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書金晚年回憶：我被調離新疆，和鐵列克提無關，真相是一次烏龍

1969年初秋，新疆軍區機關大院的燈常常亮到深夜。邊境局勢緊張，電話線另一端的報告此起彼伏，許多軍官連家里都顧不上回。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關于“鐵列克提沖突”“撤職問責”的種種傳聞，也在多年之后被不斷放大，漸漸演變成另一種“民間版本”的歷史。不得不說，這些說法聽上去很“戲劇化”，卻與真實情況有著明顯距離。

長期以來，社會上流傳著幾種關于龍書金晚年命運的說法：有人講他因為鐵列克提事件被撤了新疆軍區司令員的職務；有人又說他晚年落魄，連像樣的住房都沒有。這些說法傳播甚廣，但只要稍微把時間線梳理清楚，就會發現問題很多。事實上，不論是他被調離新疆的原因，還是他的生活待遇，都遠沒有傳聞中那樣“凄涼”和“戲劇”。

要理解這些誤解從何而來，不得不從龍書金的履歷講起。這名1930年入伍的老紅軍，一生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再到新中國成立后的諸多重要崗位，腳印幾乎踏遍了中國近代軍事史上的關鍵節點。正因為資歷深、戰功多，也更容易被各種“故事化”的說法所包裹，這一點也頗有幾分時代的意味。

一、從“英雄四連”到東野“攻堅老虎”

時間往前推回到1930年。那一年，龍書金剛參加紅軍，被編入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從一名普通戰士干起。幾年征戰下來，他從血與火中熬了出來，在部隊中逐漸嶄露頭角。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八路軍開赴華北，他所在部隊陸續改編，他本人也走上了抗日前線。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提到他，都會想到一個響亮的稱號——“英雄四連”。平型關大捷時，他已經是一名連長，隸屬八路軍115師。在那場伏擊戰中，他所帶的連隊作風兇悍，拼刺刀、打近戰，俘虜了數名日軍，戰斗結束后，這個連被授予“英雄四連”的榮譽稱號。這類榮譽在當時并不輕易頒發，能得到這樣的評價，說明在一線部隊眼里，這支連隊確實打得硬、頂得住。

平型關之后，115師面臨一次關鍵性的“分路而行”。一部分在聶榮臻率領下，留在五臺山創建晉察冀根據地；另一部分則在羅榮桓、陳光率領下，轉戰山東。龍書金正是在這次部隊部署調整中，被調往山東戰場。那里同樣是硬仗連連。他在渤海抗日根據地里一步步成長，到抗戰勝利前夕，已經是渤海軍區副司令員，算得上年輕有為的中高級指揮員。

抗戰結束后，國內局勢急轉直下。東北成為新的戰略重心，遼沈戰役的戰云漸漸壓來。龍書金奉調進入東北戰場，擔任東北野戰軍第六縱隊第十七師領導，部隊被稱作東野的“攻堅老虎”。這個稱呼不是吹出來的，四平攻堅戰、錦州戰役，都是硬骨頭，當時城防堅固，敵軍兵力集中，許多部隊拿不下來的陣地，最后都要靠這些擅長強攻的部隊去啃。

值得一提的是，在四平和錦州的激戰中，第十七師多次承擔突擊任務，損失不小，卻屢屢突破防線，為整個戰役打開缺口。這種打法，很累人，也很傷元氣，但在大兵團作戰中極為關鍵。野戰軍首長對他們的評價非常高，這也讓龍書金在東野系統中站穩了腳跟。

遼沈戰役結束后，部隊揮師入關。這一次，龍書金率領所部在前線總指揮部的統一指揮下，參加天津戰役的解放作戰。短兵相接，城市攻堅，又是他熟悉的領域。天津解放后，部隊沒有停歇太久，便繼續南下。渡江戰役拉開帷幕，隨后便是解放海南島的行動。此時的龍書金已任第四十三軍副軍長，解放海南島戰役中，他指揮所部第一二八師率先登陸，搶占灘頭陣地，奪得“先登”之功。島嶼作戰風險極大，天候、潮汐、補給，哪一點都湊合不得，能夠首批登島并站穩腳跟，對整個戰役的走向影響極大。

戰后，他被任命為海南軍區副司令員兼四十三軍軍長，又調往廣東省軍區擔任司令員兼廣州市警備區司令員。1955年授銜時，他被評為開國少將。4年后，他進入高等軍事學院深造，畢業后又調任湖南省軍區司令員。從一名紅軍小兵，到大軍區級主官，這條道路走得并不容易，但邏輯十分清晰：戰爭年代屢立戰功，新中國成立后又具備大軍區建設和地方軍區管理經驗。

二、從湖南到新疆，鐵列克提并非“罪魁禍首”

1960年代初期，國際局勢復雜，國內外壓力疊加。1962年，蔣介石方面鼓噪所謂“反攻大陸”，沿海、內地的戰備工作都被提上了新的高度。就在這一年，龍書金剛剛接任湖南省軍區司令員。那段時間，毛澤東前往湖南視察戰備情況，并接見了軍區領導干部。

會見時，關于戰備部署、民兵建設等問題，毛澤東問得很細。龍書金作了系統匯報，毛澤東聽后連聲肯定，強調“民兵組織要搞好，要做到組織落實，政治落實，軍事訓練落實”。會后，湖南軍區將這一要求上傳廣州軍區，并推動形成了后來在全國范圍內廣為人知的“民兵工作三落實”。從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央對地方軍區的戰備工作十分重視，對龍書金等人的安排，也體現了信任。

1968年，出于邊防形勢和戰略布局的考慮，龍書金奉調擔任新疆軍區司令員。這一年他已是年近六旬的老將，卻依然被推到中國西北邊防的前臺。新疆的特殊性不用多說，地域遼闊、邊境線長，面對的外部形勢也尤為復雜。1968年10月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會上點名到“龍書金”時，還特意看了他一眼，說了一句：“龍書金，我的老鄉。”然后示意他坐下。這句輕描淡寫的話，說明毛澤東對他并不陌生，這種記憶并非一般人能有。

1969年8月，中蘇邊境局勢再度緊繃，鐵列克提沖突爆發。早在此之前，中蘇在珍寶島等地已發生過多次沖突，其中不少戰斗中我軍占據主動，贏得了陣地，也贏得了輿論優勢。蘇軍方面則一直心懷不甘，尋找機會“扳回一局”。由于后勤運輸和地理條件的制約，在東北地區他們難以討到便宜，于是干脆把眼光投向了西北方向，在后勤較有優勢、我軍補給較難的地區尋找突破口。

在這種背景下，鐵列克提地區成為可能發生沖突的焦點。敵明我暗，敵攻我守，從態勢上看，我軍處于相對被動的防御姿態。本身就是一條緊繃著的邊防線，只要一方有意挑起摩擦，事情遲早要爆發。這一點，在后來查閱相關資料時，許多人的評價都有類似的表述：這次沖突既帶有偶然性，又在大勢之中顯得幾乎難以完全避免。

就指揮層面而言，有資料認為龍書金在處理相關情況時，部分環節上略顯不夠嚴謹，對敵方的報復意圖估計不足，這一點他本人在內部總結時也并不回避。但把這樣一次沖突簡單歸結為“指揮失誤”“工作不力”，未免有些以偏概全。蘇軍在邊境摩擦中一再尋找“扳回面子”的機會，如果在鐵列克提沒有出手，恐怕也會在其他地段制造事端。

關鍵在于，中央對當時的整體局勢和責任界定是清楚的。鐵列克提沖突發生后，并沒有立即對新疆軍區主官采取撤職或嚴厲處分的做法，龍書金繼續擔任軍區司令員。這一點，從他離開新疆的具體時間就能看得很清楚：鐵列克提沖突發生在1969年，而他被調離新疆軍區是在1971年，中間相隔兩年。如果是因為這場沖突遭到即時問責，時間上根本對不上。

那么，他后來為何會離開新疆？轉折點出現在1971年的一場“烏龍事件”，與鐵列克提的直接關系并不大，卻在政治上格外敏感。

三、“國慶照片”的烏龍與組織結論

1971年9月13日深夜，一則極為重要的消息在極小范圍內傳達。當晚，周恩來從北京打電話到新疆，親自向龍書金通報了當晚發生的重大事件，并鄭重叮囑：這件事情只限你個人知曉，不要對外擴散。彼時中蘇邊境形勢仍十分緊張，軍區主官的首要任務是穩住部隊情緒、保持戰備狀態，他接完電話后立即轉入相關工作之中。

時間推到17天之后，10月1日國慶節。按往年慣例，新疆的報紙會在國慶專號上刊登一些照片和歷史資料，多數編輯并不知道9月中旬發生的那件事的全部內情。也正因為保密要求極嚴，龍書金并未向報社系統做任何通報和提醒。報社的同志只是沿用了既往做法，將一些老照片照例刊登出來。

直到報紙印好送來，龍書金才注意到這期的照片內容，頓時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當即把報社領導叫來，要求盡快把報紙追回，避免繼續擴散。可惜報紙已經發行，收回工作遠遠趕不上傳播速度，一切都稍顯晚了一步。據他后來回憶，當時全國范圍內出現類似問題的報社并非新疆一家，總共有5家犯了同類錯誤。但不得不承認，新疆的邊防地位特殊，政治敏感度更高，這種“老照片照常刊登”的疏忽，在當時的氛圍下，無疑被視為嚴重失誤。

龍書金后來在回憶中，對此事有過相當坦率的總結：“這是我的一個極大的失誤。這個錯誤鑄成的原因是因為我的疏忽。”他提到，自己平日并不過問報社具體工作，分工上也不直接管理宣傳系統，國慶前也沒向他們提過任何提醒，致使不明情況的編輯按舊習慣行事，結果釀成了難以挽回的“烏龍”。

事情發生后，組織上很快作出安排，龍書金被召回北京，住在西直門總政招待所，等待審查處理結果。從形式上看，這是十分嚴肅的組織程序，也讓一些不了解全貌的人產生聯想，甚至將之與所謂“站錯隊”“上錯船”等說法聯系在一起，衍生出許多版本。有些人習慣用“是不是跟著誰走”的角度來解釋干部的沉浮，但如果真要如此推斷，反而很難解釋他為何會在這種時候主動“暴露”自己。

試想一下，如果真有嚴重的政治問題在身，明知大勢已定，還留下這樣的明顯“痕跡”，這與其說是“自救”，不如說是“自報家門”。從邏輯上看，是說不通的。也正因為如此，后來在正式審查中，這一層也成為辨析的一個重要參考。

受當時整體形勢影響，許多人的審查工作拖得很長。龍書金的情況也在其中，一拖就是十余年。直到1982年，中組部對他的審查有了正式結論：在組織上是清白的，不存在嚴重政治問題。同時，還為他的安置作出明確安排——允許在濟南、長沙、廣州、武漢等城市中任選一處落戶，享受大軍區首長待遇。從這份結論和安排來看，所謂“撤職查辦”“晚年凄涼”的說法，與事實相去甚遠。

有人喜歡用“被拋棄”“被遺忘”這樣的詞語來形容一些老將的晚年，這類說法聽上去容易讓人感慨，卻往往忽視了當時干部管理的真實制度安排。就龍書金的情況而言，雖然經歷審查和等待的過程，精神壓力不可避免，但從最終待遇和生活條件來看，稱得上“有保障”“不愁吃穿”，與外界想象的“孤苦無依”并不相同。

四、三次近距離接觸，老紅軍的記憶片段

龍書金晚年在回顧往事時，多次提到與毛澤東之間的幾次近距離接觸。對于經歷過漫長戰爭歲月的人來說，這些片段既是一段歷史，也是某種象征。梳理他的回憶，可以清晰看到至少三次較為關鍵的相遇。

最早的一次要追溯到1931年。那一年，他還只是紅軍中的一名士兵代表，參加了在瑞金召開的蘇維埃工農兵第一次代表大會。當時毛澤東在會議上當選為主席，龍書金在會場里見過毛澤東，但雙方并沒有交流，只能算是遠遠看見了一面。這種場合中，一名普通士兵和主要領導人很難有直接接觸，這一點再正常不過。

真正有交流的第一次，是1935年8月。紅軍長征到達毛兒蓋一帶，龍書金所在的紅一軍團紅五團，擔任全軍前鋒部隊。穿越草地后，關于紅軍北上與否，內部意見出現嚴重分歧，張國燾堅持南下，毛澤東等人決心率部北上。部隊進入甘肅境內時，龍書金當時已經是一名連長，奉命帶隊搭橋，確保后續部隊過河，并堅守橋頭，直至中央機關全部通過。

據他的回憶，守橋數日后，終于看見中央首長隊伍到達。毛澤東走近他們，問：“你們誰是連長？”龍書金立正敬禮：“我是！”毛澤東聽出他的口音，有些高興地說：“哦，我們是老鄉。你是湖南哪里的？叫什么名字？”簡短問答之后，他湊近又問了一句：“四方面軍和我們分手了，你們知道不知道？”龍書金回答“不知道”。毛澤東沉吟片刻，說：“不要緊，他們會回來的。”說完拍了拍他的肩膀，繼續前行。不得不說，這一幕對當事人沖擊很大，既有緊張，又有一種被記住的溫度。

第二次近距離接觸，就是前面提到的1962年毛澤東到湖南視察戰備。當時龍書金已經是湖南省軍區司令員，身份與長征時期那名連長不可同日而語。會見場合上，他從戰備、民兵組織、預案等方面，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毛澤東聽完后連說“很好，很好”，并強調民兵工作要做到“組織落實、政治落實、軍事訓練落實”。這番話后來被概括成“民兵工作三落實”，在軍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

第三次則發生在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當時，龍書金剛接到調任新疆軍區司令員的通知，帶著新的任務來到北京參加會議。大會上，毛澤東宣讀與會人員名單，念到“龍書金”時，他起身致意。毛澤東抬眼看了看他，笑著說：“龍書金，我的老鄉。”然后示意他坐下。從1935年甘肅渡河時的“你是哪里人”，到30多年后的“我的老鄉”，這種記憶的延續，讓他在晚年回想起來，仍然印象極深。

從時間軸來看，這三次接觸分布在長征時期、建國后戰備工作階段、新疆任職前夕，跨越了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幾個關鍵階段。對龍書金本人而言，這不僅是個人經歷，更與整個國家的重大轉折交織在一起。有意思的是，他回憶時并不刻意渲染情緒，多是平實敘述過程和細節，這種敘述方式，反而更能讓人感到一些真實的重量。

回到最初提到的那些傳聞：鐵列克提沖突、烏龍刊發照片、審查與結論、安置與待遇，把這些放在清晰的時間線之上再對照，會發現許多夸張的說法經不起推敲。龍書金從一名1930年參軍的老紅軍，走到大軍區司令員的位置，再到晚年在南方城市中頤養天年，這條道路并不平坦，其中既有戰功，也有誤判與遺憾。但整體而言，他的政治結論是清楚的，生活保障也是有憑有據的。

關于他被調離新疆一事，與其說是“因為鐵列克提被撤”，不如說是“因為國慶報紙那次疏忽，觸及了當時高度敏感的政治警戒線”。后來的組織審查，又對這一誤解作了最直接的糾正。很多看似“跌宕起伏”的故事，在細致的史料面前，往往會露出原本樸素的面目。對于那些親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來說，真正難忘的，既有草地橋頭的一句叮囑，也有戰備會議上的一聲肯定，更有那份在風雨之后仍被公正對待的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