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模型邊界：經濟學為何需要重拾敘事

近年來，經濟學正經歷一場深刻的方法論反思：當學科日益依賴精密的數學模型追求“科學化”的同時，是否也在無形中遠離了真實世界——那些驅動人類行為的情感、故事與文化意義？數學自20世紀成為主流分析工具，推動了學科的嚴謹化，也可能窄化了其理解現實的維度。值得注意的是，“敘事轉向”早已在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中悄然發生，學者們借助敘事分析理解社會現象、意義建構與集體行為。如今，這一趨勢正延伸至經濟學領域，引發學者追問：經濟學是否已準備好迎接一場“敘事轉向”？在模型與敘事之間、在量化嚴謹與人文洞察之間，經濟學能否重新找回“人的故事”，重建其對復雜經濟世界尤其是宏觀波動與系統性風險的整體解釋與現實回應能力？本報記者就此梳理了學界的最新討論，并采訪了相關學者。　　

反思經濟學研究“過度”模型化現象

經濟學是否已陷入“過度”數學化的困境？學科視野是否正日益封閉？此類質疑已引發學術界與公共領域的持續反思。2016年，英國科學院院士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就曾在《報業辛迪加》上撰寫《經濟學家與經濟現實之爭》一文指出，經濟學不僅疏遠了其他社會科學，其方法論也日益偏離現實世界的復雜運作。經濟學教育尤其存在結構性問題：學生被要求熟練掌握數學模型與方程求解，卻很少接觸心理學、歷史學、哲學乃至政治學。這種培養方式使學人精于局部推演，卻難以形成理解真實經濟的整體視野。

這種視野的缺失，進一步固化了經濟學將經濟視為一臺精密機器的認知，認為其理想狀態“一般均衡”可通過聯立方程求解。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波動、沖突或不平衡，則被視為“摩擦”或“故障”，是需要被排除或修正的異常現象。然而，被模型視為干擾項的“摩擦”，在現實中往往是一種重要的因素，如人的情感、敘事、非理性行為，以及復雜的社會互動。盡管現代經濟學已嘗試將某些摩擦內生化，但敘事、情感等維度仍常被忽略。經濟學若只視其為“噪聲”，便難以真正理解經濟的動態與危機。斯基德爾斯基認為，這種思維直接影響了經濟學對經濟系統的想象。

這一認知脫節進一步體現于其數學工具的局限。正如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在近期評論中所指出的，問題的核心或許并非“過于數學化”，而在于所依賴的數學工具過于單一、僵化，仍停留在一種基于經典物理學范式的“牛頓式數學”，即在約束條件下運用微積分進行優化求解。這類方法在回答某些靜態、局部的問題時或許有效，例如制造商如何確定價格和產量以實現最大利潤，或消費者如何在有限預算下選擇商品組合來獲得最大滿足。然而，它們卻難以把握宏觀經濟的周期波動、金融系統的內在脆弱性，也無法解釋個體如何受算法與敘事影響而作出非理性決策。

近年來，經濟學也逐步引入復雜性科學、網絡分析、行為實驗等方法，試圖突破傳統數學工具的局限。然而，這是否意味著現有數學工具已失去價值甚至應予拋棄？英國伯明翰大學經濟學系榮休教授羅杰·巴克豪斯（Roger E. Backhouse）對此持謹慎態度。在回顧美國經濟學家、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的工作方式時，巴克豪斯指出，“優秀的經濟學者都明白，模型無法囊括一切現實，因此必須借助判斷力、參照其他理論以及不同類型的證據，才能決定某個模型是否適用于具體情境”。薩繆爾森對重大經濟問題所作出的預測，正是基于對不同模型的審視，結合當時的事件動態、政治形勢以及統計數據，才最終得出結論。

巴克豪斯認為，經濟學始終需要新理論，從來不存在完美無缺的理論體系。他認為，真正的變化往往來自對具體問題提出務實的解決方案，而非刻意追求范式革命。至于這項工作是否需要引入新型數學工具甚至非數學方法，如歷史視角、行為分析以及跨學科方法，巴克豪斯坦言，“目前我還沒有答案”。　

　敘事是經濟學研究中不容忽視的因素

當數學工具本身的適當性受到質疑時，經濟學對數學的過度依賴所暴露的另一問題也愈發突出：對人類敘事的系統性忽視。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商學院金融學教授蘭德爾·莫克（Randall Morck）指出，二戰后數學在經濟學界占據主導，是受物理學的影響，經濟學逐漸從“由句子和段落構成的領域”轉變為“由方程構成的領域”。數學增加了學科的嚴謹性，迫使學者更清晰地表達本意，卻也導致了思維的僵化，尤其犧牲了驅動創新、生產力與繁榮的人類敘事。

這一局限在傳統經濟建模中尤為明顯。莫克援引了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理論：現實中人的決策理性受制于信息有限、認知局限與時間壓力三重根本約束，通常并不追求理論上的“最優化”，而是轉向“滿意度”，即尋找足夠好、能滿足基本要求的方案。例如，面對餐廳里數十道菜品時，人們并不會如經濟模型假設那般，進行煩瑣的概率計算與效用最大化求解。

莫克在其研究中，對主流經濟學模型的局限提出了深刻見解。他援引了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著名的“創造性破壞”理論，該理論將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歸結為更高生產率的新技術不斷替代舊技術的過程。然而，莫克指出，主流經濟學模型（尤其是那些仿效自然科學、追求形式化嚴謹的模型）通常建立在已知選項和可量化概率的基礎之上，旨在解釋經濟主體如何在既定可能性中作出最優選擇。

莫克認為，這種分析框架恰好忽略了“創造性破壞”中“創造”這一最核心、最難以模型化的部分。新技術、新觀念或新敘事是人類思維的嶄新創造，在它們被構想出來之前，根本不存在一個可被描述的“概率分布”。因此，經濟學的雄心如果僅僅局限于分析“選擇”，便無法真正理解經濟增長和體系演化的源泉。經濟學必須拓展其視野，去嘗試闡釋“新的可能性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而這正是敘事、文化等非傳統量化維度可以發揮關鍵作用的領域。

莫克進一步闡釋，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可能正源于這種“創造”過程。當人們面對經濟決策時，往往會調用并重組記憶中“問題—應對—結果”的三元敘事。這些附著情感的記憶片段，通過創造性的重組，便可能形成新的行動方案。其中，那些能帶來更高生產率的敘事會被經濟系統篩選并留存。因此，經濟增長在本質上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敘事的創造性組合與演進過程。

在接納敘事這一維度時，傳統理性模型應如何與之融合？巴克豪斯提供了一個溫和而關鍵的平衡視角。在他看來，厘清完全理性假設下的行為結果仍然具有重要意義，這種理論模型可以作為關鍵的參照基準，因為它建立了清晰的比較框架，能夠揭示實際決策行為與理想狀態的差距及其成因。巴克豪斯特別指出人類具備學習能力這一特征。如果學者能夠確定在充分學習條件下人們的行為模式，大致相當于理性預期所描述的狀態，就可以在此基礎上深入探究：為何實際行為仍然會系統性地偏離理性選擇的預測？同時他提醒我們注意，非理性行為本身可能呈現出高度復雜且多元的表現形態。　

　敘事經濟學理論有待進一步完善

近年來，敘事經濟學正在進入主流經濟學的視野。《福布斯》雜志稱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于2020年出版的著作《敘事經濟學》標志著這一領域的關鍵突破。他主張建立一個全新的經濟學分支——敘事經濟學（narrative economics），專注于研究那些具有“傳染性”的流行敘事如何隨時間傳播、演變，并最終驅動重大經濟波動。

希勒將敘事視為文化、時代精神與經濟行為變革的核心載體。在書中，他系統梳理了十組“永恒的經濟敘事”，如恐慌與信心、節儉與奢侈、機器與就業等，在一個多世紀里的循環更迭：一種敘事興起后，往往被其對立敘事取代，而后者又會以新的形式被前者重新替代。他還表示，可以將這種敘事傳播的“感染效應”（contagion）納入經濟理論，正視敘事作為影響經濟的重要因素。

然而，敘事經濟學在走向成熟的過程中仍面臨理論與方法上的挑戰。意大利基耶蒂-佩斯卡拉大學神經科學系生物行為經濟學教授皮爾·路易吉·薩科（Pier Luigi Sacco）認為，經濟學界對“敘事”本身仍缺乏統一定義和扎實的理論基礎，多數研究停留于量化描述，缺乏將其視為經濟活動主動驅動力的理論范式。

盡管有學者認為，經濟學尚未準備好迎接“敘事轉向”，但這一轉向的脈絡正在被重新梳理。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歷史與哲學經濟學教授瑪麗·摩根（Mary S. Morgan）與美國圣母大學文科學院、歷史學系雙聘副教授托馬斯·斯塔普爾福德（Thomas A. Stapleford）在2023年于《政治經濟學史》發表的文章中指出，即便在數學與統計學主導的20世紀，敘事也從未被完全拋棄，而是以多種方式服務于經濟學的不同目的，并發揮著探索、解釋等重要作用。

為夯實學理基礎，學者們正試圖提煉敘事的核心特征。2023年，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宏觀經濟學教授邁克爾·羅斯（Michael Roos）等人于《經濟調查雜志》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對“集體經濟敘事”（collective economic narratives）的界定：它必須產生于社會情境中，具有意義建構功能，面向特定群體，蘊含行動建議，并能產生經濟影響。這有助于將敘事與一般“話題”或其他對經濟影響力較弱的故事區分開來。在方法論上，羅斯等人認為，僅靠主題模型等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已不足以捕捉敘事的動態與因果機制；要邁向真正的“實證敘事經濟學”，必須結合并開發更能捕捉敘事動態與因果機制的新分析工具。　

　跨學科融合勢在必行

要推動敘事經濟學從理論建構走向成熟應用，突破現有方法論局限是核心挑戰。在此背景下，跨學科研究能夠為此帶來顯著益處。畢竟，敘事本身的界定維度、解釋范圍及其傳播演變機制在不同學科中往往存在差異，而單靠經濟學的傳統分析工具，已難以全面捕捉敘事對集體行為的影響路徑與作用機制。

巴克豪斯認為，跨學科合作和對話應該更加頻繁。他指出，相較于其他社會科學，經濟學家對跨學科研究的熱情并不高，但合作一直以具體項目為載體悄然進行。“關鍵在于通過成功的合作范例來證明價值，”巴克豪斯表示，“與其空談跨學科的重要性，不如用實際的研究成果來展示，這種對話如何能解決單一學科無法觸及的復雜問題。單純為跨學科而設立的政策，若缺乏清晰的問題導向，往往難以持久。”

這一思路自然延伸到經濟學教育的源頭——課程改革。如何培養下一代經濟學家，使他們具備駕馭敘事與數據雙重現實的能力？巴克豪斯提出了一個啟發性的構想：“或許可以開設一些以問題為核心的課程，讓來自不同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共同分析同一個議題。”但他也提醒，這要求課程體系本身更具彈性，“我們必須審慎思考，如何在保證經濟學核心技能訓練的同時，為學生鋪就參與這種高階綜合討論的知識階梯”。

這場方法論反思的終極目標，并非顛覆經濟學的數理根基，而是為其注入更完整的現實感與人文洞察力，在模型的嚴謹性與世界的復雜性之間重建平衡。敘事，從來不是經濟學的陌生來客，而是其工具箱中一個一度被邊緣化、如今正等待召回的維度。正如莫克所指出的，科學中最深奧的問題關乎可量化的概率與結果，而經濟學中最深奧的問題關乎人類繁榮與發展。未來的經濟學，或許將不再只是數學模型的疆域，而是一片由數據、敘事與多元方法共同織就的圖景——它更具解釋力，更能回應真實世界的復雜問題，也蘊含著更豐富的人文溫度。

本報記者 劉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