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蔣萬安給兒子們起的名字，就知道他骨子里的中國人身份，藏不住

臺北市長蔣萬安，履歷很“洋”：美國名校法學博士，做過并購律師，公開場合講話也偏理性克制。

偏偏在給孩子起名這件私事上，他沒走潮流路子，三個兒子分別叫蔣得立、蔣得宇、蔣得希，中間那個“得”字一字不改。

得立、得宇、得希，乍一聽不花哨，甚至有人覺得“老派”，問題出在三個名字都帶同一個字：得。

這在傳統家族里很常見，叫“排輩”，輪到哪一輩，就用哪一個字，方便認親、記世系，也是一種規矩感。

蔣家排輩的說法，常見版本是十個字：“祁斯肇周國，孝友得成章”，按照這種排法，蔣介石屬于“周”字輩，蔣經國屬于“國”字輩，蔣孝嚴屬于“孝”字輩。

再往下排，本來有“友”，后面才輪到“得”。現實里因為歷史原因、家庭關系變化，這一套并非每個人都嚴格照做。蔣萬安自己就沒用到“友”字。

關鍵點在于：輪到他給下一代起名時，他選擇把孩子拉回到這個序列里，讓三個兒子統一進“得”字輩。

至于三個名字后兩個字，基本都能按常見的漢字意思去理解：“立”是站得住、做人要正，“宇”是屋檐、氣度、格局，“希”是希望。

蔣萬安反著來，用最傳統的方式把孩子拴進家族系統，名字寫在戶口、證件、學校名單上，一輩子都改不了幾次。

對政治人物而言，這類細節比口號更耐看，因為這是在家里拍板、自己承擔后果的決定。

想看懂他對“根”的在意，還得回頭看他自己的名字，“萬安”聽起來像祝福語，其實常被解讀為一個地名記憶。

公開資料和媒體敘述里提到過一種說法：蔣家在戰亂年代輾轉途中，和江西萬安這塊地方有過艱難的停留經歷，長輩用“萬安”二字提醒后人別忘了苦日子、別忘了來處。

這個說法具體細節外界很難完全核實，但它能解釋一點：蔣家后人取名時，常把“記事”放在“好聽”前面。

蔣萬安的個人經歷也帶著“來回折騰”的味道：早年在美國讀書、工作，履歷漂亮，屬于標準的國際路線。

后來他在家族身份上做過一次很醒目的選擇——認祖歸宗、改回“蔣”姓，這件事當時就引發很多聯想：有人說是政治盤算，有人說是家族壓力，也有人認為是個人認同，外人很難替他下結論。

但把這些點連起來看，會發現邏輯很簡單：一個人如果只想走“去家族化”的精英路子，最省事的做法是把私人生活盡量做輕、做淡，名字也取中性一點，少惹爭議。

蔣萬安偏偏反其道而行：先在姓氏上把自己放回蔣家序列，又在孩子命名上把下一代推進族譜排輩。

還有一點很現實：蔣家這個姓在臺灣社會意味著什么，大家心里都清楚，用這個姓，爭議和壓力會自動跟上來。

選擇改回去，本身就等于把“麻煩”背回身上。接著又給孩子取“得”字輩的傳統名字，相當于把這種綁定延續到下一代。

從生活角度看，這不浪漫，也不時髦，但很硬：把家族故事寫進日常，把“根”這件事落到能看得見的地方，無論外界怎么吵，他家里先把規矩立住了。

政治人物在臺上說話，很多時候要算分寸：選民結構復雜，議題敏感，講多講少都可能挨罵，蔣萬安在公開場合的表達，常見風格就是謹慎、偏技術官僚那一套，盡量不把話說死。

以后孩子長大，去學校、出國、工作，別人問起名字來歷，總繞不開“為什么三個兄弟都叫得”。

解釋到最后，往往就會講到族譜、輩分、奉化溪口這些老地名，講到家里怎么想的、怎么傳下來的。

這也是名字最“狠”的地方：它逼著人記住故事，很多家庭的傳統斷掉，不是因為誰宣布斷，而是因為下一代根本不知道該從哪講起，排輩字就是一個入口，簡單粗暴，記住一個字就能往上追一串人。

所以，蔣萬安的命名選擇會被解讀為“逆流而上”，原因很現實：當社會氣氛傾向切割、淡化、重塑身份時，他在家里做了相反動作，把傳統符號放大、固定、延續。

外界可以懷疑動機，可以爭論立場，但很難否認一點——這種選擇成本不低，且會持續很多年。

從市政角度，他也常談家庭、育兒、居住這類議題，主打讓年輕人愿意生、養得起、住得穩。

這類政策討論當然可以很現代，但價值取向里也看得見傳統家庭觀的影子：家要有人丁，要有傳承，要把日子過成一代接一代。

名字改變不了現實政治，也解決不了兩岸所有分歧，但它能保住一條線：記憶怎么傳、故事怎么講、身份怎么認。

口號會過期，新聞會翻篇，證件上的名字卻會跟一輩子，蔣萬安用最樸素的方式告訴外界：有些東西可以沉默處理，有些東西在家門里先定下來，對他來說，“根”這件事，至少沒打算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