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滕代遠得知衛生局副局長私制嗎啡、貪污4億元，如何處理

1952年2月的北京，天氣還帶著刺骨的寒意。中南海里，一場政務院會議正在緊張進行，一張不起眼的小紙條，從會場后排悄悄遞到臺前，引發了一場牽涉鐵道部、衛生部和“中節委”的風波。紙條上的內容不長，卻十分扎眼：鐵道部衛生局副局長蔓焰，被人檢舉私制嗎啡，貪污款項達4億元（舊幣）。條子往上一送，“同意逮捕”幾個字很快落下。這件事，很快就擺到了時任鐵道部部長滕代遠的案頭。

那一年，“三反”運動已經進入高潮，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號角在全國機關單位此起彼伏。就在不久之前，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被依法處決，震動全國干部隊伍。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涉及“私制嗎啡”“貪污巨款”的案件，自然會被格外放大。問題來了：身在風口浪尖之中，一旦中央作出“逮捕”決定，下級干部還能做什么？還能替人說話嗎？敢不敢說？

圍繞這張紙條，一場頗具代表性的歷史場景就此展開。

一、“鐵路修到哪里，人就跟到哪里”：滕代遠的底氣從何而來

要看懂1952年的這場風波，繞不開1949年的一個關鍵節點。

1949年1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剛剛進入北平城不久，中央軍委決定成立軍委鐵道部，承擔解放區鐵路接管、修復、運營的重任。滕代遠被任命為軍委鐵道部部長。彼時，戰火尚未完全停歇，許多鐵路橋梁被炸得七零八落，車站、機務段損毀嚴重，國民黨軍隊撤退前還刻意破壞線路設備。按當時一些外國專家和舊政府技術人員的估計，要想將這些鐵路恢復到基本通車狀態，至少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

滕代遠在會上提了句狠話：“解放軍打到哪里，鐵路就修到哪里?！边@句話，看上去有點像口號，但在他看來，這是必須兌現的軍令。在他的組織和指揮下，鐵道兵團日夜施工，搶修重點線路，常常是在槍聲未遠的地段鋪軌、架橋。結果出人意料：原本被認為“十年起步”的修復工程，在不到一年時間內，就讓大片線路重新恢復通車。解放軍部隊的補給、物資的南運北調，離不開這支隊伍的拼命與擔當。

同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組建各大部委，滕代遠被任命為鐵道部部長。從1949年底起，到1952年“三反”運動全面開展，他一直在鐵道部主抓鐵路恢復和建設?？梢哉f，從部機關領導干部，到鐵道兵、鐵路職工，他相對都比較熟悉，誰在什么崗位、作風怎么樣、辦事有沒有譜，他心中有數。

有意思的是，在鐵道部內部，不少人都知道一點：身為部長，滕代遠對干部雖有嚴格要求，卻有一個明顯的特點——遇到問題，不輕易“蓋棺定論”。這種作風，在后來蔓焰案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在鐵道部領導班子里，副部長呂正操是他極其信任的戰友。特殊年代里，呂正操曾被誣陷、受到不公正對待，滕代遠公開表態：“我是鐵道部部長、黨組書記，鐵道部的錯誤，我應該負責任?！边@句話，其實已經透露出他的為人：在重大問題上，敢擔責任，不輕易推人下水。

正因為有這段長期共事的基礎，當1952年有人檢舉鐵道部衛生局副局長蔓焰“私制嗎啡、貪污4億元”時，滕代遠的第一反應，并不是順著輿論風向走，而是直覺上覺得事情不太對勁。

二、“制嗎啡”的來龍去脈：藥從哪里來，錢到哪里去

檢舉信寄到的地方，是當時專門負責“三反”運動的“中節委”，全稱“節約檢查委員會”。這個機構直接在中央領導下工作，權威性很強。信中的說法相當嚴重：蔓焰利用職務便利，私自制造嗎啡，牟取暴利，貪污巨款。

按照當時的政治氣候，這樣的指控絕對不算小事?！叭础边\動被視同“鎮壓反革命”那樣重要，中央明確提出，“對嚴重貪污犯，要堅決懲辦，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典型”。前面提到的劉青山、張子善案，就是這種態度的體現。蔓焰案一旦被定性，很可能上升到“嚴重貪污犯”的層面。

那蔓焰是什么人？解放前，他就在鐵道系統搞衛生工作，解放后到了鐵道部衛生局任職。對很多同事來說，這人平時做事認真，算不上什么“油滑官僚”。所以，當“三反”運動深入機關后，鐵道部衛生局內部有人向中央寫信揭發他時，部里不少人有些意外。

滕代遠接到消息后，沒有在辦公室里拍桌子下結論，而是立刻叫上時任鐵道部副部長武竟天，一起去找蔓焰。當面問話，是他一貫的習慣。

面對部長，蔓焰并不回避。他很直接地說：“我如果貪污一分錢，對不起黨，對不起部長，更對不起我自己?！边@話聽上去有些“重”，但在當時的語境下，算是較為真誠的表態。滕代遠沒有就此罷休，又把矛頭指向關鍵一點——“嗎啡”究竟是怎么回事。

蔓焰的解釋，并不復雜。他說，制造嗎啡的問題，自己事前向武竟天副部長請示過。全國解放后，鐵道系統職工和家屬超過兩百萬人，規模極大，而防治藥品非常緊缺。特別是外科手術，必須使用麻醉藥品。國家制藥工業基礎薄弱，一些必需的麻醉藥品一時生產不上來，但醫院又不能看著傷病員痛苦不管。衛生局本身有制藥廠，負責全路藥品的制造、加工和訂貨，在這種情況下，研究從鴉片中提煉嗎啡用作麻醉，成為一個現實問題。

說到這里，蔓焰情緒有些激動，話也帶上了情緒：“要不然還算什么衛生局的干部？”滕代遠見他越說越急，示意他先回去，后續再調查。

要弄清這件事，就不能只聽一面之詞。此后，蔓焰又將來龍去脈詳細講給滕代遠和呂正操，兩人對照已有情況，覺得這個過程并不荒唐，反而符合解放初期的大環境。

全國解放后，鐵道職工數量猛增，鐵道部機關的醫療費用由衛生局統一籌集。50年代初期，全國生產秩序剛剛恢復，各種工業基礎尚未健全，麻醉藥品格外緊張。鐵道部衛生局的制藥所，本來就負有為鐵路系統生產、加工、訂貨藥品的職責，在這種緊缺局面下，“自己想辦法”幾乎成了本能反應。

1950年冬天，一個關鍵人物出現了——熱河省（后為承德市）人民政府衛生處處長徐鴻圖。他專程來到北京，找到蔓焰，開門見山地說明當地的窘境：地方財政困難，藥品匱乏，只積存了一批鴉片，但缺乏制藥技術和設備，希望鐵道部衛生局幫忙出技術，把鴉片加工成嗎啡針劑，再賣給鐵道部，收益解決地方困難，也滿足鐵路系統的用藥需求。

蔓焰沒有一口答應，而是先向武竟天副部長匯報。武竟天的態度是，可以考慮，但手續要弄清楚，不能亂來。隨后，蔓焰召集科長們開會研究，最后決定派衛生局制藥所技師王世棟到熱河指導，用相對簡陋的條件，先試制一批嗎啡精。

據王世棟后來回憶，在熱河試制過程中，不只是地方衛生處的人關注，熱河省人民政府主席羅成德等也曾前往參觀。換句話說，這項工作并不是在地下偷偷摸摸進行，而是當地政府公開認可、參與了解的合作項目，只是程序上還比較粗糙，缺乏后來的規范性文件。

試制很快取得結果，先做出100磅嗎啡精。1951年9月，熱河方面派工作人員帶著一批制成的產品來北京，說已經生產了嗎啡精50公斤，每錢價格4萬元（舊幣），擬賣給鐵道部衛生局10公斤，總值2億元（舊幣）。這里的價格折算方式頗為復雜，但不管怎樣，在當時的物價體系下，這已經是個不小的數目。

蔓焰接觸到這一報價后，心里有點不痛快。他說了一句：“熱河太不近人情?！庇X得對方開價過高，有借著緊缺之機“狠賺一把”的嫌疑。結果是，他連藥箱都沒拆封，當場決定退回這批貨物。只是后來徐鴻圖一直沒有親自來取，這批藥品就暫時擱置了。

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過程，在當時并沒有形成特別嚴密的文字檔案。到了“三反”運動時期，一旦有人從中摘出“私制嗎啡”“高價買賣”“數額巨大”等片段，再加上當時的氛圍，很容易被解讀為一樁嚴重的貪污案，甚至聯想到地下交易。而檢舉信中所謂“4億元”的數字，也就被放大成“鐵證”。

問題到了這里，已經不只是業務爭議，而是關乎政治命運的生死考驗。

三、“我是不同意逮捕的”：保條背后的制度邊界

1952年2月初，鐵道部機關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召開“公審貪污犯大會”，這場大會把“三反”運動在鐵道系統推向高點。會場里，許多被點名的干部站在臺前接受批判，臺下掌聲、質問聲交織在一起。滕代遠坐在會場里，心里卻惦記著另一個問題——關于蔓焰的案子，中央接下來會如何處理？

2月5日，他到中南海參加政務院會議。會議中，他留意到一份文件，提到蔓焰“私制嗎啡、貪污款項”的情況。緊接著，他目睹了那張被遞到衛 生部副部長蘇井觀手里的小紙條。紙條的內容，他看不清，但看到蘇井觀在上面批示：“衛生部并未給他制鴉片任務，同意逮捕?！?/p>

從行政程序看，蘇井觀的批示并沒有不妥。衛生部確實沒有正式下達相關制藥任務，地方和鐵道部之間的合作，多半是部門內部協調，缺少上層明確指令。但是，從現實角度看，這種“無任務”的狀況，在當時并不罕見。許多工作是在摸索中推進，先干起來，再逐步完善手續。蔓焰的行為放在這個語境里，雖有越權之處，卻并不完全等同于有意貪污。

滕代遠和呂正操對此非常焦慮。兩人都相信，蔓焰關于“沒貪污”的表態是真實的，至少目前沒有證據表明他將大額款項據為己有。會后，滕代遠沒有在走廊里自嘆一句“可惜”，然后置身事外，而是主動叫來會場服務人員，請她轉告秘書處：“此事與我們知道的事實有出入?！毖韵轮?，是希望中央在作出最終決定前，能再聽聽鐵道部黨組的意見。

與此同時，他還囑咐呂正操，等匯報西北工程局工作時，一定要把鐵道部黨組對蔓焰問題的看法原原本本轉達給中央領導。呂正操表示會如實反映，顯然也傾向于認為蔓焰不是貪污犯。

不過，事情的發展，并沒有因為他們的擔心而立刻出現轉機。中節委方面很快傾向于“逮捕審查”的處理意見，一旦進入司法程序，問題自然要上升到黨籍和刑事責任層面。滕代遠為了弄清來龍去脈，又一次找了中央一位負責同志，詳細說明蔓焰的實際工作過程，強調這件事與檢舉信中的描述存在差距。

談話中，他開門見山地表態：“我是不同意逮捕的，隨傳隨到，行不行？”這句話的意思很簡單：如果只是為了調查，可以傳人來訊問，沒必要貿然逮捕。負責同志卻給出了一個讓人無奈的回答：“節約委員會已經決定過了?！睋Q言之，程序已經往前走了，想要逆轉并不容易。

這個時候，問題變得敏感起來：一旦逮捕，黨組織往往要先作出處理意見，嚴重者會被開除黨籍。對于一名老干部來說，一旦戴上“貪污犯”“蛻化變質”的帽子，再想翻案極為艱難。那位中央負責同志想了想，提出一個折中建議：黨籍問題暫時不提，由中節委、司法機關先調查。如果鐵道部方面愿意，可以由滕代遠寫一個“保條”，承諾蔓焰如有貪污，由他擔責，以此保留黨籍不動，等案情查清后再作結論。

在這樣的語境下，敢不敢寫“保條”，其實就是一種態度。滕代遠沒有推托，當場提筆寫下：“蔓焰如有貪污，我負責?！甭淇詈炆献约旱拿?，把紙條交給那位負責同志。用今天的話說，這是將個人聲譽和政治風險都壓在一個被指控干部身上。不得不說，這樣的舉動在那個年代并不多見。

寫完保條，他還沒有停下腳步，又讓呂正操向中節委秘書長當面反饋鐵道部的意見，希望案子在具體操作時，能多一點耐心和求證，少一點簡單化傾向。

1952年2月6日，滕代遠主持召開鐵道部黨組會議，在會上，他明確表示：“鐵道部給他成立了一個制藥廠，把全國鐵路制藥統一起來加工訂貨。這是我要負責的。蔓焰這件事，是為了機關的衛生費，應該是對的。至于蔓焰是否想貪污自肥，目前并無事實?！边@段話，有公事上的劃分，也有對干部動機的判斷，很有分寸。

然而，話雖如此，運動有運動的邏輯。盡管滕代遠、呂正操等人盡力據理力爭，蔓焰最終還是被逮捕，帶著黨籍進入看守所，關押了八個月。期間的審訊、對證、調查，都是按照當時的規定程序進行的。

有意思的是，正是因為那張保條和鐵道部黨組的多次陳情，使得這起案件并沒有在政治上被進一步拔高，蔓焰的黨籍得以保留，為后續的澄清留下了空間。

四、八個月之后：真相、水落石出與“堅持真理”的分量

案件進入審查階段后，調查人員開始對線索逐條核實。一方面，需要查清那批嗎啡精的生產細節、資金往來；另一方面，也要看蔓焰個人財產是否有異常增加。有一段時間，在鐵道部內部，人們對這起案件議論并不多，更多是等待結果。畢竟，“三反”運動中，每個單位都有自己的“重點對象”，大家心思大都放在身邊。

隨著調查深入，情況一點點明朗。所謂“4億元貪污款”的說法，在賬目上找不到對應的“去向”。那批沒有拆封的藥箱也成為關鍵物證，里面的制品與當時熱河方面的生產記錄基本一致，沒有出現“明買暗換”的跡象。至于蔓焰個人的生活狀況，更談不上什么“大肆揮霍”——那幾年，絕大多數干部生活本就清苦，突然冒出“巨額財產”，反而更容易被發現。

對證環節中，涉及人員陸續出面說明情況。王世棟講述了在熱河指導制藥的經過，提到地方政府領導參觀試制的細節。徐鴻圖則承認，當時向鐵道部報價偏高，帶有為地方籌款的考慮，但雙方實際交易并未按這一價格成功完成。這樣一來，檢舉信中的很多細節，明顯與事實并不吻合。

八個月后，案情基本查清，結論很明確：蔓焰在組織協調制嗎啡過程中，存在工作方式簡單、手續不完備的問題，但并沒有貪污巨款的事實，也不是以營利為目的進行“私制毒品”。這起案件，更多是一場在特殊政治環境下被放大的業務爭議和程序瑕疵，而非一樁鐵證如山的貪污案。

在特殊年代，能夠得到這樣的結論，本身就不容易。蔓焰恢復自由后，心境自然波瀾起伏。多年之后，在另一個特殊時期，他曾專程去拜訪滕代遠，提起當年的那張“保條”。據回憶，當時他有些激動地說：“部長，要不是您那句話，我這輩子可能就完了?！?/p>

滕代遠的回應，卻顯得很平靜，只說了一句話：“我這一輩子，就是堅持真理，維護真理，實事求是，為真理而奮斗。”短短幾句，沒有多余修飾，卻把自己的處事準繩點得很清楚。這里面，有對當年選擇的篤定，也有對制度環境的深刻體會。

從制度角度看，這起案件提供了一個頗為值得琢磨的樣本：在運動式反腐的氛圍中，上級部門可以依據檢舉信和初步調查快速作出“逮捕”決定，以求震懾；但在具體執行中，仍然存在通過“保條”、保留黨籍等方式，為進一步調查留出余地。這樣的操作，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當時中央在反腐與保護干部之間尋找平衡的努力。當然，這種平衡并不總是把握得很好，有的案件可能就沒這么幸運。

從個人角度看，滕代遠之所以敢寫下“如有貪污，我負責”，并非出于感情用事，而是建立在相對清晰的事實判斷之上。經過多方了解，他認為蔓焰在“私制嗎啡”這件事上，更多是為了彌補藥品缺口，而不是自肥。既然如此，就不該讓一個老干部輕易背上“貪污犯”的終身污名。這種站出來“頂一頭”的做法，說到底，是把“實事求是”當成了比“求穩妥”更重要的原則。

試想一下，如果當時沒有這張保條，蔓焰在審查期間被提前開除黨籍、定性為“嚴重貪污分子”，即便后來查清他沒有貪污，想要完全恢復名譽，也會困難得多。很多人只記得第一次的定性，對后來的糾正未必留意。干部的政治生命，就很可能被一個倉促結論提前終止。

有意思的是，在整個過程中，滕代遠從未否認“三反”運動的必要性。相反，他一再強調反貪污的重要，但在具體案件上堅持該嚴肅就嚴肅，該慎重就慎重。這種態度，與當時中央提出的“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的分級處理原則，是一致的，只是在執行層面，他更強調調查核實的過程，而不是簡單的“從重從快”。

從1952年那場風波往后看，鐵道部這支隊伍在新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鐵路大規模建設、技術培訓、運輸組織，每一個環節都離不開大批基層干部的實干。如果在運動中，只強調“嚴厲打擊”，卻忽視對冤假錯案的防范，很可能讓不少真正肯干事的人心生顧慮。這一點，在當時不是所有人都想得那么清楚，但滕代遠顯然有更長遠的考量。

回到那張小紙條。1952年2月的一次例行會議上，它只是被輕描淡寫地寫著“同意逮捕”；而在此后的幾個月里，它激起的漣漪，卻牽動著一名干部的前途、一位部長的擔當，以及制度在嚴厲與公正之間的搖擺。這件事并不驚心動魄，卻足夠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