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戰后是如何恢復人口的？當地女性忍痛講述，有些招數令人咋舌

1978年初春，湄公河三角洲的一個集市上，剛滿十八歲的阮氏梅背著第三個孩子領糧，她記得干部拿著表格低聲嘟囔：“下次可別晚了。”那一幕，成為戰后越南恢復人口運動的縮影，也照出無數女性難以言說的痛楚。

勝利與統一的喜悅在1975年五月迅速被數字擊碎。官方清點，全國僅剩大約四千八百萬人，男女比例最高失衡的義安省，女性竟達男性的三倍。更棘手的是，1945年至1975年的連環戰爭奪走了八百多萬青壯年，幾乎掏空兵源與勞動力。糧田需要插秧，工廠需要轉動，部隊還要守邊，國家亟須把人口缺口補上。

當年六月，中央政府連續下發三份文件，直截了當地把“多生”列為重建任務。文件里寫著兩行醒目的數字：三胎有補貼，五胎有勛章。政策旋即下沉到縣社，宣傳車沿著鄉路放著喇叭，“多生就是愛國”成了家喻戶曉的口號。對缺乏耕牛和化肥的農村而言，額外糧票、布票極具誘惑；對無數失去丈夫的寡婦來說，卻是沉甸甸的負擔。

越南婚姻法原先規定女子十八歲才能結婚，卻在1976年修改為十六歲即可登記。年紀尚小的少女突然被推上生產人口的前線，心智猶未成熟，只能硬著頭皮嫁人。更極端的做法是“配偶調劑”。農村里的退伍老兵常常同時分到兩三個妻子，干部一句“國家需要”，沒人敢反駁。安江省一位殘疾軍人回鄉半個月，就被安排住進大隊部旁空屋，夜里燈火不停熄滅，輪番探望他的女人們壓根不敢抬頭交談。

政策不僅激勵，也伴隨懲戒。胡志明市一家醫院的女護士因拒絕第三胎，被點名去“再教育”。數周后，崗位被替換，戶口糧本也被扣留，只能被迫到邊境農場割膠。她回憶那段時光時淡淡一句：“不生，就是錯誤。”短短七個字，戳穿了自由選擇的幻覺。

值得一提的是，行政推進之外，有一套半官方、半傳統的社會網絡在運作。村婦聯干部掌握著村里所有育齡女性的“月事簿”，誰錯過上報周期，就要被請到議事堂“說明情況”。有人曾輕聲質疑：“身體撐不住了。”得到的回答只有一句：“為國家忍一忍。”這句口頭禪，讓很多女人把風險咽進肚里。

1980年，國家進一步上調獎勵，上報生育十胎的母親可獲“英雄母親”稱號，配發終身口糧。表彰大會上，胸前掛滿勛章的婦女擠滿主席臺，廣播里反復播出她們的名字。可在醫院產房里，難產率卻直線攀升。條件簡陋、缺乏抗生素，產褥感染時有發生。官方統計1977至1984年間孕產婦死亡率高達千分之七，遠超戰前水平。當時醫護人員常常用自制麻藥，剪刀在暗淡燈泡下閃著冷光，哭聲此起彼伏。

人口數據終于在1985年出現拐點，總數突破六千一百萬人。政府原本計劃繼續沖刺，卻發現糧票緊張、城市就業捉襟見肘。工廠里，幼兒急需托管；課堂上，老師不夠、課桌不夠。于是，風向轉變。1992年頒布的新婚姻法明確禁止一夫多妻，次年“計劃生育”四字首次寫進政策條文。過去生了七八胎的所謂“英雄母親”，補貼被取消，榮譽證書尷尬地躺在抽屜里。有人苦笑：“英雄一夜之間成了包袱。”

突然剎車讓不少家庭措手不及。法律規定超生需繳罰款，部分地區還與學校入學掛鉤。更滑稽的是，村里干部前一年還催著“再生一個”，第二年卻登門征收“超生費”。兩張截然相反的通知書掛在同一堵墻上，仿佛歷史在自嘲。

縱觀越南戰后二十年的生育政策，可以看到一條搖擺的軌跡：極端短缺催生極端擴張，擴張帶來新的資源壓力，再逼出收縮。每一次轉向，首當其沖的都是女性。她們在政策的浪潮中被推著前進，幾乎沒有議價空間。法律條文往往只有冰冷字句，背后卻是成千上萬的家庭悲喜。

遺憾的是，外界常對越南快速破億的人口規模贊嘆，卻忽視了代價——失衡的教育資源、長期被忽略的婦女健康、以及頑固的性別觀念。官方數據顯示，1998年時，全國仍有超過三成農村婦女因頻繁生育導致慢性盆腔疾病，醫療投入卻十分有限。直到本世紀初，一夫一妻的法律雷霆仍難撼動部分山村私下的舊習，性別平等在紙面之外走得步履沉重。

同樣的數字，如果用另一種視角審視，就會看到難以估量的情感裂縫。一個國家要在廢墟上重建，必須有人口作支撐，這是客觀規律。然而，當生育變成行政命令，母親成為指標，生命價值被量化，那些被忽略的哭泣和疲憊就無處訴說。阮氏梅年過花甲時對鄰居說：“當年沒人問我們想不想，只問能不能再生。”簡單一句話，隱含數不清的夜晚與傷痕。

如今越南突破一億人口，經濟外向型產業蓬勃，勞動力紅利成為招牌。但在河內國家婦產科醫院檔案庫里，厚厚的黃皮病歷本靜靜擺放，頁碼上寫著1976、1977、1978……那是一代女性的身體記錄，也是政策搖擺的見證。人口數字不斷增長，記憶卻無法被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