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孫毅約孫繼先一起爬泰山，談話間：我還要給博生去掃墓

1979年深秋，濟南的風已經帶著涼意，火車站外人流不斷。遠處的泰山在薄霧中若隱若現，像一位沉默的老人，靜靜看著這座城市的變化。就在這樣一個普通的日子里，兩位在戰火中闖出來的老將軍，再次在齊魯大地碰了面，一段被塵封多年的往事，也跟著慢慢被翻開。

此時的孫毅，已經是解放軍總參謀部顧問，年過花甲許久，卻依舊步履穩健。他這趟南下，是去部隊院校調研，按說行程緊湊，可路過濟南時，心里忽然起了個念頭——去看看那座熟悉又陌生的陸軍學院，再去登一次泰山。因為在他的記憶里，這片土地，不只是山河秀美，更牽著一段叫“寧都”的記憶，和一個叫“博生”的名字。

在孫毅看來，人到七十多歲，很多事可以慢下來，但有兩樣不能放下：一是工作，一是舊友。而這一次，舊友和舊事，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闖進了他的心里。

一、泰山腳下的玩笑話

孫毅在車上就交代隨行參謀，到了濟南，別驚動軍區領導，打個車悄悄去陸軍學院看看就行。他這個脾氣，身邊人都清楚：不愛鋪張，也不愿給別人添麻煩。

消息還是傳到了濟南軍區。軍區首長一合計，這位老首長要真悄無聲息就來了，大家心里反而不踏實。要成群結隊去迎接吧，以孫毅的性子，又免不了埋怨一通。最后，軍區想出個折中的辦法——請一個他絕對不會嫌“多事”的人出面。

這個人，就是時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的孫繼先。

兩人名字里都有個“孫”字，可一點親戚關系沒有，真正把他們連在一起的，是1931年的寧都暴動，是槍林彈雨中的并肩，也是隨后幾十年革命歲月里，時聚時散的戰友情誼。

當年在西北軍、第26路軍時，他們還只是年輕軍官，如今再會，一個七十五，一個六十八，都已經滿頭華發。見面那天，孫繼先一進門，就笑著喊了一聲：“老首長，這次可算把你逮住了。”

這一聲“老首長”，既帶軍中禮數，也藏著戰場上流下來的那點親熱。兩個人一聊上，就停不下來。幾天的調研任務，很快完成，氣氛卻始終輕松愉快，像久別重逢的老戰士，又像許久未見的老街坊。

臨近行程尾聲，孫毅忽然提了個要求：想去爬一趟泰山。他說來山東這么多次，都是匆匆而過，泰山只在車窗外、照片上見過。人老了，有些遺憾，得補上。

孫繼先聽完，笑著打趣：“人生七十古來稀，您都七十有五了，還打算跟年輕人一樣往上沖？”

孫毅摸了摸他那一撮標志性的胡子，語氣很硬朗：“這身板還行，咱們不光爬，還比一比，看誰先上山頂。”

這一來，氣氛更活躍了。說笑歸說笑，陪同的同志還是很謹慎，兩根拐杖提前備好，準備在關鍵時候派上用場。沒想到到了泰山腳下，兩位老將軍看都不看一眼，擺擺手：“不用，走得動。”

山路一開始并不陡，臺階一層層向上伸去。一路上，兩人邊走邊聊，從部隊院校的教學談到軍隊作風，又從年輕時的行軍拉練說到老年保持體力的重要。說話間，時間就這樣過去了。

約兩小時后，中天門已近在咫尺，隨行人員提出先在這兒歇歇腳，喝口水，緩一緩再上去。孫繼先也開口勸：“老首長，別逞強，山不跑，歇會兒再走也不遲。”

孫毅停了一下，抬頭看了眼上方的石級，眉頭一挑：“下山的時候再歇，趁著腿腳還熱，一口氣干脆些。”

既然說好了“比一比”，誰都不愿輕易示弱，尤其是這兩位在戰場上都經歷過生死考驗的老軍人。那一段路，兩人明顯加快了步子，雖然沒有聲張，心里卻都憋著一股勁。最終，孫毅硬是比孫繼先早三米，搶先一步踏上了山頂的平臺。

山風打在臉上，不再像山下那樣和緩，有點涼，有點刺。兩位老將軍站在云霧間，先是大口喘了幾口氣，然后不約而同往遠處望去。

過了一會兒，孫繼先笑罵了一句：“你還是老樣子，認準了就擰到底。”

孫毅緩了口氣，聲音卻突然慢了下來：“人啊，到了這把年紀，登個泰山，不只是看風景。”

二、寧都暴動的火光

風吹了幾陣，山頂漸漸安靜下來。往下看，石階仿佛連成一條灰白色的線，在云霧間穿行，好像一條通往過去的路。也許是這條路勾起了回憶，話題不知不覺拐向了幾十年前的寧都。

孫繼先先開口，說自己跟第26路軍結緣，其實離這泰山并不算太遠。他原本就在山東一帶，從濟寧出發入伍，被編入第26路軍，時間不長，不過半年光景，部隊就被卷入了1931年的那場寧都暴動。

那一年，他還只是一個年輕軍人，在軍隊里算不上什么人物。但命運有時就是這么拐彎，寧都暴動讓他的道路徹底改變——從一名舊軍隊出身的士兵，轉到工農紅軍的隊伍里，走上了另一條截然不同的路。

反觀孫毅，當時已經是第26路軍參謀長趙博生身邊的一名中校參謀。1930年前后，他輾轉山西、陜西等地，在西北軍中摸爬滾打，累積了一些實戰經驗。也是在這個過程中，他認識了趙博生。

彼時的趙博生，年僅三十出頭，卻已經是一位在西北軍、國民革命軍中頗有威望的將領。精力旺盛，視野開闊，思想上不斷向進步方向靠攏。兩人長期共事，相談漸多，話題逐步從行軍作戰，轉到中國的出路、工農武裝的前途上。

據當年的老戰友回憶，兩個人經常在營房外的小道上來回走著聊，燈光昏黃，腳步卻不急不緩。有一次，趙博生忽然停下，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這人，心不在這一攤子上了吧？”

孫毅當時也笑：“在，怎么不在？只是看多了敗仗，腦子里總忍不住想，路是不是走錯了。”

正是這樣的交談，讓孫毅漸漸堅定，跟著趙博生靠攏革命。到了寧都那一年，形勢日益緊張，國民黨內部矛盾重重，第26路軍所處的位置也很微妙。趙博生與董振堂等人深思熟慮之后，作出了那一步關鍵選擇——在江西寧都起義，通電全國，宣布起義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的一部分。

在這次起義中，第73師起了中堅作用，成建制參加暴動，成為紅軍隊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孫繼先所在部隊，便在這場風云變幻中，徹底走上了紅軍道路。從此，他跟著紅一軍團轉戰各地，隨部隊一道走上了長征的征途。

寧都暴動，不只是一次軍事行動，更是一次政治上的重大轉向。對很多后來成為將軍的老戰士來說，那是命運的分水嶺。從舊軍隊走到紅軍隊伍里，不是換個軍裝那么簡單，而是要冒著身首異處的危險，也要承擔政治上的巨大壓力。

有意思的是，當年參加寧都暴動的人，后來散布在各個部隊、各個戰線，有的在戰爭中犧牲，有的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要職。到了1979年，站在泰山之巔回望，那一批人的身影，已經漸漸沉入歷史，卻仍舊在老戰友心中占據著很重的位置。

山風越吹越大，兩人不再忙著走動，而是找塊石崖邊坐下。孫繼先提到，當年寧都暴動后，他決定報名參加老紅軍，編入中央紅軍的隊伍。后來，隨著紅一軍團轉戰南北，跟著毛澤東等領導人，參與了不少硬仗。他說到這，語氣里不僅有慶幸，還有一點說不太出口的感觸：回頭看，那一年做的選擇，簡直像在生與死、光明與黑暗之間劃出了一條線。

孫毅聽著，點點頭。他對寧都暴動有另一層記憶，那是參謀的視角，也是親歷者的視角，更帶著一種難以抹去的痛感。

三、博生之墓與“孫胡子”的胡子

從寧都講著講著，孫毅突然提起了一個名字：“這次從南方回來，我還得去一趟江西，給博生掃個墓。”

“博生”，指的就是趙博生。他的話一說出口，氣氛頓時沉了下來。

趙博生生于1897年，參加革命軍閥混戰多年。1930年前后，他已經在部隊中擁有不小的威信。在寧都起義后，他率部改編入紅軍，擔任要職。可以說，在這段歷史中，他既是組織者之一，也是精神支柱之一。

1933年1月，形勢陡然緊張起來。中央蘇區周邊，敵軍不斷施壓。為了配合紅軍主力在黃獅渡一帶殲滅敵軍，趙博生奉命率4個團，主動出擊，任務是吸引并鉗制數量上遠多于己方的敵軍，為主力贏得戰機。

這種任務性質，決定了危險程度極高。敵強我弱，地形不利，稍有不慎，便有覆滅危險。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毅然受命率部出征。戰斗進行得很慘烈，局部戰斗一波接一波，在紛飛的彈雨之中，趙博生不幸中彈，因傷勢過重犧牲，年僅36歲。

36歲，放在今天，是一個人剛剛站穩腳跟、準備大干一場的年紀。對當時的紅軍來說，他的犧牲，不只是痛失一員大將那么簡單，更是失去了一個富有經驗、又有政治覺悟的中堅人物。

孫毅說起這一段，情緒明顯沉重。他當年在趙博生身邊工作，對這位長官的為人、作風有著切身感受。并肩走過一段時間之后，他很清楚，這個“博生”，既有舊軍人身上的干練，也有新思想帶來的那種熱忱。

山風吹來，他抬手抹了一下眼角，并沒有多作渲染，只是輕輕說了一句：“每次路過那一帶，總覺得該去看看他。”

這句“該去看看他”，背后是漫長的歲月和說不清的愧疚。革命年代，犧牲太多，不能每個人都去祭奠，不能每一座墳都記在心上。但有些人，有些名字，卻怎么也放不下。

話題到這兒，氣氛變得凝重了一陣。過了一會兒，孫繼先似乎想換個角度，提起了一個與孫毅密切相關的細節——胡子。

在紅軍時期，按照當時部隊的規定，戰士和干部要保持整潔干練的形象，臉上是不許留大胡子的。這一點，連朱德總司令都曾親自講過。

可在中央根據地的紅軍官兵里，偏偏有幾個人的胡子格外顯眼。任弼時、李克農，再加上孫毅。照片一翻，就能一眼認出來。

孫繼先回憶，當年在紅軍學校里，孫毅擔任俱樂部主任。每逢重大節日組織文藝活動，演話劇、辦聯歡，演到敵軍師長、旅長一類角色時，經常會有人說：“讓孫胡子上。”

“孫胡子”這個外號，既是調侃，也是親切的標記。胡子濃密，氣質有點“另類”，扮起敵軍長官來，確實有那么點架勢。

然而，這胡子背后還有一段來歷。

早在西北軍當兵時，孫毅曾在一次作戰中負了重傷。傷勢不輕，后面又接連生了大病，身體瘦得厲害，整個人像是被病痛掏空了一樣。就在那段最困難的日子里，體重一天天往下掉，可臉上的胡子卻還在不斷往外冒。

按理講，病重消瘦，毛發也會萎靡，可他偏偏相反，胡子生長一點不含糊。有人打趣，說這胡子是“搶命的”。孫毅自己后來也常說：“那會兒，身上的肉都掉了，只有這胡子還在長，這就是命。”

進入紅軍后，朱德曾當面跟他提過，部隊對個人儀表有要求，不適宜蓄大胡子。孫毅卻認真地說：“最難的時候，啥都扛不住，就胡子沒倒。這是個頭，說什么也不剃。”

毛澤東得知后，沒有強行要求，算是破例允許了他保留這“一臉胡子”。有意思的是，戰士們一看首長那副樣子，更覺得有精神頭，久而久之，“孫胡子”這個稱呼就徹底叫開了。

站在泰山頂上，孫繼先忍不住又看了看孫毅的胡子，笑著說：“你這胡子，當年嚇唬敵人，現在倒是給大家提神。”

孫毅聽了，笑聲里卻帶著一點感慨：“有些東西，是命里帶來的。人如果沒點記號，到最后怕是連自己都記不住從哪兒走過來的。”

這句話看似說的是胡子，實際是提到那些走過的年月、那些已經長眠地下的人。博生，就是其中之一。

談話又延續下去，兩人不免提起董振堂。那位在寧都暴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第73師師長，后來的命運同樣令人唏噓。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后，董振堂所部被派往西北一帶。到了1937年前后，在和馬步芳部隊對峙的過程中，局勢急轉直下。董振堂和部下被數倍于己的敵軍層層包圍，最后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與三千多名紅軍指戰員一起戰斗至盡，集體壯烈犧牲。

這一幕，當年很多人都未能親見，只能從戰報和零星傳來消息中勉強拼出輪廓。可那些數字背后，每一個都是活生生的人，每一個都有家人朋友，有過夢想和盼望。

孫繼先輕聲說：“那一批人啊，真是舍得。”孫毅點頭，沒有再多說，只是把目光投向更遠的地方，像是在穿透云層，望向江西那片土地，望向那些早已長眠多年的故人。

四、從泰山到寧都，又從寧都走向遠方

泰山之行，本來只是一次“趁便”的安排，卻不知不覺成了兩位老將軍回望往昔的一次長談。山頂的幾個小時里，他們從寧都暴動聊到紅一軍團的戰斗，從江西講到西北，又說到新中國成立后部隊建設的種種變化。

氣氛并非一直沉重，里面也夾雜著輕松片段。有一段時間，兩人把話題轉到一位老戰友身上——黃鎮。

1977年9月，孫繼先以“解放軍軍官休假團”團長身份率團訪問羅馬尼亞。回國途中，在安排下順訪了法國巴黎。當時中國駐法國大使正是黃鎮，這位同樣出身于紅軍的老同志，對寧都暴動那段歷史也有切身記憶。

到巴黎后，黃鎮特地為休假團安排了一頓法式大餐。餐桌上擺滿了法國菜，尤其有一道法式牛排，被主人夸得十分起勁。坐在泰山頂上的時候，孫毅問孫繼先：“那牛排味道怎么樣？”

孫繼先愣了一下，隨即搖搖頭：“說不上來，反正沒吃飽。”

這一句，把山頂的氣氛沖得輕松不少。孫毅聽完，順著話頭接道：“看來，還不如山東煎餅卷大蔥來得痛快。”

這種樸素的評價，看似玩笑，其實也透露出那一代軍人身上的某種質樸。經歷過物資極為匱乏的歲月，對吃喝從不講究繁復，吃得飽、吃得慣，比花樣更多重要得多。

聊完美食，兩個人又回到軍隊建設上。建國后幾十年間，中國軍隊從山林游擊走向正規化、現代化，每一個階段的轉變，他們都經歷過。他們見過部隊從布鞋草鞋，到皮靴軍靴；見過從土電話、旗語，到有了更先進的通信設備；也見過新兵一批批涌入營房，身上既沒扛過長征的雪，也沒跋涉過泥沼，但眼神仍舊干凈堅定。

1979年這一年，對軍隊來說也是一個關鍵節點。這一年，對邊境的自衛還擊作戰剛剛結束，各個部隊正在總結經驗，調整部署，部隊院校的教學內容、訓練方式也在不斷更新。孫毅此行南下調研，正是為了在這些新變化中摸準情況，為后續建設多出點主意。

當時站在泰山上的兩個人，一個已經離開一線崗位轉為顧問，一個還在軍區一線承擔指揮任務。談到部隊，他們并沒有夸張的語言，只是用很普通的語氣交流看法：哪些地方訓練還不夠扎實，哪類干部需要加強培養，戰爭經驗如何轉化為課堂上的案例等等。

有意思的是，他們從來不把寧都暴動當成某種個人資本來談。那一段歷史，對他們而言，更像一個起點，是戰火中思想轉向的起點，也是走向新中國軍隊的起點。到了1979年，這個起點已經遠去近半個世紀，可每當說起，神情仍舊很認真。

兩人下山后不久，孫毅繼續南下，完成了剩下的調研行程。其間，他如愿在江西停留了一段時間，專門抽出幾天，前往趙博生的墓前致祭。那一次，他在墓前站了很久，回來的時候，在給孫繼先的信里，用了幾句頗為凝練的話形容自己的感受：“重來暴動地，精神為之快，瞻仰博生墓，激情更蕩懷。”

這封信寫于行程結束、返回北京之后。信中，他特意提到在濟南受到的照顧，對這次泰山同行表達謝意。信尾，他還寫道：“爾后彼此有事作事，無事看書，加強鍛煉，保持健康，來日方長奮勉前驅。”

這一段話，不浮夸，也不煽情，卻透露出一種少見的平靜。看得出，經歷過那么多風浪之后，他們對未來的期待和要求都很樸素：繼續工作，有能力就多做一點；如果沒有急事，就多看看書，鍛煉身體，把身體養好，也是對犧牲戰友的一種交代。

時間到了1986年，孫毅已82歲，孫繼先也75歲了。按常理，這個年紀的人，爬幾層樓梯都得慢慢來，可孫毅再到濟南后，又提出要上泰山。

孫繼先當時略微猶豫了一下，心里也明白這山路不比平地。但看著孫毅眼神里那股倔勁，還是答應了。于是，他們再次驅車來到山腳，又一次順著石階往上走。這一次，他們不再比誰先到頂，也不再故意加快速度，而是走一點，停一停，邊走邊說話。

等到他們再度站在山頂時，歲月已經在臉上刻下更深的痕跡，身邊圍繞的人也換了不少，可談起寧都暴動，那些過去的細節，又一件件被搬了出來：哪一天轉移，哪一條路走得最艱難，哪一次突圍差點全軍覆沒，哪一個年輕戰士說過一句讓大家記到現在的話。

遺憾的是，這些故事很難在公開場合講得太細，有的只適合在山頂，在寂靜的夜里，講給懂的人聽。那一年之后，兩位老將軍的人生也慢慢走向各自的晚年階段，但關于寧都、關于博生、關于那些戰友的記憶，卻一次次被翻起，始終沒有淡下去。

從1979到1986，再往后推移，時代不停向前。對后來的人來說，寧都暴動只是歷史課本上的一個專有名詞，只是紅軍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重要節點。但對于站在泰山上的那兩個身影來說，那些帶著硝煙味的日子，從來不是抽象名詞，而是凍得鉆心的夜行軍，是一聲聲密集的槍響，是戰友倒下時胸口流出的熱血，是一個個再也叫不應答的名字。

不得不說，這也是那一代人共同的特征：該講的時候就認真講，不該多說的時候，一句也不添。山風從他們身邊吹過，吹走的是一天的疲憊，吹不走的，是記憶深處那些已經定格的畫面。對他們來說，泰山不過是一座山，而寧都，是永遠站在心頭的一座更重的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