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體育界雙料冠軍，卷44億逃亡美國住豪宅，被傳喚借口生病不回

1991年的香港，燈火通明，維多利亞港上游船穿梭，霓虹映在海面上，一位身材干練的女替身在片場一遍遍從高臺翻下。她不太說話，只是默默完成每一個高難度動作，武指忍不住嘟囔了一句：“這姑娘，下盤真穩。”誰也想不到，幾年之后，這個靠體操吃飯的“打女”，能在好萊塢片場指點江山，再往后，又會以另一種方式，被輿論牢牢記住。

這個名字，叫吳冰。

有意思的是，在不少中年股民回憶自己這十多年的跌宕經歷時，常會提到一個時間點——2014年，DMG借殼上市。有人當初翻看公司資料，看到“體操、花樣游泳雙料冠軍”“好萊塢制片人”等標簽時心生好感，覺得“總歸比那些來歷不明的人強”。那一刻，很少有人會想到，光環有時也是一把鋒利的刀。

一、體育場上的“狠角色”

時間往前撥回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吳冰出生在北京，家庭條件算不上多優越，但在那個年代，能上體校就已經是一條截然不同的路。5歲那年，體操教練到幼兒園挑苗子，一排孩子站成一條線，抬腿、彎腰、下腰，動作參差不齊。帶隊老師隨口問：“還有誰？”一個瘦瘦的小姑娘被推上前，輕輕一壓就下了大叉。教練眼睛一亮，直接拍板：“這孩子，送體校吧。”

從那之后，少年的時間幾乎都交給了訓練館。清晨天不亮起床，晚上別人已經睡下，她還在練柔韌。壓腿，劈叉，吊環，翻騰，動作反復千百遍。體操這行，靠的不是天賦光環，而是日復一日的“咬牙”。有隊友回憶，當時很多小姑娘練到哭，她只是把淚一抹，繼續上器械。

12年硬扛下來，到17歲那年，吳冰在全國比賽中拿下女子全能冠軍。這在當時已經是相當亮眼的成績。只不過，體操選手付出的代價往往藏在隊醫室的病例里：腰傷、膝傷、踝傷，一身都是舊患。醫學上講，爆發力和柔韌性的訓練，一旦超負荷，后遺癥會伴隨很久。

按理說，這個時候很多人會選擇慢下來，轉入教練隊伍。但吳冰的選擇，多少有一點“逆勢而行”的味道。她轉項練起了花樣游泳。

體操和花樣游泳，從外行看都算“好看”的項目，但技術邏輯完全不同。體操講究短時間內的空中控制，花樣游泳則要在水中保持優雅與持久的力量輸出，團隊配合要求極高。對一個已經滿身傷病的體操選手來說，重新開始，冒的風險并不小。

不過，結果很快證明，她不是嘴上有野心而已。經過一段艱苦適應，吳冰在花樣游泳項目上又脫穎而出，最終成了體操、花樣游泳的雙料冠軍。這種跨項目的成功，在當時的體壇，并不多見。

二、從片場打女到傳媒老板

退役是每一個運動員繞不過去的節點。被保送進入體育學院之后，吳冰的生活節奏從訓練場轉向了課堂。很多同齡人畢業后選擇留在體制內，當教練、帶隊小孩，算是一條相對穩定的路。她也一度按這個方向走，畢業后赴澳大利亞墨爾本當體操教練。

那幾年，澳元收入不低，住的是寬敞的房子，工作壓力不算大。當地人習慣在陽光下躺一整天，慢悠悠過日子。對不少中國留學生來說，這樣的生活算得上理想。但吳冰很快感到不適應，她后來對朋友說：“天天這么躺著，像是把時間往海里扔。”這種不甘心，逼著她再次轉向。

于是，她離開墨爾本，去了節奏更緊的紐約。起初仍是教體操，給孩子上課，重復枯燥的基礎動作，勉強維持生活。直到1991年，一個轉機從地球另一端拋來。

那年，成龍在香港籌拍《舞臺姐妹》，劇組急需一個能翻跟頭的女演員。當時香港動作片如火如荼，但真正能把高難動作做穩的女替身并不多。有人想起在美國有一位體操出身的姑娘，便給吳冰遞了個機會。

就這樣，她從美國飛回亞洲，走進了香港片場。從最基層的“打女”做起，在鏡頭外一次次對著氣墊翻滾、對著威亞吊繩沖下去。專業基礎在這時顯出威力，12年體操打下的底子，讓她對動作節奏和空間感拿捏得很準，很快就得到了武指和導演的認可。

短短三年，她接連拍了十多部影視作品，片約不斷。動作戲多，受傷也多，有時候一場戲下來渾身都是青塊，但片酬也水漲船高，一部戲拿到二三十萬港幣并不稀奇。在當時的內地同行看來，這是讓人羨慕的收入。

這時期的媒體給她貼上“登陸香港的內地武打女星”的標簽，聲音熱鬧，關注不斷。她自己對這種聚光燈并不排斥，畢竟相比單調的訓練館生活，片場的世界新鮮許多。

問題在于，人很難在一條路上一直滿足下去。動作片的高強度拍攝，對早已累積傷病的身體來說，是一場透支。她開始意識到，靠當演員，賺錢的天花板其實并不算高，也很難掌控作品和人生的方向。

“當老板才真正能決定事情。”這樣的念頭漸漸成型。于是，在外界還在為她的新片寫稿的時候，她做出了又一次跳轉——收攏資源，回北京創業。

依托在影視圈積累的人脈，她與兩位合作伙伴一起創立了DMG傳媒。一個是出身軍人家庭、曾在機關任職后下海赴美打拼的肖文閣，另一個則是她在好萊塢認識的美國導演丹·密茨。這三人組成的架構，在當時看起來頗有國際化氣息。

創業初期談不上光鮮。那時的DMG主要靠拍廣告維持，公司規模不大，資金鏈緊繃。吳冰把個人名氣、圈內關系都調動起來，為公司拉來了一批大客戶：耐克、一汽大眾、迪士尼等國際品牌陸續合作。廣告片一支接一支，公司賬面才算逐漸好看。

等到廣告業務站穩腳跟，熱愛電影的肖文閣開始帶隊向電影領域擴展。他對外宣稱，DMG雖然以廣告起家，但他們在美國分公司多年來一直在做與電影相關的業務，已投資過兩部商業片，并取得不錯成績。這番說法在當年業內看來并不突兀，畢竟，廣告公司轉戰電影，在全球都不是罕見路徑。

后來的實踐似乎也印證了這番自信。2009年，DMG參與投資了獻禮片《建國大業》，影片上映后拿下當年內地票房冠軍，話題度極高。第二年，DMG又出品了都市題材電影《杜拉拉升職記》，配合當時的職場焦慮情緒，在同檔期取得了不俗票房。

借著這股東風，吳冰開始著力引進好萊塢大片，將《暮光之城》《生化危機：戰神再生》《鋼鐵俠3》等影片陸續帶進中國市場。那幾年，國內觀眾對好萊塢商業片的熱情不斷被點燃，發行方、引進方賺得盆滿缽滿。吳冰憑借這一系列操作，被稱為“中國首位好萊塢女性國際制片人”，行業內外對她的評價顯然上了一個臺階。

不得不說，這一段時間，她的人生曲線幾乎是一路向上：從體育冠軍到動作演員，再到跨國傳媒公司的聯合創始人，站在鎂光燈和資本市場的交匯處。這種轉變，在不少人眼里，是敢闖敢拼的樣本。

三、上市神話與資本失控

名氣到位之后，下一步往往是資本化。吳冰和合作伙伴不滿足于做一家“賺錢的公司”，而是希望將故事講得更大。上市，成了自然的目標。

要登陸資本市場，過去的履歷就成了最好的包裝材料。“雙料體育冠軍”“好萊塢制片人”“成功企業家”這些標簽，被反復講述成勵志故事。路演時，她談起12年體操苦練、轉項花樣游泳、赴海外教練、闖入香港片場、再到回國創業，邏輯線條緊湊，故事性極強，對普通投資者來說極具吸引力。有些中年股民后來回憶：“聽完她的經歷，就覺得這人肯定有能力帶著公司往上走。”

2014年，DMG通過借殼方式成功登陸A股。上市伊始，市場情緒高漲，傳媒影視板塊被視為朝陽板塊，講故事、做概念的空間極大。到2017年上半年，DMG市值一度沖上四百多億元的高位，成為國內規模較大的獨立傳播機構之一。

外界輿論，也給這三位創始人冠上“鐵三角”的稱呼。媒體報道中，吳冰常被擺在顯眼位置，她的個人經歷和“國際視野”成了DMG的標簽。對不少投資者來說，買這只股票，某種意義上就是押注在她身上。

不過，行業里也開始出現一些不同的聲音。有熟悉電影圈的人曾評價：“吳冰更像是華爾街做資本的，不太像傳統做電影的。”這句話乍一聽像是褒獎，說她懂資本運作、善于資源整合。但反過來看，也透露出一種隱憂——當一家以創意和內容為基礎的公司，越來越被資本運作牽著走，風險就開始累積。

影視行業本身周期波動極大，項目成敗受多種因素影響。2016年前后，監管層對“天價片酬”“資本泡沫”等現象開始收緊，市場對影視股的估值邏輯也在變化。一些曾經被捧得很高的公司，陸續曝出項目虧損、商譽減值。

在這樣的環境下，如果管理層對風險控制不嚴，只想著繼續講新故事、拉高股價，就很容易在高位踩空。DMG在那個時間節點，就站在了十字路口：是穩扎穩打，還是繼續加杠桿押注新項目？從后來披露的信息來看，他們選擇了后者。

2018年，DMG的財務報表出現巨額虧損，數十億元的虧空讓這家公司迅速從高光跌入低谷，資金鏈緊繃，債務問題浮出水面。曾經在發布會上高談闊論的管理層，這時給出的解釋，難以說服所有人。對投資者而言，數字冷冰冰地擺在那里：賬面巨虧，項目失敗，股價暴跌，個人資產蒸發。

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司進入危機之前，吳冰已在資本市場上頻繁減持，累計套現約44億元人民幣。對普通股民來講，這個數字幾乎難以想象。有股東后來憤怒地說：“原來我們以為她和我們是一條船，結果人家早就坐著私人飛機走了。”

從法律角度看，減持本身未必就是違法行為，關鍵在于信息披露是否充分、減持時點是否涉及對重大風險的隱瞞等問題。這些復雜的細節，需要司法程序來厘清。但從常識層面，創始人在公司基本面惡化前后大規模套現離場，難免引發道德層面的質疑。

四、豪宅、傳喚與“生病”借口

公司爆雷之后，最先感受到沖擊的是那些跟著一路買入的投資者。有人在股價高位加倉，期望“電影一火就翻身”；有人把多年的積蓄押在這只看上去前景無限的傳媒股上。隨著股價斷崖式下跌，不少家庭的經濟狀況遭到重創，有的甚至背上高額債務。

當股民開始追問責任時，發現一個現實問題——公司的核心人物已經不在國內。此前一段時間，吳冰悄然“消失”在公眾視野中，外界很少再看到她出現在國內活動。后來有媒體披露，她已移居美國，成為美國公民，在當地購置別墅，還被曝出購機出行，生活頗為奢華。

“她在那邊住豪宅、買飛機，我們在這邊還債。”有受損股民接受采訪時一句簡單的話，道出了巨大落差。這種反差感，很容易激起公眾情緒，但在司法層面，問題要復雜得多。

出于維權需要，一些股東將吳冰告上法庭。案件在中國發生，中國法院對相關行為進行審理，屬于正常程序。此時，吳冰的國籍問題也被擺上桌面。她一度打算以“已是美國公民”為由，采取不應訴的態度，但國籍本身并不能成為逃避中國司法機關調查與傳喚的合法理由。

在法院向其發出相關法律文書后，她又提出“身體有病”的理由，稱自己不宜長途奔波，拒絕回國出庭。有資料顯示，相關傳喚和法律程序持續了一段不短的時間，結果卻始終難以推進。對國內的原告方來說，這種“隔著太平洋”的博弈，非常被動。

“你到底回來不回來？”有憤怒的股民在媒體鏡頭前沖著空氣發問。吳冰本人并沒有正面回應，而是繼續留在美國生活。別墅、高檔社區、私人飛機，這些信息被陸續曝光，形成了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畫面：一邊是遠在海外的安穩生活，一邊是國內投資者在債務和官司中掙扎。

需要強調的是，具體的法律責任和定性，需要等待完整的司法程序和官方結論，不宜憑情緒簡單下斷言。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從體操冠軍到商界“鐵三角”之一，再到被眾多股民視為“全民公敵”，她的人生軌跡發生了極為劇烈的反轉。

對很多中年讀者來說，這個故事并不陌生。過去十多年里，資本市場上類似的起落案例不算少見，人物、公司名字在變，套路卻似曾相識：光鮮故事包裝、頻繁出現在媒體、借助大眾對成功學的信任完成集資或上市，隨后在關鍵節點減持離場，把風險留給跟隨者。

吳冰身上還有一個特別之處——體育冠軍的身份，給了她額外的一層信任加持。在大眾印象中，運動員往往與“刻苦”“自律”“愛國”等關鍵詞綁定，容易被視為可靠的代名詞。當這樣一種形象與資本運作捆綁在一起時，很容易讓普通投資者降低警惕，忽略商業邏輯中的風險。

試想一下，如果當初擺在臺前的不是“雙料冠軍”的標簽，而是普通商人的履歷，是否會有同樣規模的散戶追隨？這恐怕是一個值得回味的問題。

從時間軸上看，吳冰的轉折節點很清晰：少年時期的高強度訓練，塑造了她不服輸、敢冒險的性格；香港片場的摸爬滾打，讓她見識到娛樂工業和名利場的規則；回國創辦DMG，投身資本市場，是她人生中最光鮮的一段時期；2014年借殼上市、2017年市值巔峰，則是故事被推上最高點；2018年巨額虧損、資金危機爆發，再加上大額套現和遠走美國，把她推到了輿論的另一端。

再往后，關于她的消息逐漸稀少，但已發生的事實不會消失。被卷入漩渦的股民，在之后很長時間里仍要面對被改變的生活。而這段經歷，也在不少人心里留下一個簡單卻沉重的判斷：光環越亮，越要看清背后的邏輯；故事講得越動人，越要弄懂錢是怎么賺的，又是怎么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