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乾隆皇帝貼身秘書，行書驚艷清朝，冠絕書法史200多年

公元二十一世紀初，杭州象山腳下，有老人閑坐石階，說起山前一座早就被鏟平的“羊獅子墓”，語氣里帶著幾分惋惜，也帶著幾分迷惘，因為很多人其實并不知道，那座墓里當年葬著什么樣的人。

這座舊墓，當年修建整整三年，石料從王安埠裝船上岸，再用牛車一車車拖到山腳，附近鄉民都在干活，砌臺基，鑿石欄，說白了是全村的大工程。時間推過去幾十年，墓被夷平，只剩零星石塊，關于墓主人的記憶，也在口口相傳中變了味。

有意思的是，少數上了年紀的老者，還記得祖輩的一句囑咐：“這里原來埋的是清朝的大官，不是一般人家。”不過名字早被叫亂了，“羊獅子”三個字，聽著熱鬧，卻已經和原來的姓氏差了十萬八千里。

一、象山舊墓牽出的名字

查閱舊志，再對照詩文，那座“羊獅子墓”的真正主人，其實是乾隆朝位極人臣的重臣梁詩正。錢塘詩人胡敬曾寫詩道：“相國文莊新諭葬，錢塘南邑象山原。”詩中的“相國文莊”，就是獲乾隆賜謚“文莊”的梁詩正，“相國”二字，在清代是對大學士的尊稱。

從身后排場也能反推他生前的地位。乾隆二十九年，梁詩正靈柩歸葬故里，乾隆特旨命沿途文武官員迎送祭奠，又派御林軍護送棺槨。十里治喪隊伍緩緩而行，旌旗蔽日，這樣的規格，在整個清代也不算多見。

墓碑背面有長篇墓志，字跡剛勁，出自杭州名士杭世駿之手。只是當地不少人認不得那些小楷，頂多知道“這是老大官的墓”，至于這位大官為何能享此禮遇，故事就淡得厲害了。

順著這個墓志往前追，人們才重新拾起梁詩正的一生。他出身錢塘世家，自幼聰穎，據早年記載，還是孩童時就能背誦唐詩，隨口對句。科舉之路也算順暢，雍正四年中舉，八年會試、殿試一路過關，以探花的名次入翰林。

那一年他三十出頭，穿上翰林袍服走進紫禁城，對于他來說，事業的大門剛剛打開。

二、從翰林探花到乾隆“貼身秘書”

雍正去世后，乾隆元年登基，新帝格外重視南書房這個近臣班底。梁詩正文筆出眾，又長于書札，很快被挑入南書房，成為皇帝身邊的近侍之臣。南書房不掛正式官銜，卻能直接參與批答奏折、起草詔令，說是“皇帝身邊的秘書處”，一點也不為過。

在這個位置上，梁詩正的才能被看得一清二楚。乾隆初年，他先任翰林院編修，繼而出任戶部侍郎，很快升為戶部尚書，掌管錢糧收支。乾隆十三年，又調任兵部尚書，不久轉刑部，后來再兼掌工部。六部之中，他只沒做過禮部尚書，仕途之廣，放在歷代都十分罕見。

不得不說，這種履歷若是只靠逢迎拍馬，很難站穩。梁詩正之所以能在高位久居，一方面靠文采書名，另一方面也靠敢言。乾隆六年，他升任《皇清文穎》館副總裁時，仍在戶部任上，日夜翻看各地錢谷奏報，對旗人生活狀況有了實打實的認識。

那時八旗子弟依舊享受世襲俸祿，很多人不事生產，只等朝廷供養。梁詩正上奏時直言，旗人丁口愈來愈多，“坐食者眾”，國庫終有不支之日。他勸乾隆務必推行屯田，讓旗人散居邊地，自耕自食，“不耕而望飽，終不可久。”這話說得不算好聽，卻戳中了問題的要害。

在滿洲貴族占據統治核心的清廷，大臣們大多回避類似話題。梁詩正偏偏在奏章里寫得明明白白，既指出現實困窘，也替皇帝著想，將來局面拖下去，對皇權也不利。乾隆對他更加器重，遇到國策相關的事，常把他叫到南書房，單獨商議。

然而，皇帝的喜怒從不恒定。乾隆十五年，御史歐堪善上疏彈劾，說梁詩正任職期間偏袒門生，又照顧同鄉，公私不分。乾隆心里其實清楚，朝中多少人暗中為家鄉辦事，真要較真，誰都脫不了身。但有人敢彈劾，就說明風向起了變化。

梁詩正也明白，這已經不是一句“誤會”能了的事。他官至高位，樹敵不少，稍有閃失，就有人順勢推一把。過了一陣，乾隆隨口問起四川學政朱荃的情況，這人是梁詩正的門生，外放地方多年。

梁詩正略一遲疑，說了句：“臣久未與之通聞，不甚悉其治狀。”乾隆眉頭一皺，相傳當時冷冷答了一句：“卿門生在外多年，卿云不知，卿之言，可憑乎？”這短短一句，就點明了懷疑。隨后的結果，是革職留任，算半降半罰。

這件事，讓梁詩正徹底體會到什么叫“伴君如伴虎”。正好此時家中老父年事已高，他便借機乞假歸里，名義上奉養雙親，實則也想避一避風頭，給自己留一點退路。

回到杭州，他在老宅閉門讀書，整理詩文，研習經史，同時潛心臨池。和朝堂上的喧囂相比，這幾年靜下心來的日子，反而成為他學問和書法又一輪精進的重要階段。

乾隆二十二年春，乾隆帝南巡江南。圣駕至浙江境內時，地方官員迎駕行禮，梁詩正身著便服，跪于隊列之中。一說乾隆遠遠看見舊臣，心中頗有感觸，并未再提舊事，只悄然命人宣諭，許他在家享受原有俸祿，不必憂慮生計。

第二年，他的父親去世，按照禮制，梁詩正在家丁憂守制。守制期滿，他再度入京，重新踏上仕途，這一次，升遷的速度更快了幾分。

乾隆二十四年，他先任翰林院掌院學士，主持翰林院事務。之后，加授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太子太傅，真正進入軍機與內閣之間的權力中樞。從起草詔書、纂修國史，到審議禮制，他幾乎無不參與。

在這段時間里，他總裁《國史》、《皇清文穎》、《續文獻通考》等重大學術工程，許多體例、章法由他定下。乾隆對他信任有加，不僅在宮中賜予近畿宅邸，還常讓他隨駕出巡，討論詩文書畫。用后人的話講，他已經不只是一般的大臣，而是皇帝身邊真正意義上的“貼身秘書”。

乾隆二十八年，他被正式授予東閣大學士不久，病勢突然加重。對于這位多年倚重的近臣，乾隆表現出少有的哀痛。梁詩正去世后，皇帝命皇子前往祭奠，又賜梁家白銀千兩，以示優渥。

乾隆二十九年，梁詩正靈柩啟程回杭安葬，沿路各省官員按旨迎送。象山腳下，喪隊綿延十里，幡幢招展，鼓樂鏗鏘，場面極為隆重。后來那座墓雖毀，人心人情早變，但當年的景象，仍在少數老人口中隱約可見。

三、“清代最美行書”的來歷

說到梁詩正，多數人先想到的是官職與謚號。不過，有意思的是，真正讓他跨越朝代，被后人反復提起的，卻是他那一手行楷，被不少清人視為“國朝最美行書”之一。

梁詩正少年時先學柳公權，注重筋骨與法度。及至壯年，又取法明代文徵明、元代趙孟頫，臨寫《赤壁賦》《歸去來辭》等名帖，揣摩用筆的細膩變化。到了晚年，轉而師法顏真卿、李邕，筆畫中多了幾分雄渾沉著，整個人的書風，也隨之由秀麗趨向雍容。

在南書房供職時，他時常代乾隆起草御筆，書寫上諭，許多重要文告實際上出自他的手筆。董邦達是當時著名畫家，擅長山水人物，兩人常常一人執筆題字，一人揮毫繪圖，奏折、圖冊上留下了不少“梁詩正書、董邦達畫”的合作印記。

《月曼清游圖冊》上的題跋，便是一個典型例子。此時的梁詩正，書風已深受趙體影響，用筆圓轉，行氣連貫，有清人形容其字“若瀉水行流，如轉丸珠”，既不扭捏作態，又不失莊重穩健。

他自己也講過一句頗有見地的話：“書法以用筆為上，結構亦須用功。蓋結構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在他的作品中，這種主張體現得很清楚。每一筆起落，都力求中鋒行筆，收放之間藏鋒不露，結構則在傳統館閣體基礎上略作變化，看似循規蹈矩，細看卻有神采。

從楷書來看，他深得“顏柳”之意，法度嚴謹，氣勢挺拔；同時又吸收了乾隆朝流行的館閣體特點，使字形更加勻整端莊。這樣寫出來的楷書，既適合用于官府文書，又帶著幾分書卷氣，不顯呆板。乾隆朝諸多題匾和御制文稿里，他的筆跡常常被視作“樣板”。

遺憾的是，他的真跡傳世并不算多。這也讓后世書家生出一種“求而難得”的心態。民國以來，一些癡迷清代書法的收藏家翻遍古舊藏卷，只為多見幾幅他的真作。有人歷經多年，才在舊藏中尋到他書寫的《無量義經》殘卷。

那卷經文字數不多，不過寥寥數行，卻被同時代和后世書家推為經典。行筆平和，卻內力充足，橫畫如平遠山嶺，豎畫若堅挺古木，轉折處干凈利落，又不顯刻意。后來此卷被官府征集，現藏于故宮博物院，歸入一等重器之列。

清代學者李元度在《國朝先正事略》中評價他：“公書初學柳，繼參文、趙，晚師顏、李。”短短十余字，把他書法脈絡交代得清清楚楚。另一位學者王昶在《春融堂集》中記下一個小故事，頗有畫面感。

那是乾隆在上書房時，命皇長子練習擘窠大字，梁詩正在旁指點。王昶記得，他曾聽梁詩正笑說，當時正好“憲皇駕至”，眾臣肅立，乾隆卻讓梁詩正繼續書寫，大字一行行鋪開，墨汁沾到衣袖，皇帝反而吩咐皇子上前，“拽其袖觀之”。這一細節，既顯梁詩正書藝之受重視，也折射出他與皇室之間微妙而親近的關系。

在官場上，他是總裁《欽定葉韻匯輯》《西清古鑒》《西清續鑒》以及《石渠寶笈》《秘殿珠林》等重書的要角。這些書大多與金石、書畫、典籍有關，需要極高的鑒別力和文字功夫。他在整理這些文化典藏時，眼前所見，耳邊所聞，全都反過來滋養了自己的書法和學問。

值得一提的是，梁家并非只出一位書家。梁詩正的兒子梁同書，自幼在父親筆墨之間耳濡目染，臨寫的底本就是父親臨摹過的顏、柳和趙體。成年之后，他自成風貌，被后人列入“清四大家”之一，與鄧石如、劉墉、翁方綱并稱。可以說，梁詩正在書法上的造詣，不僅成就了自己，也塑造了一門書法世家。

到了近現代，梁詩正的舊居在杭州仍有遺存。整座宅第占地兩千余平方米，廳堂深邃，院落相連，磚雕、木刻保存完好，被視為當地規模較大的清代宅院之一。青磚黛瓦之間，隱約還能看出當年這位大學士歸里省親時的行跡。

象山原上的大墓雖已不在，當年的石獸、華表多半被拆散壓在田埂或路邊，但從殘存的碑石和墓志來看，梁詩正這個名字，并未完全從地方記憶中消失。再加上故宮、地方博物館中偶爾展出的幾件墨跡，他在清代書壇中“行書冠絕一時”的位置，至今仍有清晰的線索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