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最大的昏君，因為此人，世界第一的大唐帝國徹底走向覆滅

公元784年冬天，長安的北風格外刺骨。奉天城里，逃到此處的唐德宗李適，披著貂裘，卻怎么也暖不起來。城墻外，渾瑊、馬燧等將領還在苦戰；城墻內，這位原本立志“中興”的皇帝，已經開始反復念叨一句話：“再也不能信武人了。”身邊的宦官順勢勸道：“陛下，還是咱們自己人可靠。”這一年之后，大唐的命運，往深淵里猛地滑了一大截。

如果只看前半生，李適并不像一個昏君。他少年顛沛，青年勵志，中年上臺后還搞過一番頗有聲勢的改革，史書上甚至曾用“中興”兩個字來形容他的前期政績。可從涇原兵變開始，他的性情仿佛被擰斷，前后判若兩人。由此往后，藩鎮失控、宦官坐大、百姓凋敝，唐朝這艘曾經世界第一的“巨艦”，在他手中失去了最后一次改道的機會。

有人問：唐朝由盛轉衰，責任當然不能全算在一個皇帝頭上，為何偏偏很多史家，將“大唐由強轉亡”的關鍵節點，扣在唐德宗身上？得從他走過的幾道路口，一樁樁說起。

一、少年驚見盛世破碎，立志做個“好皇帝”

公元742年，李適出生的時候，唐玄宗李隆基正在極盛期，開元年間的榮光尚未退去。那時的長安，燈火通明，胡商云集，萬邦來朝不過是日常景象。以這樣的出身來看，這個皇子本可在錦衣玉食里長到成年，安穩做個閑散親王。

命運轉折發生在他十四歲那年。公元755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起兵叛唐，“安史之亂”爆發。不到一年，叛軍兵臨長安，唐玄宗倉皇西逃，楊貴妃馬嵬坡縊死于軍中。年輕的李適，也隨著皇族車隊一路往西，顛沛流離。

那段逃亡，不只是天子的窘迫，更是社會秩序的崩塌。一路所見，是被焚毀的村落，是擠在路邊的乞兒，是路旁無人收斂的尸骨。試想一個十四歲的皇孫，過去聽到的都是“天下太平”“四夷賓服”，眼前卻是這樣的景象，很難不在心里留下一個刺：盛世，原來這么脆弱。

安史之亂從755年一直拖到763年才算結束。這八年里，少年李適跟著皇族，總在戰事和遷徙之間搖擺。戰亂結束后，他被推上“功勞簿”的前排，掛名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成為平叛的象征人物。公元764年，被立為太子。

表面看，這很風光。可太子之位，一坐就是十五年。直到公元779年，三十四歲的李適才終于登基，是為唐德宗。此時的大唐，已經不是開元盛世那副模樣。藩鎮尾大不掉，宦官插手軍政，財政空虛，百姓剛從戰亂中緩過一口氣。這樣的局面，對一個經歷過“國破家散”的皇帝來說，也是一種刺激——他很清楚，若只是照舊混日子，這個王朝撐不了多久。

有人說，唐德宗登基時的心態，用四個字概括——“雄心勃勃”。他自認見過亂世，懂得危險，希望憑自己一代，把唐朝從泥潭里再拉出來一次。

二、中興的幻影：改革稅制、壓制宦官，一度看見希望

剛即位那幾年，德宗的確有點“干將”的味道。與其說他一開始是昏君，不如說，他早年的作為，更像一個下定決心要翻盤的“改革派皇帝”。

登基不久，他啟用了一個頗有才名的文臣——楊炎。此人出生于727年，比德宗年長十幾歲，在朝中歷練已久，做事不怯場。史書說他“文藻雄麗，性情豪爽”，但真正讓他名垂史冊的，是在財政制度上的一刀改革。

自隋唐以來，國家一直采用“租庸調制”。說白了，就是按人頭來算：有田交租，有人服役，有戶出調。戰爭之中，大量人口流離失所，戶籍制度名存實亡，可稅賦要求卻并未降低，再疊加地方官吏層層盤剝，底層百姓壓得喘不過氣來。安史之亂之后，很多人寧愿逃亡、隱匿，也不敢按戶入冊。

楊炎給德宗出的主意，叫“兩稅法”。改革的關鍵點有兩個：一是按財產多少而非單純按人丁征稅，土地、房產、商貨統一納入，誰家家底厚，就多出力；二是在時間上做限制，夏秋兩季集中征收，其余時候，不許官吏動不動就“臨時加征”。

更有意思的是，以前那套“租庸調制”，官員和商人基本“在稅外”，楊炎這回是把他們也拉進了征稅范圍。對普通農民來說，這當然是個利好。有人就評價，兩稅法“抑富濟貧”雖不絕對，但多少算是真往百姓那邊傾斜了一點。

德宗對這套改革方案，很給力。楊炎被重用，朝堂上贊同者逐漸占了上風。財政狀況一旦稍有緩解，中央政府的手，才有可能再伸向藩鎮。配合財政改革，德宗還下過一道看似“干脆”的禁令：宦官不得干預政事。

在當時，這句“宦官不得干政”，聽上去頗有點氣魄。自玄宗天寶以后，宦官勢力一路增長，往往握兵權、掌內廷奏報，連皇儲廢立都能插上一手。德宗一開始，是清楚這個毒瘤有多可怕的。

轉型的跡象一度出現：稅制改了，朝廷的錢袋子稍微鼓了一點；皇帝態度強硬，宦官在臺面上被壓了一下；再加上他對部分藩鎮表現出“削權”的意圖，很多士人確實對這位年輕的天子抱過期待。

不過，歷史里最傷人的往往不是徹底黑暗，而是那一閃即逝的亮光。德宗前期搞出的這一點“中興氣象”，很快就被一連串的錯誤決策沖得干干凈凈。

三、削藩失手、兵變驚魂：從改革者變成懷疑一切的人

唐朝由盛轉衰，藩鎮割據是繞不過去的大山。對中央政權來說，要想恢復往日威勢，不動藩鎮的蛋糕，那幾乎是做夢。德宗很清楚這一點，所以在財政稍微好轉之后，他開始動手削藩。

思路看上去不復雜：對那些權力太集中、態度又不太“聽話”的節度使，要么分權，要么換人；對愿意臣服的，就給點好處，讓他們心甘情愿削弱自己的兵權。再加上海外征討、藩鎮之間的制衡，好像可以逐步恢復“天下一盤棋”的局面。

剛開始幾步走得還順。山南節度使梁崇義、成德節度使李惟岳等人先后表示效忠，形式上接受朝廷安排，給了德宗不小的信心。他以為，只要堅持下去，藩鎮問題遲早收拾得住。

問題出在他的“以藩制藩”策略上。打某個節度使，便許諾另外幾個節度使更多地盤、更多好處；戰事結束后，承諾兌現不到位，甚至臨時變卦。久而久之，誰都明白了，朝廷這副牌打得不厚道。

以朱滔等人為代表的四大藩鎮開始聯動叛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也趁機舉兵。多地戰火一起燃起，中央疲于奔命，局面一下子失控。德宗本想通過主動出擊來“整合”藩鎮，結果反把自己逼到了更被動的位置。

更要命的是內部軍隊的反彈。德宗向西北的涇原軍許下厚賞，動員他們參戰，等戰事結束，卻遲遲不兌現，甚至企圖裁減軍隊。公元783年，涇原軍軍士在京城鬧事，隨后發展成全面兵變。太尉朱泚被推出來“自稱秦帝”，叛軍直接打進了長安。

這回的情景，和當年安祿山叛亂時有些相似：守不住都城，皇帝再度倉皇出逃。德宗先逃往奉天，又有大臣勸他再走成都一路，以避鋒芒。這一幕，對他來說，簡直是少年經歷的“二次重演”。

朱泚的叛亂從783年拖到784年，在渾瑊、馬燧等將領的拼死征戰下才終于平定。兵變是壓下去了，但德宗的心理防線，卻是實打實地崩了一大塊。

自此之后，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出現了：他對手握兵權的將領徹底失去信任，對藩鎮更加忌憚，對文臣的批評越來越反感，對宦官卻漸漸另眼相看。在奉天城里那場冷風里的驚魂，成了他性情轉折的分界線。

不少史家提到，涇原兵變后，德宗開始變得“多疑而刻薄”。早年那一點改革者的胸襟，被恐懼一點點吞掉。對軍隊，他只想著如何防范；對藩鎮，只想著如何削弱，卻不再顧及手段的后果；對財政，他從“整飭”轉向“掠奪”。從這一刻往后，大唐不再有真正的“中興希望”。

四、晚年沉溺錢權，宦官坐大，唐朝走向覆滅之路

安史之亂后活下來的皇帝，本來就不容易樂觀。德宗又疊加經歷了涇原兵變，心理的陰影有多重，可想而知。問題在于，他沒有把這種恐懼轉化為更謹慎、更審慎的治理，而是轉向了另一個極端——及時享樂、無底線搜刮。

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兩稅法”，在他后期被用歪了。改革的初衷，是為了減輕百姓負擔，穩定財政；而到了德宗晚年，稅科愈加繁重，督責愈加嚴苛，地方上的官吏為了完成“任務”，什么辦法都使得出來。白居易《賣炭翁》里那位“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的老翁，其實折射的背景，就是德宗后期的苛捐雜稅和壓榨。

更令人咋舌的是他對貪腐的態度。有史載，監察官陸贄因不愿收受“禮物”，被德宗當面訓斥，說他“不通人情”。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居然嫌清官“太不會做人”，不難想象下面的人會如何揣摩上意。

財政上的貪婪，與政治上的依賴宦官，是一根繩上的兩股。早年還喊著“不許宦官干政”的德宗，晚年幾乎把宦官當成自己的“私人工具”。

他需要有人替他看住軍隊，于是把禁軍的實權，交給內侍。節度使再強，進不了宮；宦官雖無軍功，卻天天在他眼前，使喚起來順手。久而久之，神策軍等禁軍完全落在宦官手里，皇帝稍有不安，命令很快可以落實。代價是，這些手握兵權的宦官漸漸成了真正的“護駕者”，也成了皇位更替的“裁決人”。

他還需要大量的錢財來維持宮廷生活和犒賞軍隊，于是干脆發明了一個聞名后世的手段——“宮市”。所謂宮市，就是打著為宮中采買之名，讓宦官帶人到民間“采購”，標價極低，甚至干脆不給錢。商人、手工業者見到內侍，只能賠笑，敢怒而不敢言。

在皇帝眼里，這似乎是個“不花錢就能搞來東西”的聰明辦法；在百姓眼里，則與強盜無異。“宮市”的弊端，中唐文人多有記載，怨聲載道。德宗非但不覺得有問題，反而鼓勵太監“好好干”，還把各種私心藏在這些名目之下。

宦官的權力也由內廷逐步向外擴展。德宗后期，宦官不僅掌握禁軍，還參與宣詔、監軍、理財，甚至插手科舉、選官。內外諸司，很多職位都出現了“內侍監臨”的身影。對文武百官來說，真正要討好的，反而不是尚書、宰相，而是那些出入禁中的“小黃門”。

這樣的格局，一旦形成，就很難再回頭。宦官借著皇帝的信任坐大，而皇帝又離不開他們傳達命令、控制大局，形成了一個相互綁架的結構。等到后世皇帝能力稍差，宦官就有了左右立儲、廢立天子的資本。

德宗在位時間并不短，從779年到805年，整整二十六年。早年那點改革，讓唐朝的氣息略微一振；中期的削藩失敗、兵變驚魂，打爛了他的膽量；晚年的貪婪與昏聵，則像是給這個衰老的王朝澆了一盆冷水，讓本就不太旺盛的火焰更快熄滅。

等到他去世，皇位交到順宗、憲宗等后繼者手里時，唐朝已經走到了一個很尷尬的階段：表面仍然是“天子坐長安，四方共尊”，其實地方藩鎮各行其是，宦官和外廷相互掣肘，皇帝的權威逐漸被分割。

以后的劇情，大體可以概括為三句話：藩鎮反復起兵，宦官屢屢廢立，中央朝廷越來越像一個被掏空的殼。到公元874年，黃巢起義爆發，遍及半個中國。大規模農民軍在黃土高原、江淮之間來回穿梭，沿途州縣或降或破。等黃巢攻入長安，短暫稱帝，唐室已經氣若游絲。

而能在這片廢墟上撿起機會的人，是朱全忠——后來的朱溫。公元907年，他逼迫唐哀帝禪位，自立為帝，國號梁。名義上的大唐，自此終結。

當然，把唐朝的滅亡全算在德宗一個人頭上，未免簡單粗暴。安史之亂造成的結構性創傷，玄宗晚期的失誤，肅宗、代宗時期對藩鎮、宦官問題的妥協，都在此前埋下了伏筆。只是德宗站在一個關鍵岔路口：既經歷了最慘烈的戰亂，又擁有一段相對穩定的統治時間，還有意愿搞改革，本來是有機會把車往回拽一點的。

他早年確實也這么做了。兩稅法、中樞對宦官的壓制、對藩鎮的主動進取，這些都不能算昏聵。可一場涇原兵變毀掉的，不只是他的信心，還有他對制度和人性的基本判斷。后半生，他像一個被嚇怕的人，只相信手里握得住的東西：金錢、禁軍、身邊那群宦官，而不再愿意信任文臣、信任地方、信任任何不在眼皮底下的人。

大唐由盛而衰，最終走向覆滅，很難說是哪一個瞬間“突然”崩塌的。更多時候，是在一個個錯誤的選擇里，被一點點掏空。李隆基在晚年失察，放縱安祿山、李林甫，造成“安史之亂”；而李適則在見識過戰亂之后，依然走向縱容宦官、壓榨百姓的老路，親手斷掉了大唐最后的硬氣。

對熟悉唐史的人來說，德宗這個名字帶著一種矛盾：前期似乎有可稱道之處，后期又壞得格外徹底。正因為這種反差，他才被不少后人視為“扭轉不開局面、反而加速敗局”的那一位。唐朝這座大廈，先是被安史一戰打出裂縫，靠代宗、德宗前期勉強撐著；到了德宗中后期，這些裂縫被硬生生撕開，再也蓋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