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文物追回了，讓疑問再飛一會兒？

國事、民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當南京博物院那篇幾百字的通報擺在老馮眼前時，作為一個普通的有些骨氣的老百姓，我這心里卻像壓了塊石頭似的。調查組跑了12個省，想必花了不少經費；問了上千人，想必占用了大量為社會做貢獻的時間；調了數萬份檔案，想必利用了大量的公共資源，倒是追回了《江南春》畫卷，處理了或準備處理一批人。按說，這事該有個“圓滿交代”了，咱文化不高就是個窮打工，正所謂無知者無畏，對通告可能理解的不透，讀完全文，老馮反而覺得，那些最核心的問題，如同褪了色的古畫，依然讓我有點模糊不清？

責任，到底是誰的責任？

通報里，“違規”、“失管失察”、“領導責任”這樣的詞頻頻出現。一名保管員，就能輕易將25000元的標簽改成2500元，得手后還能抹去記錄，讓一幅捐贈名畫悄然“蒸發”近三十年。這僅僅是“管理混亂”四字可以概括的嗎？這背后，制度虛設到了何種程度？監管的眼睛閉了多久？一句“涉嫌嚴重職務違法”正在調查，公眾需要等待多久，才能看到一個穿透迷霧、直達核心的司法結論？公眾期待的不是“相關”，而是“具體”；不是“涉嫌”，而是“確鑿”。

那些被省略的“某某”是誰？

全文里，“張某”、“王某”、“陳某某”、“陸某”……一串串代稱，唯獨沒有徐某，那么徐院長的兒子到底有沒有參與其中？他家的別墅是不是真？他家珍藏的古董是什么成份？為什么員工舉報20年都沒用？這些都像舞臺上的模糊剪影。我們理解司法程序中對未定罪者的保護，但在一份面向公眾、旨在“深刻教訓”的通報中，這種徹底的匿名化，是否也無形中消解了問責的具體性與威懾力？它讓一場本應清晰的責任追溯，蒙上了一層欲說還休的薄紗，老馮覺得公眾的知情權與監督權，不應止步于“某”字之前。

真偽之辯，何以缺席？

整個事件最吊詭的起點，莫過于這幅畫當年為何被調撥至文物商店“銷售”，一個關鍵謎團始終未解：這幅《江南春》畫卷，當年究竟被鑒定為何物？是真品，是仿作，還是“存疑”？那些鑒定專家到底是李逵還是李鬼？不同的鑒定結論，將直接決定后續一系列行為是“嚴重失職”還是“蓄意犯罪”。通報對此表述的不是很清楚，只談“違規調撥”，避談“為何能調”。這個被懸置的起點，讓所有后續的“處理”都顯得有些根基不穩。我們需要知道，擊穿管理底線的，究竟是純粹的貪婪，還是披著“學術失誤”或“工作疏忽”外衣的更具隱蔽性的禍心？咱就是個平民百姓，文化不高，或許是沒看懂。

流失的，僅僅是這五幅畫嗎？

龐增和先生捐贈的137件畫作中，5幅經歷了離奇“漂流”。那么，南博浩如煙海的館藏中，在那些管理制度更為缺失的年代，是否還有其他捐贈品、乃至館藏文物，以類似或更隱蔽的方式“轉身”？聯合舉報信中提到的“萬余件文物”情況，可能有所夸大，但公眾的疑慮需要更透明的回應，大大方方的，明明白白的，省得讓大家總是感覺缺點啥。一次專項調查的結束，不應成為關上歷史賬本大門的理由，它更應該成為一次全面審視、系統清理的契機，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也應是博物館珍藏最好的守護神。

道歉之后，信任如何重建？

博物館，本應是文明最莊嚴的信托，是社會公信力的基石，它接收的不僅是文物，更是無數捐贈者及其家族對文化的虔誠、對國家的信任。當“違規出售捐贈文物”這樣的事情發生，碎裂的不僅是一件瓷瓶、一幅古畫，更是那份彌足珍貴的社會信任。我認為對龐叔令先生及其家族，一句遲來的道歉遠遠不夠，追索文物的艱辛歷程，理應得到更誠懇的尊重與更透明的交代，如何從制度根源上杜絕此類事件，如何重塑捐贈者與公眾的信心，是比處理幾個人更艱巨、也更重要的課題。

南京博物院的這份通報與致歉，是一個開始，但絕不應是終點，它像一枚投入靜水的石子，激起的漣漪應推動更深層的反思與變革。我們期待，所有的博物館都能以此案為鏡，照一照自己的庫房管理與倫理操守；我們更期待，法律的追責能如水落石出般清晰，文物的命運能如日月之行般公開。

因為，那些沉默的文物，承載的不僅是藝術與歷史，更是我們民族共同的記憶與尊嚴。守護它們，就是在守護我們文明的底線，這份守護，容不得半點含糊，更容不得一絲玷污。

平民老馮

有想法、有鋒芒、講真話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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