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背對背”談判

文︱陸棄

2月的阿曼，表面上看似平靜。美伊代表團分處不同房間，通過中間人傳遞立場，背對背展開間接談判。這種形式本就意味著高度不信任，而真正刺破“外交努力”表象的，并不在會場內，而是在波斯灣和阿拉伯海的海面上。幾乎在談判啟動的同時，美國航母戰斗群完成前移部署，進入被外界普遍解讀為“戰位”的敏感區域。談判桌尚未鋪開，美軍的攻擊體系卻已展開，這種時間與空間上的高度同步，使所謂的外交進程從一開始就帶上了濃重的軍事陰影。

在國際政治中，談判并不罕見，施壓也并非新鮮事，但如此赤裸地將軍事威懾與談判進程捆綁在一起，卻依然罕見。航母不是象征性訪問的工具，而是高度進攻化的戰略資產。當“亞伯拉罕·林肯”號航母打擊群進入北阿拉伯海，其覆蓋范圍已不再是抽象的威懾概念，而是可以被精確計算的打擊半徑。戰斧巡航導彈、艦載機、護航艦艇構成的火力網絡，清晰指向伊朗的能源設施、軍事基地和關鍵城市。這種部署，本身就是一份無需文字的政治聲明。

如果說談判意味著尋找妥協空間，那么這種軍事姿態所傳遞的卻是完全相反的信息。它并非為防止沖突升級而存在，而是將沖突風險本身轉化為談判籌碼。更具象征意味的是，美方談判人員登上航母，與參與擊落伊朗無人機的飛行員互動。這一行為并不服務于談判本身，而是刻意制造心理壓迫，將“談不攏就動手”的暗示直接投射到伊朗決策層。

這種做法背后，是一種早已成型的霸權邏輯。美國并不將談判視為平等交換的過程，而是視為迫使對手接受既定條件的延伸手段。其提出的要求，幾乎沒有為伊朗保留任何戰略回旋余地。“零核能力”、永久放棄鈾濃縮、全面限制導彈發展、切斷地區影響力，這些條件并非談判起點，而更像是單方面的最終通牒。在這種框架下，談判的存在本身，反而成了一種政治裝飾，用以證明“已經給過對方機會”。

問題在于，這種邏輯與伊朗的安全認知存在根本沖突。對伊朗而言，核能力、導彈體系和地區影響力并非進攻性工具，而是其在高度敵對環境中維持戰略平衡的核心支柱。要求伊朗在制裁尚未解除、安全威脅持續存在的情況下主動拆除這些能力，本質上等同于要求其自廢防御。正因如此，伊朗始終堅持談判只能圍繞核問題與制裁展開，任何試圖擴展議題的做法，都被視為變相的政治勒索。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在談判進行的同時，美方并未暫停制裁工具的使用。新的制裁措施在談判節點公布，進一步削弱了外交進程的可信度。這種邊談邊壓的策略，并非為了達成協議，而是為了塑造一種敘事：如果談判失敗，責任不在美方，而在“拒絕讓步”的伊朗。正如伊朗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樣，談判在這里并不是為了緩和緊張，而是為了給緊張局勢披上一層合法外衣。

這種做法同樣引發了地區國家的高度警惕。經歷多年沖突與動蕩，中東國家對外部軍事冒險的容忍度正在明顯下降。沙特、阿聯酋、約旦等國拒絕為潛在軍事行動提供支持，反映的并非立場倒向伊朗，而是對地區失控風險的清醒認知。一旦沖突爆發，能源通道、航運安全和國內穩定都將首當其沖，沒有國家愿意為他人的戰略計算承擔代價。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的角色顯得尤為關鍵。伊朗在談判前夕向北京釋放溝通信號，本身就說明其對多邊斡旋的期待。中方反復強調通過政治外交解決爭端、反對武力威脅與單邊制裁，這種立場并不追求短期博弈收益，而是試圖為局勢降溫提供結構性支點。在當前高度緊張的環境中，任何能夠延緩軍事對抗、重建對話信任的力量，都顯得彌足珍貴。

航母進戰位，并不意味著戰爭已經不可避免，但它無疑提高了誤判的概率。軍事力量一旦成為談判的前置條件，外交空間就會被持續壓縮。對美國而言，這或許是一種熟悉且自認為有效的施壓方式；但對中東地區而言，這卻是一種反復驗證過的危險路徑。威懾并不能替代對話，力量也無法自動轉化為穩定。真正的問題不在于誰在談判中占據上風，而在于這種談判方式，是否正在把整個地區推向更難以收拾的邊緣。

當戰艦的陰影覆蓋談判桌，外交便不再只是語言的博弈，而成為風險管理的藝術。歷史早已證明，靠軍事威懾強行塑造的協議，往往脆弱而短暫。中東需要的不是又一次高壓試探，而是一次真正基于現實與尊重的政治選擇。否則，航母所帶來的，不是秩序，而只是下一輪動蕩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