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逃過一劫：這次狙擊行動成功，他不被亂槍擊斃也得上島砍甘蔗

1956年秋，撫順戰犯管理所的院子里已經有些涼意。幾個曾經叱咤風云的軍統、省站站長擠在一起曬太陽，有人咳嗽，有人發呆，偶爾低聲說兩句舊事。若是不看名單，很難想象，這里關著的，幾乎是當年軍統、保密局的一半中樞人物。

有意思的是，在這一群大特務里，那個最早走出高墻的人，偏偏是曾經的“王牌殺手”沈醉，而不少血債累累的省站站長，卻一直熬到了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為什么會這樣？原因說起來不復雜，細摳下去，卻牽扯出一連串人物、幾樁命案和一樁沒發生的狙擊。

不得不說，沈醉這一生，真正把他從槍口和甘蔗地邊緣拽回來的一次轉折，竟然發生在昆明的一間小會客室里，發生在一次沒有打響的暗殺行動之前。

一、特赦名單里的“例外”

1975年，最后一批戰犯特赦名單公布時，許多老兵看著報紙上的名字，心情頗為復雜。周養浩、陳旭東、文強……這些在情報系統里如雷貫耳的軍統、中統人物，大多在這一年結束了戰犯生活。

而往前翻一翻時間，就會發現一個明顯的斷層。從1960年到1966年之間，只有極少數將軍級特務提前獲釋：原保密局云南站少將站長、中將游擊司令沈醉；原軍統電訊處副處長、后任第十五綏靖區司令部二處少將處長董益三；原保密局經理處少將處長郭旭；原保密局天津站站長李俊才。其他那些聲名更大、職務更高的區長、站長統統排在后頭。

這些名字背后，站著的是兩條截然不同的路。像周養浩、文強、徐遠舉這一類，幾乎都與重慶時期的屠殺、破壞緊緊相連，是一線兇手、直接主使，在重慶白公館、渣滓洞那樣的地方，留下的血賬難以計算。戰犯管理所里，連他們自己都承認“罪孽深重”，聽到附近烈士陵園的口號聲，幾個人嚇得面無人色，蜷在墻角。

這種人，即便在管理所內表現尚可，要說提前特赦，不僅群眾難以接受，犧牲者的親友也不會答應。對比之下，沈醉的情況略顯“特殊”：同樣是軍統系統出身，同樣當過重要部門的處長、云南站站長，卻偏偏最早獲特赦。這并非單純因為他在云南起義通電上簽過字，而是與一個關鍵問題密切相關——他真正落在自己頭上的血債，要比許多同僚少得多。

二、從“總務處長”到“云南站站長”

如果只看履歷，沈醉的起點一點也不低。十八歲加入復興社特務處，這個機構就是軍統的前身。他不是那種躲在后面的文案人員，而是戴笠、毛人鳳眼中的“能辦事的人”，很多具體行動都是親自下場。然而比較起其他省站站長，他前期的工作方向不太一樣。

抗戰期間，他被派做交通員、稽查處長，后來調回局本部總務處，負責的是經費、裝備、物資這樣的事務。接觸地下黨有，但不是主業，更多是配合別人辦事。到戰后，他才真正帶上“省站站長”的名號，接手云南站，職務一提再提。

1949年前后，形勢急轉直下。蔣介石帶著毛人鳳倉促離開大陸，各地軍統、省站站長幾乎全部被拋在原地。表面上說是“嚴守崗位”“潛伏待命”，說穿了就是棄子策略。那一年，能自己搶飛機、奪碼頭，跟著逃去臺灣的站長少之又少。

天津站的吳景中是一個例外，他不顧毛人鳳的嚴令，硬是搶了一架飛機脫身，這才有后面“棄職出逃”的故事。昆明這邊的局面卻不一樣，沈醉手里握著機票、關系、資源，只要下定決心，跑到臺灣并不算難。

問題在于，他自己也清楚，像他這樣掌握太多內幕、又不是毛人鳳心腹的人，真到了島上，日子未必好過。更關鍵的是，毛人鳳早就對他有戒心，時不時打壓防范。逃過去，很可能不是飛黃騰達，而是被一擼到底，最后上山砍甘蔗。

在恐懼和猶豫之間，他沒動。“不走，就表個態。”他在云南起義通電上簽了字，又交出了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副區長周養浩，以及郭旭、成希超等人。幾個人從此同進同出，進的卻是戰犯管理所。

值得一提的是，沈醉簽字并非一開始就“立場鮮明”。起初他跟李彌、余程萬等人還賊心不死，結成所謂“七兄弟”，打算和云南的盧漢死磕。結果局勢逆轉，他被關進云南陸軍監獄，跟起義陣營劃清關系的機會徹底沒有。等到全局塵埃落定，他已經成了戰犯序列的一員。

三、“槍口抬高一寸”的那一夜

沈醉的“命”究竟是在何處緩了一緩，最關鍵的一件事發生在1949年8月。那時他已是“國防部”駐云南特派專員兼保密局云南站站長，局勢緊張而詭異。就在這個關口，毛人鳳從臺北接連發來“親譯密電”，命令他在昆明組織一次大規模暗殺。

最早的電文，點名要殺的人有五個：原陸軍大學校長楊杰，陳復光，云南省政府民政廳廳長安恩溥，保安司令部參謀長謝崇文，以及保安旅旅長龍澤匯。每一個，都是手握兵權或有社會聲望的要人。

一次動這么多人，在任何地方都算大案，更何況是在軍心浮動的云南。沈醉看著電報，心里直打鼓。龍澤匯有兵，謝崇文有兵，這幾個人要是被摸到槍口瞄上，很可能立刻翻臉。就算行動成功，保密局在云南多年經營的特務網，幾乎注定被一鍋端。

就在他猶豫不決的時候，臺灣那邊又來電，內容明顯緩和：只殺楊杰一人，其他暫緩。這個改變，事實上直接縮小了行動風險。沈醉自己后來回憶，刺殺楊杰，“風險不算太大”。原因也直白——楊杰與盧漢關系雖不錯，卻不是不可替代的人；只殺一人，盧漢未必立刻翻臉，給了他一個僥幸空間。

楊杰是誰？這人當過陸軍大學校長，是黃埔、陸大的重要人物，既有資歷，又有聲望，對內戰走向看得很清楚，在昆明積極奔走和平，主張“不再內戰”。在老蔣眼里，這樣的人就是“動搖軍心”的代表，必須解決。

巧的是，沈醉和楊杰在昆明有些“私交”。兩人都跟“沱茶大王”嚴燮成一家走得近，經常在嚴家飯桌上碰面。兩人聊得投機，喝茶、吃飯都有一搭沒一搭地談。楊杰住在沈醉家斜對面，有車卻喜歡步行，常常路過沈家門前的草坪，停下腳步逗逗孩子。幾個孩子見他來，老遠就喊“楊伯伯”。

一個是軍統“王牌殺手”，一個是講究氣節的老將軍，在昆明的街邊、茶桌上談笑往來，表面看著像朋友，其實命運的方向早就在暗地里變化。沈醉正是想利用這種“不設防”的關系動手。

他提出了兩個方案：楊杰若照常外出赴宴，夜里回家，途經大草坪旁的小巷，埋伏的槍手用無聲手槍對著頭部，一槍解決；如果那天楊杰沒有出門，他就以“老朋友”身份敲門拜訪，借機在屋里動手。為了確保“打中必死”，手下還在彈頭內填了毒藥。

這套謀殺計劃，不管從哪一面看，成功率都很高。楊杰對沈醉毫無戒心，孩子都把他當親戚，自然想不到死神已經在街口埋伏。只要行動啟動，幾乎沒有失敗的可能。

結果，計劃還沒走出第一步，就被打碎了，而且打碎的人不是別人，是沈醉的母親。

那天，他在小會客室里與幾個心腹細談行動細節。誰從哪條巷子埋伏，誰跟蹤確認目標，誰負責補槍，誰控制現場，條分縷析。門關得很嚴，幾個人說話壓著嗓音。誰都沒注意到，陽臺上正坐著一個讀書的老婦人。

等手下離開，小會客室重新安靜下來，陽臺那邊的門“砰”地被推開。沈母氣沖沖走進來，把手中那本書重重摔在桌上。沈醉一看，明白大事不好，立刻跪下想解釋。老人家一句都不聽，伸手指著兒子的額頭，話一句句往外蹦：

“我教你這么多年，一個人可以不做官，但是要做人！你現在為了自己升官發財，還要殺人，你還像個人嗎？”

這話已經不客氣，但還沒完。沈母越說越氣：“你把楊先生殺了，明天你的兒女們問你，誰把楊伯伯殺了？你怎么說？說是別人？他們遲早知道是你。那時候，他們還認你這個隨便殺好人的爸爸嗎？我這個當娘的，還有臉見人嗎？你想過沒有？你就只想著做官，不想做人！”

最后一句話很狠：“我不要你這個兒子，我這就走，去你哥哥姐姐那里，不認你了。”

這一頓劈頭蓋臉的痛罵，說到底就一句話——“殺人之前，先想想你是不是還算個人”。沈醉當場嚇懵，跪在地上不斷拍胸口表態：“寧可挨處分，也不殺楊杰。”老人家怕他出爾反爾，一點不放心，后面的幾天，幾乎天天盯著他和楊杰的行蹤。

那一次，沈醉確實叫回了幾個行動人員，干脆宣布“計劃取消”。楊杰隨后得到風聲，很快離開昆明，轉赴香港。昆明這條街上，從那以后沒有響起無聲手槍的悶響，只有孩子們一陣陣“楊伯伯”的叫聲慢慢消失。

四、一條沒走成的路和一條真正走過的路

楊杰雖然躲過了昆明那一夜，命卻還是沒保住。后來他在香港被葉翔之暗殺，這個葉翔之和毛人鳳同鄉，同樣是情報系統的死黨。對老蔣來說，沈醉不開槍，還有其他人開槍，任務遲早有人接。

不過，對沈醉個人而言，這一次“沒有發生的暗殺”意義就完全不同了。如果那一槍真在昆明打響，他接到獎金的同時，也會背上致命的血債。葉翔之跟著毛人鳳去了臺灣，最后越混越高；沈醉若以“成功刺殺楊杰”的身份跑到島上，迎接他的，多半是被防范、被清算，而不是高升。

更現實的是，刺殺楊杰，絕不僅僅是“政治任務”那么簡單。陸軍大學出身的將領多得很，楊杰的同學、學生遍布各軍。龍澤匯之類的人物，肯定不會善罷甘休。以他們的性格，查清幕后指使是誰，并不難。試想一下，如果楊杰倒在昆明街頭，消息傳出，就算沈醉一時躲過，也極有可能被當場亂槍打死，或者等解放軍接手云南之后，在鎮反中第一個被點名處決。

他自己后來也承認，這三次重大的刺殺任務，一次沒成功，反倒成了自己的救命符。尤其是這一回，母親那一頓訓斥，把已經拉開的槍機硬壓了回去。這種戲劇性的轉折，確實有幾分“塞翁失馬”的味道。

從結果看，沈醉的確比許多同僚“幸運”得多。

重慶時期，他不是白公館、渣滓洞那種一線屠殺的主持者，這一塊血債就比徐遠舉、周養浩要輕。到云南，他雖然也干了不少特務工作，但大規模血案沒有直接掛在他名下。更關鍵的，就是楊杰這件事——這筆賬，最后記在了葉翔之頭上。

戰后，被押解到戰犯管理所時，這些細帳里里外外都要翻。徐遠舉、周養浩這幾個“重慶大屠殺、大破壞的直接參與者和主持者”，自己心里都明白。“我們這三個血債滿身的元兇首惡”，這是他們的原話，不是旁人給的帽子。聽到烈士陵園的口號聲，徐遠舉嚇得不停用袖子擦鼻涕，連慌亂都藏不住。

在這種對比下，沈醉雖然曾是“王牌殺手”，但能拿得出來的“重大直接血案”并不多。再加上他在押期間，配合改造、交代內幕、參與整理資料，與工作人員、其他戰犯的相處都算順暢，各方面權衡之后，他在1960年代就進入了特赦范圍內。

與他同一批特赦的董益三，是個很典型的例子。這個人長期在電訊處做事，算技術骨干，負責密碼、電臺，接觸到的多是情報，真正“打打殺殺”的事情極少。換句話說，象征意義上是“軍統少將”，實際卻更像“搞技術的”。這樣的人，對情報歷史有價值，而在“血債”這一項上，記分并不高。

反過來看1975年的名單，許多名字一亮出來，老重慶一帶的群眾恨得牙癢癢。這也是為什么這一批拖到最末，條件極嚴格，層層審查之后才給特赦的原因。

回到沈醉身上，如果當年那次狙擊行動真的成功，他的人生軌跡恐怕會完全改寫。可以設想幾種結局：要么在云南就被當場剿滅，要么在鎮反時排在最前面，根本輪不到戰犯管理所；就算僥幸逃到臺灣，頂多當個被嚴重防范的“危險人物”，絲毫談不上“特赦”兩個字。

更有意思的一點，在軍統內部，他其實也并非“自己人”。毛人鳳出身浙江，葉翔之是他的同鄉，關系盤根錯節；吳景中那邊，有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鄭介民、蔣建豐這些人罩著。而沈醉呢？靠的是早年在復興社的資格和“能辦事”的名聲，真要論裙帶關系，并不占優勢。這樣的人，如果帶著大案投奔臺灣，對那些心思多的人來說，不是功臣，而是隱患。

從這個角度看，當年他留在昆明，沒有拼命搶機票、擠船位，表面上看是膽小和猶豫，實際也算是另一種本能——既怕毛人鳳，又怕將來被當擋箭牌，索性躲在原地觀望。后來形勢變化，他選擇簽字、交人，最后進了戰犯所，繞了一大圈，才在特赦中比較早地走了出來。

歷史的安排有時候就這么微妙。一邊是昆明街頭的黑暗小巷、無聲手槍和一筆大賞，一邊是陽臺上的一本書、一個母親的怒斥。兩者之間，只差幾分鐘的猶豫，幾句刺耳的話。若換成旁人，可能早就咬牙照辦，事后再找借口“聽命行事”。沈醉那天選擇按下去，這一按，按掉了手中的任務，也按掉了許多年后可能扣在自己頭上的一頂“必殺之罪”的帽子。

許多軍統戰犯在回憶往事時，都喜歡強調“形勢所迫”“奉命行事”，似乎這樣可以多少減輕一點責任。沈醉的經歷有一點值得多想——面對同樣的命令，他有過動手的準備，也有過放下的可能。他的母親沒有講大道理，只拿兒女、臉面、做人這幾件事死死掐住。這樣的提醒，并不高深，卻把話說到了根上。

多年以后，人們翻閱那幾批特赦戰犯的名單，會發現一個頗耐人尋味的事實：在那一長串軍統、中統的名字中，沈醉的“排位”是靠前的。他不是無辜者，也談不上什么“功臣”，只是，在該開槍那一刻，他沒有扣動扳機。這一點，既沒有讓他成為什么英雄，卻讓他遠離了另一條更黑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