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穿越百年的晚清民國老照片,是凝固的時光證言。它們既定格了歌女、宗室格格、蒙古族女性、尋常閨閣女子等不同階層女性的妝容儀態與人生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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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照片出自民國初年的畫冊,標題“A customs of Singer”點明了三位女子的身份。中間女子的頭飾更為華麗,手持團扇;左右兩人則手持折扇,這些都是當時歌女的標志性道具。她們并非普通閨秀,而是活躍于晚清至民國初年的歌女(藝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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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群體常以才藝謀生,也是較早接觸攝影的女性群體,留影既為自我留念,也可作為“名片”吸引主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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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照片拍攝于1889年的天津,是晚清時期照相館里的一幅布景人像。畫面中,兩位年輕女子并肩而坐,一位將手臂輕搭在另一位的肩頭,姿態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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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她們樸素的衣著、簡單的頭飾以及拘謹的神態來看,這兩位女子很可能并非大戶人家的小姐,而是普通人家的女兒或大戶人家的丫鬟。在19世紀末的天津,這樣的合影是一種新鮮的時髦,也是她們人生中難得的“留影”機會。
她們身著典型的晚清漢族女子服飾,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們的“三寸金蓮”,這是當時漢族女性普遍遭受的身體束縛,一位手持折扇,另一位則拿著書卷或手帕,這些都是當時女性肖像照中常見的道具,用以營造溫婉、知書達理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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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照片由西方攝影師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拍攝于內蒙古察哈爾草原,照片中的女性屬于蒙古族察哈爾部。察哈爾部是蒙古黃金家族(成吉思汗直系后裔)的核心部落,清代被編為“察哈爾八旗”,承擔著戍守邊疆、牧養官馬的職責,是清廷管控蒙古高原的核心力量,其社會地位在蒙古各部中尤為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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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婦女佩戴的是“固姑冠”(又稱罟罟冠)的清末簡化版本,這原本是蒙古族貴族婦女的標志性頭飾,以樺樹皮為骨架、外覆布帛并裝飾珠翠,清末逐漸簡化為小型冠帽,僅在節日或重要場合佩戴。左側婦女的頭飾是平民階層的節日裝扮,以銀飾、珊瑚珠點綴,雖不及貴族華麗,但仍保留了蒙古族“以飾為貴”的審美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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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張拍攝于清末民初江南地區的影像,畫面中的女性是當時高級歌伎(又稱“書寓先生”或“倌人”),她手持的琵琶是江南歌伎必備的表演技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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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江南的歌伎分為“書寓”“長三”“幺二”等不同等級,照片中的女性屬于“書寓”階層——這是歌伎中的最高等級,以曲藝、詩詞為核心技藝,“賣藝不賣身”是其基本職業準則,主要為文人雅士的宴飲、雅集場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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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的女性是掄杏倩(又作倫杏倩),她是晚清宗室載倫與孫用智(晚清重臣孫寶琦之女)的女兒,屬于清代宗室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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掄杏倩的外祖父孫寶琦是晚清重要官員,曾擔任山東巡撫、國務總理等職,家族兼具政治與社會影響力;父親載倫是清代宗室,這一身份讓她在民國初期仍能維持旗人貴族的生活方式。照片拍攝于1922年,此時溥儀仍居紫禁城,清室優待條件尚未廢除,北京的宗室貴族仍保留著部分禮儀與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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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北方大饑荒中,一位老人為生存掙扎的瞬間。
1919—1921年,華北五省(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陜西)遭遇了持續三年的特大旱災,赤地千里,顆粒無收。僅1921年,受災縣份就達340個,災民超過3000萬人,約50萬人死于饑餓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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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正值北洋軍閥混戰時期,各地軍閥為籌措軍費,橫征暴斂,甚至截留賑災糧款。政府的腐敗與無能,讓本就深重的災難雪上加霜。當糧食耗盡,災民們只能剝樹皮、挖野菜(如照片中老人懷里的野菜)、吃觀音土,甚至出現“人相食”的慘劇。《申報》記者在災區看到,“樹皮被剝光吃凈,沿途餓斃者無人掩埋,暴尸荒野”。
在極端的生存壓力下,人口買賣成為普遍現象。在直隸等地,一名15-20歲的少女售價僅1元,5歲以下的兒童甚至找不到買主,無數家庭在饑荒中支離破碎。數百萬災民為了活命,背井離鄉,形成了規模龐大的流民潮。他們涌向城市,卻只能在街頭乞討,或在饑寒交迫中倒斃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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