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滇軍起義將領楊朝綸叛變，被捕后陳賡急問潘朔端：該怎么辦

1950年初春，昆明的空氣還夾著些山城特有的濕冷。城南的看守所里，一名戴著腳鐐的中年軍官緩緩抬頭，目光陰郁而倔強。守衛低聲提醒：“楊副軍長，該上庭了。”他愣了一下，隨即冷笑，“副軍長？那都是以前的事了。”誰也想不到，這個眼前的囚犯，幾年前在東北戰場上，曾是兵鋒正盛的滇軍少壯派團長，更一度三次掛上“第184師師長”的頭銜。

有意思的是，圍繞他的一生，是一條在戰火中不斷扭曲的命運線：從東北到華北，再到西南，從起義部隊中的“寬赦者”，到云南起義通電上的簽字將領，最后卻因反復叛變，被押上公審臺。更棘手的是，負責處理此案的，是時任昆明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的陳賡，而楊朝綸的老上級潘朔端，此刻又恰好擔任昆明市市長。要不要殺？能不能殺？在1946年東北那場海城起義后埋下的恩怨，到1950年，終于走到必須給出一個終局的時刻。

一、海城起義與“沒翻過去的那顆心”

把時間撥回到1946年5月末，地點在東北的遼陽、海城一帶。彼時抗戰剛結束不久，內戰已然起步。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正在海城外圍集結，準備對國民黨軍第60軍第184師發起攻擊。海城城內，身為184師師長的潘朔端，面對前線吃緊的戰報，心情卻遠不止緊張那么簡單。

在滇軍內部，184師本是60軍的一個師，從云南一路遠赴越南，又被調來東北，說是“接收主權”，名義光鮮，實際卻是被推上了內戰前線。到了遼陽之后，潘朔端和副師長鄭祖志才知道，部隊已經從原屬的60軍戰斗序列中被抽出，劃歸廖耀湘指揮的新六軍。這支新六軍號稱“五大主力”之一，裝備好，地位高，卻對新劃歸的滇軍師頗為輕慢。

184師被分割部署在鞍山、海城、大石橋、營口一線，既不在核心序列，又承擔著前沿防守。更讓潘朔端難堪的是，東北保安司令部還專門派來兩名少將高參，帶著三十多人的諜報隊進駐部隊，明擺著就是監視。隊伍身在前線，卻不被信任，這種滋味，不能不說是屈辱。

戰術安排上，矛盾同樣尖銳。鞍海戰役打響前，副師長鄭祖志察覺防御部署明顯不合理，急忙上報調整，卻被廖耀湘斷然否決。等到1946年5月下旬，東北民主聯軍在鞍山一線發動攻擊，將194師551團全殲，新六軍參謀長仍固執地認定共軍主攻方向不在鞍山，而是在大石橋附近。這種脫離實際的判斷，讓一線指揮員對上級的信心急劇下降。

5月31日，局勢變得異常清晰。內戰規模擴大已成定局，而海城一線的184師552團則直接面臨被殲的危險。在這種背景下，潘朔端作出決定：率領552團起義，并向全國通電，明確表示反對內戰、拒絕再用美國武器殘殺同胞，宣稱愿與東北民主聯軍合作。這一電文在當時震動不小，因為它被視為國民黨軍在東北戰場上反對內戰的第一聲公開槍響，朱德還專門發電表示祝賀。

不過，海城起義并非整個184師整體倒戈。該師的551團已在鞍山被殲，另一個關鍵部分——550團，則在大石橋，由團長楊朝綸率領。他是云南祥云人，云南講武堂第十七期出身，抗戰中在60軍184師550團一路升至上校團長，論資格和戰功，在滇軍少壯派中也算拿得出手。

在海城起義的窗口期，楊朝綸面前擺著一個選擇：跟著潘朔端一起反內戰，還是押寶國民黨高層的承諾。杜聿明很快抓住了機會。他看出550團沒有隨同起義，立刻派人聯絡楊朝綸，給出極具誘惑的條件——只要堅持住陣地，等到援軍到達，就保舉他接任184師師長，在援軍到來前則可以以“代師長”的身份全面指揮部隊。

不得不說，這句話正好戳中了楊朝綸心里那根最敏感的弦。對他而言，軍職不僅是責任，也是升遷與利益的象征。東北我軍當時在兵力、裝備上都處于劣勢，很多人都認為國民黨軍理應占上風。再加上他心底里對“升官發財”的執念，對“反內戰”的政治主張并不認同，于是他拒絕與東北民主聯軍談起義，堅持抵抗。

接下來的發展就不難預料。1946年6月2日，我軍向大石橋發動進攻，經過激戰，550團第2、第3營以及團部被全殲，只有部分第1營因為其他國民黨軍的接近才得以撤離。楊朝綸本人被俘，帶著滿腹不甘，也帶著一種“算計失敗”的懊惱。

有意思的是，這一次他并沒有受到嚴厲懲處。原因很現實：其一，考慮到海城起義剛剛發生，我軍需穩定起義部隊的情緒；其二，潘朔端念舊情，主動為他求情。在這種多重因素下，這位剛剛在大石橋戰敗被俘的團長，不僅沒受重罰，還在不久后被任命為第184師副師長。一個剛剛在戰場上對抗起義部隊的舊部，被安排回到原師的領導崗位，這在當時確實頗具象征意味。

但問題也在這里埋下。起義部隊進入東北民主聯軍后，實行的是供給制，不再通過“升官發財”滿足個人欲望。楊朝綸心中的落差可想而知。他曾經私下抱怨：“在共產黨軍隊里，官是升了，錢卻沒有。”這種話，本身就說明他對革命目標、隊伍性質并無真正認同。表面上掛著“副師長”的職務，內心卻始終盤算著另一個方向。

二、三次重建的184師與楊朝綸的“浮沉之路”

接下來兩三年間，184師可謂命運多舛，被反復重建，其番號屢次出現在東北戰場重要節點，而楊朝綸的名字，也在其中多次起伏。

1946年下半年，東北戰局逐漸激烈。12月，國民黨軍大規模進攻南滿，東北民主聯軍根據部署，向北滿轉移，以保存實力、調整戰線。此時駐扎通化的184師也接到命令，準備從石人火車站乘火車撤離。正是這次轉移途中，楊朝綸采取了關鍵一步。

當時國民黨空軍頻繁轟炸鐵路沿線，火車時常被迫停車隱蔽。某次空襲間隙，楊朝綸下令吹號集合，借“躲避轟炸”之名，將部隊迅速帶離控制范圍，裹挾著千余名官兵叛逃。途中雖有部分官兵識破意圖返回，有南滿軍區副司令員肖華組織部隊追擊，但最終仍有相當一部分人被他帶走。

這一叛逃，引發東北民主聯軍總部極大震怒。潘朔端也深感懊悔，因為若不是當初自己堅持求情，可能不會留下這樣的隱患。這件事，從某種意義上改變了我軍對起義部隊干部的審視標準，也直接影響了之后對“投誠”“起義”兩種情況的區別對待。

值得一提的是，楊朝綸叛逃回國民黨陣營，并沒立刻得到他心心念念的“師長寶座”。海城起義發生后，為安撫滇軍系統，蔣介石下令重建184師，以在鞍海戰役中尚未被全殲的550團第1營為基礎，補充暫編20師、182師部分骨干，再加上從山東、河北招募的新兵，任命原182師副師長陳開文為師長。楊朝綸帶回去的人馬，雖然被吸收，但他只能擔任副師長。

重建后的184師，戰斗力較之前下降不少。1947年初，這支新組建的部隊先是被調往四平以西布防，隨后在保康火車站的爭奪戰中又損失嚴重。特別是在1947年2月，551團第二營被我軍全殲，3月后又劃歸東北保安司令部，調整至梅河口地區駐守。

梅河口位置極為重要，是沈吉鐵路上的交通樞紐，連接四平通往通化，也牽扯沈陽通往吉林。杜聿明曾把這里視為“東北五大戰略據點”之一。然而，將如此關鍵的據點交給一個剛重建、戰力未穩的184師，客觀上說是相當冒險的安排。

1947年夏季攻勢中，東北民主聯軍在遼東軍區統一指揮下，多路推進，奪取沈吉線多座車站，孤立梅河口守軍。前線指揮由四縱副司令員韓先楚統一負責。此時，東北民主聯軍總部特意致電強調：凡敵軍在戰斗中，如已交火，不再輕易接受“未解除武裝”的起義，必須堅決殲滅。這道電文，背后正是從184師前后起義、叛逃的經歷中得到的教訓。

梅河口戰役持續數日，184師頑抗激烈。夜戰中，他們甚至打信號彈照明，造成我軍夜襲時傷亡較大。但隨著戰斗推進，這支重建的184師還是被逐步消耗。最后階段，部隊被全殲，師長陳開文被俘，萎縮多次的184師再度在戰場上消失。混亂中，楊朝綸僥幸脫身，他的命似乎一直很硬。

戰局發展很快。1948年前后，東北我軍已經明顯占據優勢。就在這個階段，184師第三次被重建，這一次則是以東北保安司令部獨立第三師第二團為基干，再加上從梅河口突出包圍的參謀長劉國舉、團長李佐率領的殘部。架構上仍叫一個“師”，但戰斗力已經十分有限。

然而對楊朝綸而言，機會又來了。這一次，他終于如愿以償地坐上了師長位置。杜聿明對他仍有期望，任命他率領重建的184師擔任錦州地區重要防御力量。1948年3月，184師奉命駐防錦州，劃歸第六兵團指揮。師部及551團在錦州城頭，550團在錦州西南構筑工事，552團則在西北方向修筑陣地。

遼沈戰役打響后，錦州成為焦點。隨著東北野戰軍切斷錦西與錦州的聯系，184師曾嘗試外出攻擊，試圖遲滯解放軍攻勢，但在整體態勢面前，這種零星動作難以改變結局。錦州外圍陣地很快失守，楊朝綸只得率部縮入城內。城破在即，他仍不肯放棄抵抗，想在最后一刻“守出一個轉機”。

錦州戰役結束后，一部分184師官兵繳械投誠，另一些在他的帶領下撤往關內。可以說，楊朝綸又一次從大潰敗中帶著幾個殘部脫身。退到天津后，他遇到了正在籌劃防御的陳長捷。為了加強城防，陳長捷將逃出東北戰場的184師殘部與其他潰散部隊拼湊在一起，約五千余人，編為冀東保安第三總隊。

有趣的是，對“184師”這個番號，楊朝綸似乎有種近乎執拗的情感。他反復向陳長捷請求恢復184師番號，希望以此重新拉起一面旗幟。經過一番經營，到1948年12月底，第三次重建的184師人數恢復到七千余人，但有武器的卻不到一半，戰斗力遠不能和當年的“老184師”相比。

天津戰役爆發后，陳長捷口頭上仍強調“天津城防固若金湯”，實際上城郊防線很快就被攻破。1949年1月13日夜，我軍總攻前夕，184師抓獲我軍偵察兵三人，并截獲我軍的進攻地圖。楊朝綸驚出一身冷汗，火速上報陳長捷。可此時態勢已定，再緊急的報告也無法扭轉全局部署。1月14日，總攻開始，184師陣地接連被突破，直至師部被攻占，部隊集體放下武器，他本人也在戰斗中被俘。

按當時的標準，他這種級別的將領，本應列入戰犯處理序列。但很快，事情出現轉折。

三、云南起義、再叛與“天道好輪回”的終局

楊朝綸在天津被俘，卻沒有被長期關押，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他的出身：滇軍背景，云南講武堂畢業，曾在龍云身邊任警衛排長，與云南地方實力派有一定淵源。1949年初，新中國尚未成立，全國解放戰爭已進入尾聲，各地地方勢力的選擇顯得尤為關鍵。其中，云南省政府主席、滇軍重要領袖盧漢的態度，就成為一塊關鍵棋子。

中共中央考慮到爭取云南的必要性和復雜性，決定通過多種途徑做盧漢的工作。此時，來自滇軍系統、且與云南軍政關系緊密的被俘將領，便具備了特殊價值。于是，一批在東北、華北戰場被俘的滇軍軍官被有選擇地釋放，帶著新的使命返回西南。

楊朝綸就是其中之一。他被釋放后，接受了前往云南的安排，名義上是配合盧漢醞釀、完成起義，實則希望他能在滇軍內部起到一定影響，推動和平解放的進程。站在表面看，這本是一次難得的轉身機會。

1949年1月，在長春起義的原滇軍60軍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與此同時，在云南的盧漢通過民主同盟等渠道，與中共繼續保持聯系。為了打消他的顧慮，中共中央特別指示東北局，從東北起義的滇軍部隊中選派熟悉滇軍情況、政治上已轉變較好的干部前往云南進行工作。

經過反復斟酌，這個任務最終落到50軍代參謀長張秉昌身上。這個名字，對東北戰場并不陌生。早在海城起義之前，張秉昌在184師中擔任團長，鞍海戰役中被俘。雖然沒有參加海城起義，但在隨后的整訓教育中，思想轉變較快，被調往東北野戰軍聯絡部工作。遼沈戰役期間，他曾只身入長春城，與60軍軍長曾澤生接觸，為其最終在長春起義立下重要功勞，也因此在50軍改編時被破格提為代參謀長。

通過張秉昌的介紹和勸說，盧漢對中共方面的政策和態度有了更直觀的了解，逐步堅定了起義意向。誰也沒想到，曾經在184師中當過上下級的張、楊二人，會在幾千里之外的云南，再次牽扯到同一件事上，并走向截然不同的結局。

按理說，楊朝綸在此時，應該已經能看清局勢。三大戰役結束后，長江以北大部分地區已解放，國民黨政權大勢已去。然而，他內心深處的政治立場并沒有轉變。回到云南后，他一面向上層夸耀自己“如何從共軍手中英勇脫身”，一面努力重新融入舊有的權力網絡。蔣介石對這些從解放區回來的滇軍將領，態度復雜，卻對那些表現出“忠誠”的人仍有利用的打算。楊朝綸正符合這個標準，很快被任命為昆明警備司令部指揮官。

這個職務名頭不小，實權有限，重在監視。蔣介石的用意并不難看出——利用楊朝綸這種滇軍出身、對自己表示忠心的軍官，盯梢盧漢的動向。于是，在云南的那段時間里，楊朝綸開始大肆鼓吹“血戰到底”的言論，積極拉攏部分滇軍少壯派，希望構筑一個可以在關鍵時刻起“阻擋”作用的小圈子。不得不說，這給盧漢帶來了很大壓力。

為了削弱這種不穩定因素，盧漢將他調任第93軍副軍長，從昆明警備崗位調離，表面上是升遷，實際上是解除實權。在這個同時期，東北起義干部和解放軍先遣人員也在悄然進入云南。

考慮到云南局勢的復雜性，50軍軍長曾澤生與政委徐文烈商量后，決定秘密組建一支先遣隊，由軍警衛營營長劉鍔率領，潛入云南，執行兩項任務：一是護送曾澤生等人的家屬安全北上；二是適時控制潛在破壞力量，其中包括已經叛逃一次的楊朝綸。不過，隨著形勢發展，楊朝綸一步步被邊緣化，加之盧漢對其加強監控，他一時間難以再興風作浪。

1949年12月9日，云南局勢出現決定性轉折。當天上午，盧漢以“開會”名義，將第8軍軍長李彌、第26軍軍長余程萬、憲兵系統高級軍官等二十余人請到盧公館，隨即予以扣押。當天傍晚，盧漢與在場的國民黨軍高層一起宣布云南起義。這一決定，標志著西南局勢出現關鍵變化。身為93軍副軍長的楊朝綸，也在大勢之下，在起義通電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從表面看，他再一次出現在“起義將領”的名單里。但經歷海城、梅河口、錦州、天津、云南這一長串事件后，他的每一次“簽字”，背后都藏著復雜的心思。云南起義后，93軍被改編為暫編第13軍，他繼續擔任副軍長，待遇并未削減。若此時能老老實實完成改編、接受新的建制，他完全有機會在新軍隊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此后不久，李彌借機離開昆明，與陸軍總司令湯堯商量，妄圖率26軍在西南發動反攻。楊朝綸暗中與國民黨當局聯絡，積極策動起義部隊內部的內應活動，希望在關鍵時刻“翻盤”。叛逃、再叛，在他身上已不止一次出現，思想上的根源也愈發暴露。

隨著解放軍在西南的推進，這類反撲很快失敗。李彌等人撤離后，部分殘余勢力仍企圖通過特務活動進行破壞。楊朝綸依舊與其保持聯系，試圖尋找翻身機會。局勢發展到這里，已經不再只是政治態度問題，而涉及具體破壞活動和嚴重后果。1950年初，他在云南被逮捕并押往看管場所。

接下來的一幕，便回到文章開頭的那個時間段。1950年，昆明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陳賡，對如何處理這名多次在關鍵節點改變立場的滇軍將領，感到頗為棘手。一方面，楊朝綸是起義通電上簽過名的人，從紙面上看，曾屬于“起義將領”之列；另一方面，他的反復叛變、與特務機關勾連的事實，又擺在案頭，難以忽視。

恰在此時，潘朔端調任昆明市市長。這個變化，為處理楊朝綸案件增添了一層微妙意味。兩人曾在同一師共事，一個是師長，一個是團長、副師長；后來，一個率部起義，一個選擇頑抗、叛逃；再往后，一個在東北戰場上穩步進入新建制，另一個則在多線戰場上反復折騰。到了1950年，他們以完全不同的身份，重新站到同一件事面前。

在一次內部商談中，陳賡坦言難處，向潘朔端和184師舊部軍官馬逸飛、魏瑛征求意見。楊朝綸的老上級和老同僚，最了解他的經歷和性格。幾人認真回顧了從1946年以來的一連串事件，權衡其在海城起義中拒絕倒戈、在東北叛逃、在華北抵抗、在云南再度從事破壞活動的事實，最終得出一致意見：此人屢教不改，罪責重大，應以死刑處置。

據說在作出這一判斷時，三人并沒有多少私情可言。尤其是潘朔端，當年曾兩次為楊朝綸求情，使其免受懲處，甚至在海城起義后仍將其帶在身邊。正因為如此，面對結局，他心中難免有一絲沉重。但從整個歷程看，那些出于情誼、基于信任的寬宥，已被一次次叛變徹底消耗。

不久之后，昆明召開了公審大會。大會由潘朔端主持，面對臺下擠滿的軍民，他宣讀了對楊朝綸的審判結果——判處死刑。臺上的被告再也不復昔日意氣風發，面對這一終局，他已無力翻盤。天道好輪回，東北戰場留下的舊賬，最終在西南山城的一次公審中畫上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