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陳賡在上海被抓，蔣介石問秘書：鄧先生，應該如何處置他？

1925年6月的廣州黃埔操場，校長蔣介石在校閱學員。胳膊上纏繃帶的青年營長陳賡筆直站在隊列，神情倔強。校長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養傷，將來都是要帶兵打仗的人。”那一幕后來被無數黃埔老同學反復提起，因為八年后，當年那個受傷的年輕人落入“校長”手中，態度卻截然不同。

時間轉到1932年秋。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進入膠著階段，前線急需指揮員。9月5日，胡銓圩一役，時任紅三軍團參謀長的陳賡右腿中彈，彈頭嵌在膝蓋，需開刀取出。蘇區缺醫少藥，軍醫搖頭：再拖恐怕保不住腿。中革軍委緊急決定，派陳賡化名潛往上海治療，順便承擔與中央局聯絡的任務。人還在擔架上，他已答應：“能走就回前線。”

11月初，寒意初起，陳賡抵達公共租界，躲進南市一處小診所。法國醫生連夜手術，取出彈片，但叮囑至少半年才能負重行走。陳賡不愿久留，上海地下黨四處張羅，為他租了間簡陋公寓療傷。腿傷好轉后，他白日做功能理療，夜里聽取情報，把焦慮傾向的精力全投進秘密工作。

1933年3月，返程日子將近。3月28日晚，陳賡和交通員在貴州路“北京大戲院”看蘇聯影片《列寧在十月》，原本只想打發一小時。偏偏座位前排探出一張熟臉——特務頭子徐源泉舊部，早年也在黃埔見過他。對視一瞬，彼此心知肚明。陳賡掩面離席，卻終因腿傷未愈被對方尾隨。巷口爆發沖突，他一拳擊倒對方，卻被巡捕房巡警鎖住手腳拉走。

上海工部局的拘押和審訊并不客氣。英國巡捕房刑訊笞打、灌水、燈泡烤灼都有，陳賡緊閉雙唇，唯一對口供紙寫下的，是姓名與“紅軍指揮員”五字。4月初，公共租界依據“引渡條例”把他和廖承志等人移交南市警備司令部。蔣介石早得到電報，特命“活要活的，口供慢慢做”。

隨后出場的人，是昔日黃埔“四大金剛”之一的顧順章。此刻的顧，已搖身為特務系統王牌。他軟言勸降：“老同學，事在人為，委員長記得你救命之恩。”回答卻冷如鋒刃：“我陳賡可以死，絕不重走你的路。”顧順章滿臉通紅，不敢再言語。蔣介石的特別授意——不得動刑——把他的威逼之術全數封死。

4月1日深夜，京滬線的藍皮車廂停靠南京下關碼頭。憲兵司令谷正倫親自迎車，滿口“陳將軍，辛苦了”，命人卸下手銬腳鐐，安排專車前往金陵飯店。表面客氣，是為了營造“以德感化”的戲碼。此后半個月，前來“探望”的都是黃埔宿將：宋希濂、杜聿明、王耀武輪流登門。酒菜山珍擺得豐盛，樂隊小曲夜夜作陪。可只要酒過三巡話題一轉向“歸隊效命”，陳賡立刻冷下臉。有一晚，他掀桌砸杯，把老同學踹得滿地找牙，隨后抱拳道：“各位，客氣了，打完仗再見吧。”

南昌行營內，蔣介石的煩躁寫在臉上。4月23日，他踱著步問軍統秘書長鄧文儀：“鄧先生，究竟如何處置他？”鄧文儀端著茶，言辭謹慎，“不能殺，更難放，只能談。”之后親自試探，兩次白跑。陳賡態度如山，勸降一出口，便閉目不答。

數日后，一場戲劇化的“師生會面”上演。南昌驛館二樓，蔣介石提前練好開場的親切問候，走上樓梯時故意提高音量：“陳賡在哪里？”他期待對方起身致敬。沙發上的陳賡抬手，把報紙擋在臉前，紋絲不動。客廳氣溫似乎驟降。蔣介石只得自找臺階：“你一路辛苦，身體可好？”得到的回聲是“既然派人押著，自然好得很。”短短一句，把兩人推到同一條戰壕的對立面。

當蔣介石提及舊恩，說“隨便挑個師長當”，陳賡只抬眼搖頭：“做人要對得起自己。”這句話把談判的門徹底關死。幾番較量無果，蔣介石將他移回南京看管——名義上是“借住”，實則軟禁。一把鑰匙，開著走廊門就算完事，監管松散得離奇；似乎誰都看出委員長的矛盾：既想招降，又不忍下殺手。

南京城的夜色掩護了秘密。5月下旬，組織通過金陵大學的一名地下黨員與陳賡接上了線。一次夜半燈熄，警衛例行喝茶的空隙，他順著排水溝翻過院墻，跨出監視圈。隨后的十余天，他躲在雨花臺附近的教堂、又易裝潛入揚州，再轉上海，終由交通站護送返贛南。6月中旬，陳賡站到了瑞金的指揮所，拄著拐杖對彭德懷笑著說，“腿還沒好，手倒硬朗。” 第二次反“圍剿”隨即打響。

蔣介石接到陳賡失蹤電報時，據說愣了片刻，隨即揮手道：“跑了就算了。”言畢擱下電報，默默抽了支煙。外人不知，他對這名學生有怎樣的復雜心緒：恩情、欣賞、恨鐵、無可奈何，全揉成一團。在他漫長的政治生涯里，被俘虜的紅軍將領不少，多數逃不過“炮決”二字；陳賡卻成了例外。

值得一提的是，陳賡返回中央蘇區后，始終提及“對手的優柔寡斷給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然而這份幸運并未削弱其斗志。此后他率部轉戰湘贛、長征途中屢建奇功；到1949年解放南京前夕，國民黨舊友有人回憶：“那年如果真下了手，也許少了個共和國大將。” 又有將領無奈地說：“委員長總是心軟。”

回看這段插曲，黃埔師生的私人情誼、國共兩黨的生死對決，以及上海租界的國際政治，都在其中交錯。歷史不按劇本行進，人物的性格、際遇與時代洪流相互碰撞，誰也無法預料結局。當陳賡晚年與蔣夫人宋美齡在臺北偶遇，還能平靜問候一句“安好”，那一刻的克制與從容，正是他在1933年上海被捕時就已展示的硬骨與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