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長蔣萬安,履歷很“洋”:美國名校法學博士,做過并購律師,公開場合講話也偏理性克制。
偏偏在給孩子起名這件私事上,他沒走潮流路子,三個兒子分別叫蔣得立、蔣得宇、蔣得希,中間那個“得”字一字不改。
得立、得宇、得希,乍一聽不花哨,甚至有人覺得“老派”,問題出在三個名字都帶同一個字:得。
這在傳統家族里很常見,叫“排輩”,輪到哪一輩,就用哪一個字,方便認親、記世系,也是一種規矩感。
蔣家排輩的說法,常見版本是十個字:“祁斯肇周國,孝友得成章”,按照這種排法,蔣介石屬于“周”字輩,蔣經國屬于“國”字輩,蔣孝嚴屬于“孝”字輩。
再往下排,本來有“友”,后面才輪到“得”。現實里因為歷史原因、家庭關系變化,這一套并非每個人都嚴格照做。蔣萬安自己就沒用到“友”字。
關鍵點在于:輪到他給下一代起名時,他選擇把孩子拉回到這個序列里,讓三個兒子統一進“得”字輩。
至于三個名字后兩個字,基本都能按常見的漢字意思去理解:“立”是站得住、做人要正,“宇”是屋檐、氣度、格局,“希”是希望。
蔣萬安反著來,用最傳統的方式把孩子拴進家族系統,名字寫在戶口、證件、學校名單上,一輩子都改不了幾次。
對政治人物而言,這類細節比口號更耐看,因為這是在家里拍板、自己承擔后果的決定。
想看懂他對“根”的在意,還得回頭看他自己的名字,“萬安”聽起來像祝福語,其實常被解讀為一個地名記憶。
公開資料和媒體敘述里提到過一種說法:蔣家在戰亂年代輾轉途中,和江西萬安這塊地方有過艱難的停留經歷,長輩用“萬安”二字提醒后人別忘了苦日子、別忘了來處。
這個說法具體細節外界很難完全核實,但它能解釋一點:蔣家后人取名時,常把“記事”放在“好聽”前面。
蔣萬安的個人經歷也帶著“來回折騰”的味道:早年在美國讀書、工作,履歷漂亮,屬于標準的國際路線。
后來他在家族身份上做過一次很醒目的選擇——認祖歸宗、改回“蔣”姓,這件事當時就引發很多聯想:有人說是政治盤算,有人說是家族壓力,也有人認為是個人認同,外人很難替他下結論。
但把這些點連起來看,會發現邏輯很簡單:一個人如果只想走“去家族化”的精英路子,最省事的做法是把私人生活盡量做輕、做淡,名字也取中性一點,少惹爭議。
蔣萬安偏偏反其道而行:先在姓氏上把自己放回蔣家序列,又在孩子命名上把下一代推進族譜排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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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點很現實:蔣家這個姓在臺灣社會意味著什么,大家心里都清楚,用這個姓,爭議和壓力會自動跟上來。
選擇改回去,本身就等于把“麻煩”背回身上。接著又給孩子取“得”字輩的傳統名字,相當于把這種綁定延續到下一代。
從生活角度看,這不浪漫,也不時髦,但很硬:把家族故事寫進日常,把“根”這件事落到能看得見的地方,無論外界怎么吵,他家里先把規矩立住了。
政治人物在臺上說話,很多時候要算分寸:選民結構復雜,議題敏感,講多講少都可能挨罵,蔣萬安在公開場合的表達,常見風格就是謹慎、偏技術官僚那一套,盡量不把話說死。
以后孩子長大,去學校、出國、工作,別人問起名字來歷,總繞不開“為什么三個兄弟都叫得”。
解釋到最后,往往就會講到族譜、輩分、奉化溪口這些老地名,講到家里怎么想的、怎么傳下來的。
這也是名字最“狠”的地方:它逼著人記住故事,很多家庭的傳統斷掉,不是因為誰宣布斷,而是因為下一代根本不知道該從哪講起,排輩字就是一個入口,簡單粗暴,記住一個字就能往上追一串人。
所以,蔣萬安的命名選擇會被解讀為“逆流而上”,原因很現實:當社會氣氛傾向切割、淡化、重塑身份時,他在家里做了相反動作,把傳統符號放大、固定、延續。
外界可以懷疑動機,可以爭論立場,但很難否認一點——這種選擇成本不低,且會持續很多年。
從市政角度,他也常談家庭、育兒、居住這類議題,主打讓年輕人愿意生、養得起、住得穩。
這類政策討論當然可以很現代,但價值取向里也看得見傳統家庭觀的影子:家要有人丁,要有傳承,要把日子過成一代接一代。
名字改變不了現實政治,也解決不了兩岸所有分歧,但它能保住一條線:記憶怎么傳、故事怎么講、身份怎么認。
口號會過期,新聞會翻篇,證件上的名字卻會跟一輩子,蔣萬安用最樸素的方式告訴外界:有些東西可以沉默處理,有些東西在家門里先定下來,對他來說,“根”這件事,至少沒打算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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