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綱、薛瀾、張軍關于AI的最新發言

資料圖。本文來源：北京商報、中國國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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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綱、薛瀾、張軍關于AI的最新發言

當前，以大模型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正從實驗室走向實際應用，成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革命的戰略性力量。1月23日，智能經濟30人論壇在深圳舉行，論壇由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常務副院長郭萬達主持，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等高校和單位的專家學者以及產業界代表齊聚一堂，圍繞AI對經濟、就業、治理帶來的深遠影響展開深度對話，為推動“十五五”時期智能經濟高質量發展、打造中國式現代化新引擎貢獻智慧與力量。

專家學者們普遍認為，AI將對產業、社會帶來多層次的影響，但歷史規律表明技術替代終將催生新需求與新職業，同時需通過完善治理平衡創新與風險，依托制度優勢化解技術沖擊帶來的不確定性。

我們正在創造一些新的產業，正在產生新的需求

在主旨演講環節，綜合開發研究院原院長、經濟學家樊綱提出，“科技進步首先會對經濟產生一系列沖擊，創新的本質就是顛覆性破壞，即在催生新事物的同時，會對舊有經濟形態形成沖擊。”

這種沖擊正通過三個層面逐步滲透，重塑經濟運行的底層邏輯。第一個層面是產業內部的沖擊。部分傳統企業將被淘汰，掌握新技術、具備更高效率的新企業會對老牌企業形成擠壓，導致老牌企業的市場份額持續萎縮，新企業份額則不斷攀升。第二個層面是產業結構的重構，表現為新興產業對傳統產業的替代，推動產業體系發生根本性變革。第三個層面是社會層面的沖擊，反映在經濟領域則是收入差距的變化。任何新技術的出現，都會對既有收入分配格局產生影響，這不僅關乎就業崗位，也涉及不同產業部門之間的聯動關系。

回顧工業革命以來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變遷的歷史，或許能獲得啟示。回溯1815年拿破侖戰爭后的歐洲，“盧德運動”中工人搗毀紡織機，抗議機器搶走飯碗。若按當時邏輯推演，兩百年后人類應陷入大規模失業。但現實恰恰相反：全球人口從8億增至80億，就業總量同步增長，人均收入與生活水平顯著提升，所以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技術進步和科技創新。

隨著工作時長縮短，人類閑暇時間大幅增加，由此催生旅游、健身、寵物經濟等精神文化與體驗類消費需求。這些領域高度依賴人際互動、情感共鳴與主觀判斷，恰恰是AI難以復制的“人性維度”。恩格爾系數的持續下降也印證了這一趨勢：當物質消費趨于飽和，服務業消費具有無限增長的潛力，這也是發達國家經濟發展中服務業占比持續提升的核心原因。

技術沖擊的同時必然催生新產業與新需求，這正是人類經濟發展的歷史規律。盡管當前無法預判傳統產業被顛覆的規模，但按照歷史路徑，舊產業消亡與新產業誕生始終相伴相生，部分產業對人力需求下降的同時，新的就業需求會在其他領域增長。

從“預測下一個詞”到“預測世界下一狀態”

清華大學人工智能國際治理研究院院長薛瀾

本次論壇第二位主旨演講嘉賓清華大學人工智能國際治理研究院院長薛瀾則深入技術底層，描繪了智能經濟的演進路徑。

薛瀾認為，當前主流大語言模型（LLM）的核心能力仍停留在“預測下一個詞”的文本層面，屬于“君子動口不動手”的階段。但未來突破的關鍵，在于實現“預測世界下一狀態”,即模型不僅能理解語言，更能延伸至實際操作層面，展現出更全面的功能價值。

其次，技術架構的統一與原生多模態融合，正大幅降低AI應用的落地成本，推動其從專家專屬工具，轉變為普惠性基礎設施。AI智能體正逐步形成，其運作模式類似于人類團隊，通過核心智能體統籌，搭配多個專項智能體協同作業，高效完成各類任務，實現智能能力的規模化輸出。

薛瀾也提到，各地城市的算力調度平臺、智能應用機構已逐步發揮效能，為AI產業發展提供支撐。盡管當前算力資源仍存在較大制約，但未來算力將有望大幅降低應用門檻，普惠化供給，為產業創新提供便利。

值得一提的是，從智能經濟的視角來看，核心命題之一是延伸AI的“價值長鏈”。AI的產業價值不僅體現在其自身形成的產業鏈條，更關鍵在于其對各行業的賦能帶動作用。

此外，薛瀾將AI風險劃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惡意濫用風險，即人為利用AI技術實施違法違規行為，其潛在危害范圍廣泛；第二類是技術內在缺陷風險，典型表現為AI幻覺等問題，可能導致決策偏差；第三類是系統性社會風險，AI的大規模應用將對就業結構、收入分配等社會議題產生深遠影響，需警惕其引發的社會矛盾。

中國“1-N的應用轉化能力”更具競爭力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作為第三位主旨演講人則提出更具思想性的觀點，認為中國走出一條從技術應用到技術創新的反向模式，有望在全球智能經濟競爭中實現領跑。他指出智能經濟發展的關鍵是能否做到普惠性，這需要數據、算力和大模型在更大規模上實現聯通。華為、騰訊、百度等企業已在AI領域積累深厚技術，但若各自為戰，將導致生態割裂、重復建設。國家應扮演“智能經濟神經系統”的搭建者角色，打通企業間技術壁壘，實現聯通共享。

張軍認為，中國發展人工智能真的是天時地利。從經濟發展、全球競爭角度來看，原始創新并不決定競爭的最終力量，真正重要的是應用轉化和應用規模。這正是中國這個大一統國家所具備的巨大優勢，它擁有超強技術應用的能力和激勵體系。與西方不同，中國的技術發展是應用導向的，所以發展得更快。

張軍進一步闡述到，若要在理論上總結經濟發展和技術追趕的經驗，需要注意到從0到1的技術創新并非決定性，從1到N的擴張更為關鍵，在此基礎上有可能實現從N到N+1的創新。張軍強調，只有擁有統一大市場的國家才具有這種反向創新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數智化技術的發展給了中國史無前例的彎道超車的機會。

繼主旨演講之后，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院長助理、深圳市馬洪經濟研究發展基金會理事長曹鐘雄對智能經濟30人論壇做了簡單介紹。曹鐘雄指出，中美是全球AI創新的兩支主力軍，智能經濟是中國戰略崛起的關鍵賽道。誰能取得競爭優勢，不僅關乎誰的技術領先，也取決于各自應用擴散能力。推動中國人工智能技術“走出去”、推動科技出海是我國智能經濟發展的第二增長曲線。中國AI產品必須走向全球，要在起步階段就堅持高標準、高信任水平，做到讓用戶可知可控可用可靠，建立“數字信任”是中國智能經濟擁抱全球市場的重要保障。為在我國智能經濟領域貢獻智庫智慧，由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聯合發起智能經濟30人論壇，匯聚全國人工智能、數字經濟領域的專家學者與企業家共同推動智庫交流與合作。

主旨演講之后，在高端對話環節，各位中青年學者再次對我國智能經濟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和交流。

智能技術驅動生產力發展

高端對話1

第一個高端對話主題是“智能技術驅動生產力發展”，由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特聘研究員廖芳莉女士主持，來自清華大學社科學院的謝丹夏教授、湖南大學數字經濟系的劉征馳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自動化科學與電氣工程學院的秦曾昌教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侯宏教授參與討論。

清華大學謝丹夏教授認為，如果把創造過程分成兩個階段，一個階段是對現有知識的綜合，人工智能能夠極大地提高我們的效率，但到最后可能真正的創新還是需要人去做。

湖南大學劉征馳教授認為，AI智能經濟的發展，最重要還是燃料（數據），數據的供給是特別重要的問題。很多私人信息的存在和私人數據的歸集，必須要經過一個中介。我們的關鍵問題不是去平臺化，而是怎么讓平臺向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秦曾昌教授認為，我國的人口基數以及高等教育和工科畢業生的數量在發展人工智能的過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這才是我們這個行業能夠持續發展更加重要的因素。

北京大學侯宏教授認為，智能技術驅動經濟發展的底層邏輯是知識的通量革命，未來如果我們的連接都是由智能體來做，連接的成本會極大的降低。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特聘研究員廖芳莉補充提出，私人數據如果要成為可流通的數據產品，必須先去除個性化的標簽和敏感信息，轉化為通用數據，才可以打包進入流通環節。

智能經濟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高端對話2

第二個高端對話的主題是“智能經濟發展的機遇與挑戰”，由走出去智庫合伙人張穎女士主持，來自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的厲克奧博常務副院長、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產業與規劃研究所的單寅高級工程師、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的楊永聰院長參與討論。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高級工程師單寅認為，從馬車到汽車，從電報到電話再到互聯網，每一次技術躍升都會帶來治理上的挑戰。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意味著要在治理方面布局謀篇，為新技術新業態保駕護航。因此，各方要遵守合規底線、加強安全能力建設，同時也要秉持“科技向善”的理念，通過產學研各方的協作來實現人工智能的高質量發展，推動科技進步和產業繁榮。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厲克奧博認為，我們不能陷入“外國開飛機、我們守著自行車”的落后困境，必須緊跟技術發展浪潮。與此同時，如何通過科學的技術治理平衡利益格局，彌補受技術沖擊群體的損失，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副院長楊永聰認為，現在隨著AI發展提速，全球AI領域出現所謂的“投資潮涌”現象。資金進入后確實會帶來泡沫化的風險，但從另一方面看，美國硅谷的一些頂尖企業也是經受了當年互聯網泡沫時代走過來的。

走出去智庫合伙人張穎女士補充提出，在使用AI、生產AI的過程中，我們感受到科技公司對每個人或者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科技向善的主題就變得越來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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