的引擎。
這規矩一出,商人們心里也沒底。
起初是老實巴交從內地買糧往邊關送。
沒過多久,這幫人精回過味兒來了:路費太貴,路上灑的漏的太多,這生意沒法做。
既然朝廷只要糧食入庫,管它是哪來的?
干脆直接在邊境種不就完了?
于是,邊疆大地上冒出了奇跡。
商人們雇了一大幫人,扛著鋤頭背著種子殺向邊關。
他們自掏腰包修堡壘、招流民,硬是在鳥不拉屎的荒地上開出了萬頃良田。
這名字就這么來的:“中”是拿鹽當媒介,“開”就是把邊疆給開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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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管這叫“商屯”。
這么一搞,大家伙兒都開心:
朝廷一分運費沒掏,邊關糧倉堆得冒尖;
商人拿到了鹽引,轉手倒賣發了橫財;
邊境有了商屯,人氣旺了,錢流轉了,連兵源問題都順帶解決了。
歷史學家孟森對這招那是贊不絕口。
在他眼里,明初衛所兵能把漠北打得落花流水,除了兵狠,關鍵是“開中法”解決了后顧之憂——那年頭的明軍,肚子里是有油水的。
可再完美的制度,時間久了也得生銹,總有人琢磨著鉆空子。
到了明朝中期,淮安那幫鹽商屁股坐不住了。
這幫人兜里銀子多,身子骨卻嬌貴。
去邊關種地太苦,運糧太遠。
他們想要個省事的法子:直接砸銀子買鹽引。
這事兒得朝里有人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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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五年,機會撞到了臉上。
戶部尚書葉淇,老家正是淮安。
葉淇是個算賬的好手,更是這幫老鄉的靠山。
他跟內閣首輔徐溥(也是南方人)一合計,給弘治皇帝畫了個大餅。
葉淇給皇上透了個底:
現在的法子,商人種地納糧,磨磨蹭蹭太慢。
不如改改:商人直接把白銀交到國庫,朝廷見錢發證。
這就是所謂的“折色”。
對弘治皇帝來說,這買賣太誘人了。
以前收糧食還得等收成,現在收白銀,立馬就能入庫。
史料上說,這規矩一改,明朝的鹽稅收入瞬間多了上百萬兩。
國庫鼓了,皇帝樂了,葉淇和背后的鹽商們也都笑得合不攏嘴。
看著像是順應潮流的好事,可孟森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葉淇這賬,算漏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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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光盯著錢袋子,忘了槍桿子。
商人只要掏銀子就能拿鹽引,不用運糧也不用種地,誰腦子進水了還去邊境那種苦寒之地受罪?
報應來得極快:
頭一個,商屯徹底涼了。
西商、徽商卷鋪蓋走人,帶著本錢去了江南享福。
邊境的田地沒人管,眨眼就荒草叢生。
再一個,供應鏈斷得干干凈凈。
以前是實打實的糧食入庫,當兵的張嘴就有飯吃。
現在朝廷收的是滿庫銀子。
有人可能覺得,有錢還怕買不到糧?
發給邊軍不就結了?
這正是葉淇腦子最不好使的地方。
邊關不是富庶的江南,那地方地廣人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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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有商屯,地里有糧,錢才有用。
現在商屯沒了,商人跑了,你就是給士兵發座金山,在那個荒涼地界也換不來一碗粥。
供需徹底亂套,這就是為啥邊境米價能翻十倍的根本原因。
更要命的是,朝廷收上來的那點銀子,真能發到士兵手里嗎?
封建官場的黑洞,大家心知肚明。
幾百萬兩銀子在京城轉一圈,層層扒皮、克扣,最后能落到邊軍飯碗里的,恐怕連十分之一都不到。
結局早已注定。
廢了開中法,那個曾經追著蒙古人打的明軍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面黃肌瘦、衣不蔽體的叫花子兵。
衛所的長官為了撈錢,把士兵當牲口使喚,逼得士兵四處逃亡,衛所制度算是徹底塌了房。
雖說史書常夸弘治朝是“中興”,但在國防這塊,這恰恰是明朝走下坡路的開始。
虞臺嶺那一仗,明軍面對蒙古鐵騎已經只有招架之功。
原本固若金湯的九邊重鎮,變成了一個填不滿的無底洞,日夜不停地吸食著帝國的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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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淇或許是個理財的好手,但在大戰略上,他就是個盲人。
他以為把實物稅變成貨幣稅是提高了效率,實際上,他是親手拆了大明朝最精密的一道防火墻。
這筆賬,他算得太小家子氣,也太短視了。
信息來源:
《明史》,中華書局,2015年。
喬宇:《明代嘉隆時期鹽法改革探析——兼論余鹽開中與開中折銀》,《鹽業史研究》202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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