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中的復興社十三太保：有幾個太保，是真想置老蔣于死地？

老蔣的“復興社十三太保”究竟是哪些人，估計連老蔣自己也搞不清楚，因為那個該死的團體，核心人員是有變動的，有一張名單是賀衷寒、鄧文儀、康澤、桂永清、劉健群、潘佑強、鄭介民、葛武綮、梁干喬、肖贊育、滕杰、杜心如、胡宗南，還有一張名單有戴笠、曾擴情、酆悌而沒有潘佑強、葛武綮、杜心如，筆者認為有曾擴情的那張名單是準確的，因為戴笠在復興社成立之初就是特務處處長，鄭介民是副處長——十三太保怎么可能只有鄭介民而沒有戴笠？

之所以前一張名單上沒有曾擴情，是因為他在西安事變中站錯了隊，其后不受待見一路坎坷，酆悌更是倒霉，成了“長沙大火”的替罪羊，被老蔣下令槍斃了。

西安事變發生于1936年，那一年成了復興社十三太保的人生分水嶺和命運轉折點，導致他們人生軌跡發生變化的，就是西安事變時復興社開會研究如何“救蔣”的時候分成了兩派，而曾擴情兩派都不站——他在西安跟張學良站在了一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匯編了一本《回憶西安事變》，后來成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的文強和沈醉都貢獻了自己的文字。

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的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代參謀長文強，在西安事變發生的1936年，正在南京擔任參謀本部諜報參謀訓練班政治指導員、參謀本部上校參謀，沈醉則是復興社上海直屬小組組長、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少校行動組組長，沈醉是戴笠的“徒弟”，文強轉換陣營后也跟戴笠搭上了關系，還被戴笠聘任為浙江中央警官學校情報參謀訓練班中校政訓員。

據文強透露，西安事變發生前，戴笠安插在張學良身邊的特務就傳出了情報：“特務處(軍統局前身)派駐西安地區情報站站長江雄風已發覺一些跡象，又從張學良身邊親信傳出‘兵諫’之說，就此作為緊急情報報告特務頭子戴笠。蔣得知后認為這是謠傳，當時，我正在戴笠身邊，又曾在另一特務頭子鄭介民身邊工作，特務處書記長(相當主任秘書)梁干喬也曾向我說：‘假如西安事變前沒有江雄風報來的情報在案，恐怕戴、鄭兩位老板的腦袋和烏紗帽早就保不住了。’”

當時戴笠是復興社特務處正處長，鄭介民是副處長，文強跟戴笠一開始是“合作關系”，還沒有正式加入特務處，更不是復興社成員，所以復興社召開大會商討應對西安事變辦法的時候，他不能參加，但鄭介民把開會的情況向他介紹了：“復興社開不成會，主戰主和爭吵不休。賀衷寒，鄧文儀等主戰。特別是握有實力的桂永清迷信他的德械裝備，率領一個教導總隊，已經擅自向洛陽出動，一切以何老總(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之命是聽。老戴和我以宋部長、蔣夫人意圖，逐日與胡宗南在電臺上保持聯系，決不允許輕舉妄動，救校長要救活的，用兵則有死無生，誰也不能胡干，出此下策。”

梁干喬在會上還跟鄭介民發生了激烈爭吵——梁干喬也是主戰的，他認為沒有大軍包圍西安，張、楊不會就范，而鄭介民則堅決反對動兵，因為戴笠已經去了西安，宋子文和宋美齡馬上也要去，這時候動武，豈不是連宋家兄妹和戴笠也搭進去了？

沈醉雖然已經加入復興社特務處，但還是個毛頭小伙子，當然也沒資格參加以十三太保為主的高層會議，但是鄧文儀到上海活動的時候，沈醉是去拜訪過的，鄧文儀對沈醉也進行過拉攏，并闡明了自己的態度：“主張立即調派重兵嚴密包圍西安，不斷派飛機從空中進行威懾和偵察，用武力解決東北軍和十七路軍。”

鄧文儀還暗戳戳地指責戴笠和鄭介民“不識大體”，因為戴、鄭都“主張不要用兵而進行和平協商解決”，鄧文儀認為戴笠鄭介民這樣做只會拖延時間，是不忠于老蔣的表現，他是堅決反對的。

沈醉不但人微言輕，而且是戴笠嫡系，自然不會跟鄧文儀一個鼻孔出氣——這里順便解釋一下：鄧文儀為課長的“南昌行營調查課”，是比復興社特務處更早的特務機關，吳景中（就是《潛伏》里那個吳敬中）、程一鳴等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生，就是被鄧文儀以中校或上校軍銜誘惑而“叛變”，后來這些人都并入了復興社特務處，鄧文儀只能去搞宣傳，所以鄧文儀對戴笠、鄭介民等人是有意見的：鄧文儀“花大價錢”收買的人員，最后居然成了軍統骨干，您說他能不生氣嗎？

當然，西安事變的時候還只有復興社特務處而沒有軍統局，但鄧文儀的南昌行營調查課已經沒了，他也變成了“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武官”，基本沒有了任何實權。

鄧文儀雖然位列復興社十三太保，但已經在老蔣面前失寵，抱上何應欽大腿，還有可能咸魚翻身，于是他就成了堅定的主戰派。

文強和沈醉都沒有參加那兩個派系針鋒相對場唇槍舌劍的復興社高層會議，但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總會復興社南京支社新運總會小組長黃家駒是參加了的。

這里還要解釋一下，這個黃家駒不是1962年6月10日出生的歌手，復興社黃家駒回憶：那次大會是復興社的“十三太保”之一劉健群主持的，而劉健群又是何應欽一手提拔的，所以盡管有鄭介民等人強烈反對，但大會還是通過了以打為主的“決議”，三項決議的第二項，擺明了是要把老蔣置于死地而推何應欽上位：“以黃埔同學會名義，一致擁護何應欽暫代陸海空軍總司令，負‘討伐張、楊叛逆’的總責。并通電全國黃埔將領，即刻準備待命，一俟討伐令下，直搗西安，營救‘領袖’脫險。”

何應欽、賀衷寒、鄧文儀和劉健群把這個決議案拿去征求宋美齡的意見，當然是遭到了宋的堅決反對，遭到宋的竭力反對，黃家駒分析：“蔣介石與何應欽之間，早已存在利害關系的矛盾，而復興社的重要負責人中亦頗有幸災樂禍主張擁何代蔣的人，特別是復興社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的劉健群與何的關系最深，劉被蔣所信任，還是何的保薦，再如復興社的另一重要負責人桂永清，是何的侄女婿，都主張實行這個決議案。桂永清擅自從南京率教導總隊開到渭南，配合空軍在上空轟炸掃射，企圖進攻西安，這充分說明他們是別具用心，不顧蔣的生命安全，而借此搞以何代蔣的陰謀活動。”

在南京的復興社骨干吵得不可開交，胡宗南也沒閑著，這個戴笠的密友，當然是跟戴笠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的，他首先停止向陜甘寧邊區進攻，同時聯絡一下黃埔系高級將領發表通電，力促張楊釋放老蔣，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戴笠去西安，也是胡宗南極力贊成的，所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胡、戴二人儼然以功臣自居，蔣介石對他們更是大加褒揚。”

胡宗南和戴笠受到了表揚，后來更是受到重用，但其他人可就“慘了”，有的“太保”連命都丟了，復興社“老大哥（年紀大，不是地位高）”曾擴情更慘，老蔣剛回到南京，就命令戴笠把他抓了起來，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提到過曾擴情：“曾擴情由于一向與張學良相處得不錯，張請他向南京廣播，不要用武力解決西安問題，他就照辦了。曾當時還是一番好意，怕一旦打起來，蔣的安全便成問題，據他說，那完全出于愛護校長去廣播的。這次廣播話雖不多，卻使他從此失去校長寵愛，再也抬不起頭來，引為終生憾事。”

老蔣不但把曾擴情關進監獄，還在大庭廣眾之下罵曾擴情“寡廉鮮恥”，這個黃埔一期的老資格太保，直到解放前被抓，還是個窮得叮當響的“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按理說“省黨部主任委員”權利也不小，但當年的四川已經是老蔣的新基地，重慶和成都大街上隨便抓一個都可能比曾擴情級別高。

曾擴情名為“省黨部”主任，卻連省黨部的職工薪餉都發不出，他向省主席王陵基去借錢，剛從老蔣那里領了八萬兩黃金的王陵基一毛不拔，曾擴情只好把省黨部一輛舊汽車賣掉給手下發薪水，然后自己就沒錢吃飯了：“他東吃一頓，西就一餐。后來有人介紹他認識了成都某照相館的女老板，她立即答應供給他食宿。他喜出望外，馬上就搬到某照相館樓上，和她同居起來，他以為這是占了一個大便宜。”

曾擴情解決還算不錯，雖然他不受老蔣待見而窮得揭不開鍋，但能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說明他在西安事變時還是站對了隊，而胡宗南、戴笠、鄭介民、胡宗南則因為力保老蔣而風光了一段時間，其他“太保”不是被打入冷宮就是押赴刑場，復興社也名存實亡。

老蔣倚為心膂的“復興社十三太保”，在關鍵時刻大都另尋靠山，甚至連老蔣的生死都不顧，讀者諸君看了相關人員的回憶錄，也可能會認為西安事變是這十三個人的人生分水嶺和轉折點，那么在您看來，哪幾個“太保”在西安事變中表現得比較聰明？哪幾個是真想置老蔣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