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八路軍對小日子的擲彈筒非常頭疼，直到一位高人出現！

1941年春天，太行山深處一聲悶響，炮彈準確落在700米外。在場的人都屏住了呼吸——這門用鐵軌敲出來的土炮，射程居然比日本原版還遠200米。

消息傳到日軍那邊，對方的反應是:八路軍搞到了留洋專家。他們猜對了一半，這背后確實有個留過洋的人，但這人走過的路，遠比"專家"兩個字復雜。

他叫劉鼎，四川南溪人，西安事變的幕后英雄，太行兵工的靈魂人物。

1903年冬天，劉鼎出生在四川南溪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家庭。小時候最愛玩的就是拆鬧鐘，鋸子、刨子、鑿子擺了一桌，反復拆裝，樂此不疲。這個愛擺弄機械的孩子，誰也沒想到，日后會成為中國兵工事業的奠基人之一。

1926年，劉鼎又轉到了蘇聯。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和空軍機械學校，他系統學習了兵器構造、爆破原理、無線電技術——這些硬功夫，日后全派上了用場。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個埋頭學技術的年輕人，回國后干的第一件事，不是搞工程，而是搞情報。

1929年底，劉鼎回到上海。周恩來直接把他安排進了中央特科情報科，任副科長，協助陳賡開展工作。這個轉折來得突然——學機電的去搞情報，聽著不靠譜，但劉鼎偏偏干得風生水起。

但紙包不住火。1931年10月10日清晨，劉鼎在上海外灘公園接頭時被捕，轉押到南京陸軍監獄。這次不是誤會，是真暴露了。妻子吳先清想盡辦法，托人找關系，甚至說動國民黨將領周至柔。周至柔見了吳先清，哈哈大笑:"綠客婆來了！今天要么我把你也關起來，要么把劉鼎放出去。"最終，1932年9月，劉鼎經康澤等人作保獲釋。

出獄后，劉鼎沒回上海，直接去了閩浙贛蘇區。方志敏把他留下，讓他當洋源兵工廠政委:"你見過炮，你來領著造。"當時紅軍連一門小炮都沒有，方志敏急得不行。

劉鼎就用一臺手搖車床，硬是造出了紅軍的第一批自制迫擊炮——3門35毫米口徑的小炮，配上鑄鐵炮彈。方志敏看完都感嘆:他們用這么點破機器，居然造出了小鋼炮，簡直不可思議。

這批炮雖然簡陋，但意義重大——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第一次擁有自己制造的火炮。劉鼎用實際行動證明，理工男搞情報能行，搞軍工更行。

1935年底，上海。張學良托人到處找共產黨，想談合作抗日的事。消息傳到宋慶齡耳朵里，她第一個想到的人就是劉鼎——這人懂技術、搞過情報、蹲過監獄，最重要的是，他能說服人。

1936年3月20日，劉鼎揣著宋慶齡的親筆信，坐火車到了西安。同行的還有兩位國際友人——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醫生馬海德。第二天，張學良在金家巷公館親自迎接。

見面第一句話，張學良就開門見山:"共產黨為何罵我是不抵抗將軍？中東路事件蘇聯紅軍打得我們那么慘，你們為什么還罵我勾結日本？在陜北，紅軍把東北軍打成那樣，這是為什么？"

三個問題，全是硬茬。劉鼎沒躲，一條一條解釋清楚——不抵抗是蔣介石的命令，不是你張學良的本意；中東路事件是歷史遺留問題，不能代表現在；陜北打仗是因為你在"剿共"，現在局勢變了，我們可以合作抗日。

這一聊，就是十多天。張學良越聽越服氣，最后直接把劉鼎留在身邊，公開身份是秘書，實際上是中共駐東北軍黨代表。

劉鼎在西安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建立秘密交通站。他在七賢莊一號租了個房子，掛牌子開牙科診所，找來德國牙醫溫奇做掩護。這個診所成了中共在西安的秘密聯絡點，藥品、軍火、情報，全從這兒走。劉鼎還說動張學良來看牙，這下診所更安全了——連張學良的私人牙醫都在這兒，誰敢查？

第二件，安排周恩來和張學良見面。1936年4月9日晚上，周恩來在延安一座教堂里，跟張學良秘密會晤。這次會談，徹底打消了張學良對共產黨的疑慮。談完后，張學良表態:"你們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勸，一定能把他(蔣介石)拉到抗日戰線上來。"

第三件，密報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11日半夜，西安全城停電。張學良把捉蔣行動部署完，才通知劉鼎:"我和楊將軍決定了，明天拂曉動手，把蔣介石抓起來逼他抗日。你立刻給延安發電報。"

劉鼎這才意識到，張學良醞釀了半年的"大計劃"，就是這個。他趕緊跑到南門電力行買干電池——停電了，只能用電池發報。凌晨2點多，報務員彭紹昆接通延安電臺，發出了關于西安事變的第一個消息。

12月12日拂曉，蔣介石在華清池被活捉。消息傳到西安，指揮部里一片歡騰。劉鼎立刻向黨中央發第二封電報:張楊已活捉蔣介石，八大主張已公布，請速派人來西安共商大計。

三天后，毛澤東回電:擬派周恩來前往西安。12月17日，劉鼎駕駛專機飛到延安。前一天飛了一趟，沒接到人——周恩來一行走到延安城北，被民團阻擊，沒趕上。17日再飛，這次順利，把周恩來、羅瑞卿、李克農等9人接上飛機。

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過程中，劉鼎幾乎天天通宵。他既是中共代表團成員，又要負責安全保衛，還得每天給延安發電報匯報情況。李克農后來說:劉鼎成了代表團的大管家。

事變和平解決后，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反被扣押。東北軍內部炸了鍋，少壯派槍殺了主和派的王以哲將軍，史稱"二二事件"。劉鼎陪周恩來冒險去王以哲家吊唁，穩住了局面，然后連夜把肇事者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送到三原紅軍駐地，避免了東北軍的全面內訌。

毛澤東后來多次說:西安事變，劉鼎同志是有功的。

1940年8月到12月，百團大戰打得慘烈。八路軍最頭疼的，不是日軍的重機槍，不是擲彈筒——這玩意兒專打100到500米這段距離，手榴彈扔不到，迫擊炮又嫌近，正好卡在八路軍沖鋒的路上。

關家垴那一仗，彭德懷親自上了陣地，眼看著戰士被擲彈筒一發發炸倒。打完這一仗，他在軍工部生產會上只說了一句話:"敵人有的東西，我們也得有。"

這個任務，直接壓到了劉鼎頭上。

1940年5月，朱德親自提名，劉鼎調任八路軍總部軍工部部長。彭德懷、左權、楊立三三個人一起送他上任，一路上反復交代："要克敵制勝，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發動群眾，二是要有武器。武器的事，全靠你了。"

劉鼎先干了一件事:造制式步槍。當時各個兵工廠造的槍五花八門，捷克式、三八式、漢陽造、無名式，零件都不通用。劉鼎提出設計一種新槍:槍身短、刺刀長、重量輕，適合山地游擊戰。

1940年8月1日，第一支新槍造出來，彭德懷定名"八一式"步馬槍。這槍有個絕活——刺刀彈出特別快，往往日軍還沒把"三八大蓋"的刺刀安上，八路軍的刺刀就已經刺過來了。關家垴戰斗，陳賡的386旅拿著這批新槍，把日軍打得夠嗆。

但擲彈筒的問題更棘手。

1940年秋天，彭德懷再次召開軍工部會議，直接下令:"敵人有擲彈筒，我們也必須有！"

劉鼎接到任務時，手上幾乎什么都沒有。沒圖紙，日軍的技術資料根本搞不到。繳獲的實物樣品還在從前線往后方送的路上，一時半會到不了。

劉鼎等不了。他憑著在蘇聯學過的兵器原理，自己動手畫了第一張擲彈筒示意圖，交給郭棟才、唐成儀、石崇江幾個技術員先做樣品。等百團大戰繳獲的日制擲彈筒終于送到太行，再拿實物對照調整。

但真正的麻煩，是兩道繞不過去的坎。

第一道坎:沒有鋼。

造炮筒得用好鋼，柳溝鐵廠煉出來的是白口生鐵。這種鐵又硬又脆，拿來做鍋都勉強，做炮筒？一炮下去自己先炸了。

劉鼎的辦法是拆日本人的鐵路。

八路軍和民兵夜間破襲，從敵占區把鐵軌拆回來。一根鐵軌扛回山里，在高溫爐子里反復鍛打，從細長的鐵軌脊上截下一段，墩成400毫米長的實心圓柱，再在簡陋的機床上一點一點打眼、掏空，變成炮筒的毛坯。

一門炮筒要消耗一米多長的鐵軌，50多公斤重。這活純靠人力，沒有動力錘，全是工人拉著自己改裝的吊錘一下一下砸出來的。

第二道坎更棘手:沒法刻膛線。

日制擲彈筒內壁有膛線，彈體上裹著紫銅彈帶，發射時膛線和銅帶咬合旋轉，保證炮彈飛行穩定。可太行山上既沒有加工膛線的精密設備，也搞不到紫銅。

換成一般人，可能就卡在這兒了。沒有膛線就沒有精度，沒有精度這炮等于廢鐵。

劉鼎的選擇非常果斷:不要膛線了。

他把炮筒改成滑膛結構，彈體改成類似迫擊炮彈的短小尾翅設計，靠尾翅穩定飛行。為了彌補滑膛帶來的精度和射程損失，他做了一個關鍵改動——把炮管從日制的280毫米加長到400毫米，筒壁同步加厚。管子長了，火藥氣體推動彈體的行程就長，初速更高，射程自然就上去了。

彈體的問題交給了留德歸來的冶金工程師陸達。陸達和工人孫兆熙一起，把國外鑄鐵韌化處理的工藝和太行山當地民間的煙火技術做了嫁接，反復試驗后，搞出了一種火焰反射加熱爐。

用這個爐子把白口生鐵悶火處理，出來的鑄件有了韌性，能上車床切削加工了。

整個過程說白了就是三步:拆鐵軌當鋼用，燒土鐵當彈殼，砍掉膛線換思路。

但這三步，每一步都有人付出了血的代價。

一次試驗，射手魏振樣把正打算試炮的劉鼎推到身后，自己走上前去操作。不料，這次試驗發生了炸膛事故，魏師傅的右臂當場被炸斷。

就這樣，經過無數次失敗，1941年4月，第一批擲彈筒試制成功。

試射那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一聲悶響過后，炮彈準確落在預定位置——700米外！

比日軍的500米射程，足足多了200米。

從1941年開始，水窯一所、高峪三所同時開工，擲彈筒開始批量生產。主力部隊一個戰斗班配一門，前線部隊用上之后反饋:比繳獲的日本貨還順手。

消息傳到日軍那邊，對方的反應是:八路軍搞到了留洋專家。

他們猜對了一半。這背后確實有個留過洋的人，但這人走過的路，遠比"專家"兩個字復雜。

從1940年到1945年抗戰勝利，太行軍工部共生產了2500余具擲彈筒、20多萬發炮彈。此外還造槍9758支，修槍近萬支，復裝和新制槍彈223萬發。

彭德懷說:劉鼎在軍工部的四年，是太行兵工的鼎盛時期。

1949年10月19日，周恩來任命劉鼎為重工業部副部長，分管兵工、機械、船舶、汽車和電器。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正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第一屆兵工會議，立即變成戰備動員會議。劉鼎組織全國兵工廠緊急動員，不分白天黑夜加緊生產。

前線急需反坦克武器，劉鼎立即組織研制生產了57無座力炮、90火箭筒，以及反坦克手榴彈和反坦克地雷。這些新型武器運到前線，深受志愿軍指戰員歡迎。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劉鼎領導的10萬軍工戰士做出了巨大貢獻。

1951年4月，劉鼎兼任中央軍委兵工委員會委員和兵工總局局長。1952年，他主持確定了中國第一批18種陸軍制式武器型譜，其中仿蘇武器15種，自行設計3種。

但好景不長。

1953年，劉鼎受到錯誤處分，被內定"不得重用"。具體原因，至今說法不一，但跟康生等人的逼迫脫不開關系。

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后，中央開始恢復劉鼎的名譽。1983年和1986年，中央做出了兩次恢復劉鼎榮譽的決定。

1986年，劉鼎病重住院。中共中央組織部召開"關于復查劉鼎同志一九五三年所受處分問題座談會"，一致認為1953年給劉鼎的處分是個錯案，應予撤銷。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共中央組織部簽發了撤銷處分的決定，并派人到病床前宣布。

1986年7月25日，劉鼎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習仲勛題詞:兵工泰斗，統戰功臣。

毛澤東生前多次說:西安事變，劉鼎同志是有功的。

劉鼎自己說過，他這一生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參加西安事變，二是組織軍工建設。

從德國、蘇聯繞了一大圈，到上海搞情報，到西安促成張楊合作，到太行山造擲彈筒——這個四川南溪的理工男，用自己的方式，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那門用鐵軌打出來的土炮，射程700米，比日本原版遠了200米。這不僅僅是技術的勝利，更是一種精神的勝利:窮不是問題，關鍵是窮的時候敢不敢把原來的路子全扔掉，用自己手里有的東西重新走一條。

劉鼎干的這件事，本質上不是"仿制"，而是"重構"。他看明白了擲彈筒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在近戰距離上補上手榴彈和迫擊炮之間那段火力空白。

至于用膛線還是滑膛、用好鋼還是鐵軌、用銅帶還是尾翅，那都是手段，不是目的。

把目的想透了，手段怎么變都行。

這大概也是太行軍工留給后人最實在的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