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一紅色特工長沙去世，臨終拉著兒子說：我一生虧欠你們太多

1975年春天的長沙，還帶著一點寒意。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里，一個頭發花白、身形清瘦的老人被悄悄安頓下來，桌上只放了幾本舊書和一只搪瓷茶缸。安排他的干部壓低聲音說了一句：“老陳，以后就在這里上班吧。”老人點點頭，略微有些怔神。這一年，他已經五十八歲，大半輩子風雨飄搖，真正能坐下來辦公，還是第一次。

就是這個其貌不揚的老人，三十年前卻在暗流洶涌的長沙、桂林等地周旋于國民黨高層與我黨之間，九死一生，多次改變戰局。很多人只知道湖南和平起義，卻不知道，在那場起義背后，有一位曾被授予“少將”軍銜的軍統特務，正悄無聲息地改變著自己的人生道路。

陳達，這個在公開史料里并不算顯赫的名字，在家人心中卻是另一種形象。到了晚年，他經常對兒子陳卓說：“我年輕的時候，真正想做事的時候，都浪費在牢里了。”說這話時，語氣里沒有抱怨，只有惋惜。等到2009年，他在長沙病榻上拉著兒子的手，留下那句“虧欠你們太多”，其實也像是在補上一段對歷史的交代。

一、從臨澧教室到情報戰場

時間如果往回倒，就得從1941年說起。那一年，24歲的陳達只想“報國從軍”，投考的卻是一個自己并不了解的“軍校”。地點在常德北面臨澧縣的一所中學，外表看著樸素，里面卻是軍統在全國設立的最大特訓班之一。

那時候的很多年輕人，跟他一樣，都是懷著“抗日救國”的簡單念頭來到這里，直到進了門，才慢慢意識到，這并不是普通的軍校。后來他回憶臨澧特訓班的生活時，提到最多的不是槍法、爆破，而是那門“黨派分析課”。課堂上，教師日復一日地灌輸如何攻擊共產黨、如何污蔑民主人士，把黑說成白，把白說成黑。

陳達并不是不知道這些內容有問題，但在當時的環境下，一個年輕人要辨明所有的是非，其實很難。他學著軍事、學著情報、學著破譯電報，同時也被要求“絕對服從”。不得不說，這種訓練模式在軍統內部確實很管用，幾年后，他已經從一個普通學員，成長為軍統江西站的骨干。

戰爭年代，江西是前線又是后方。陳達在日占區活動，既要打探日軍動向，又要應付各方勢力。他干得很拼，升遷也很快，一步步做到江西站代理站長，軍銜升到少將。1949年初，他又被調往京滬杭警備司令部衢州情報搜集所，繼續打情報這碗“刀尖上的飯”。

表面看起來，這是條順風順水的升官路。可隨著全面內戰的展開，國民黨當局的腐敗無能、內部傾軋越來越明顯，一線情報人員最先感受到風向變了。像陳達這樣的軍統“中堅”，雖然沒有公開表現，但內心的猶疑早已埋下。

這一點，后來在湖南的一封電報上，被逼到了抉擇的臨界點。

二、暗殺名單與長沙“誤會”重逢

時間來到1949年夏天，戰局已經向解放軍完全傾斜。蔣介石雖然在當年1月宣布“下野”，但對各地局勢仍然緊緊抓著不放。湖南是重中之重，因為這里有兩個人的態度極為關鍵——程潛和陳明仁。

1948年，蔣介石任命程潛為湖南綏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到了1949年，隨著解放軍在各大戰場節節推進，程潛開始認真考慮“另尋出路”。他與中共方面的接觸，并不是一時沖動，而是在多次秘密談話之后作出的選擇。中共湖南工委方面派出的，是他的老朋友、湖南大學教授李達。兩人相識多年，一邊是舊友，一邊是新局，勸說并不容易，但終究立下了“和平起義”的方向。

蔣介石對這種變化并非一無所知。他最擔心的，就是湖南再出現一個類似傅作義的情況——前線大員帶兵集體起義。于是，他讓保密局局長毛人鳳親自出手，籌劃刺殺行動，目標直指湖南軍政要人。

接到命令后，毛人鳳把侄子毛鐘新叫到身邊，兩人商定名單，口風很緊，只留下那句“絕不能讓湖南出現第二個傅作義”。毛鐘新是軍統臨澧特訓班的出身，心狠手辣不假，但也明白，這一回任務的分量不同。

1949年夏天，他帶著一支暗殺小組，以“湖南政局偵防組”的名義潛入長沙，住進了北正街附近的樂淘旅店。為了保密，暗殺小組閉門不出，和外界的聯系完全依賴保密局湖南站的臺面人物，站長、副站長輪流來匯報。

問題在于，長沙的軍統系統已經并不穩固。程潛身邊，有一個從軍統“出走”的人物——張嚴佛。當時他擔任的是湖南黨政軍聯合辦公室主任，職務不算顯赫，卻掌握著軍統在長沙的大部分人手。張嚴佛早年在軍統干過多年，對毛人鳳那一套非常熟悉，因為遭排擠才接受程潛邀請，轉到長沙任職。他既支持起義，也明白保密局的作風：一旦要動手，絕不會只用明槍。

毛鐘新的隊伍剛一落腳，張嚴佛就嗅到氣味。局面很清楚：一邊是殺戮命令，一邊是和平起義的關鍵時刻。張嚴佛必須設法把這股暗殺力量“挪開”，否則長沙局勢隨時可能翻盤。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名字被他想了起來——陳達。軍統出身，又是湖南人，過去還在臨澧特訓班和毛鐘新做過同學，兩人交情不錯。張嚴佛知道，這可能是唯一能接近暗殺小組內部的人選。

于是，一封電報悄悄發往浙江。

三、電報抉擇與“恐嚇信”的計中計

1949年6月，陳達趕到長沙，與張嚴佛見面。多年不見，場面倒沒有寒暄太久。張嚴佛攤開話，就把核心問題挑明：“湖南這邊，程潛、陳明仁已經決定起義。長沙的軍統人員，多數也準備跟著起義。希望你不要去臺灣，留下來一道做這件事。”

從身份上講，這句話很刺耳。軍統少將，要不要突然轉向？從現實上講，這句話又很危險。起義雖是大勢所趨，在當時卻遠遠談不上“萬無一失”。陳達知道，如果留在國民黨陣營，以自己的資歷，去了臺灣不會無人理會；但如果在此時站到起義一邊，成敗未定不說，將來共產黨會不會承認他的功勞，還是個未知數。

據陳卓后來回憶，父親那一夜幾乎沒有睡，在旅社狹窄的床上翻來覆去，腦子里是一團亂麻。他既對國民黨高層的倒行逆施充滿反感，又擔心自己多年軍統身份難以洗清。張嚴佛把與中共方面的往來信件拿出來，一封封讓他看，并一再強調“既往不咎”“立功受獎”的政策，希望打消顧慮，但陳達終究還是要自己做決定。

第二天清晨，天色剛亮，陳達終于想明白。如果繼續跟著舊政權走下去，結局無非是退守一隅，或遠走海外；而如果站到人民一邊，即便前路兇險，至少有一個對得起自己良心的說法。他答應了張嚴佛的請求，決定參與長沙和平起義的籌劃。

這時，毛鐘新尚不知道，他以為碰見的只是老同學。兩人在樂淘旅店門口意外相遇，毛鐘新第一句就帶著試探：“你不是在浙江嗎？現在浙江的情況緊張，怎么回湖南來了？”陳達笑著回答：“家父有病，請假回醴陵探望，順便到長沙買點藥，看看親戚。”

表面上說得過去，動機看著也合理。兩人回到旅社房間，一邊抽煙一邊閑聊，氣氛慢慢放松下來。陳達隨口問了一句：“你來長沙，肯定不是單純游玩吧？”這句話問得不輕不重，既像關心，又像好奇。

毛鐘新下意識地環顧了一下屋里，壓低聲音：“確實有任務。你人雖然是湖南的，但好久沒在這邊工作，不太了解情況。湖南現在局勢很糟，程潛很可能會叛黨叛國，最近總統親諭毛先生，不能讓湖南再出個傅作義。”

說到這里，他把自己帶來的暗殺名單掏出來遞給陳達。紙上寫著的，都是湖南軍政核心人物的名字：程潛、唐伯球、程星齡、唐生明、鄧介松、蕭作霖、陳云章、張嚴佛……每一個名字背后，都是一條政治命脈。

陳達把紙接在手里，面色不變，心里卻已經有了盤算。他知道，如果暗殺行動展開，不僅長沙起義難以收場，這些人中很多其實已經傾向進步一方，死一個，都意味著更大的動蕩。

毛鐘新還在介紹他的“設想”：“刺殺程潛，最省事的辦法，就是找個內線，在他住處安放炸彈。這樣一來，干凈利落。”說到這里，他還得意地笑了一下，似乎這些計劃早已胸有成竹。

陳達當然不會去當這個“內線”，表面上只是攤手笑笑，表示“幫不上忙”。但他還是留在樂淘旅店，名義上是給老同學當參謀，實際在觀察，對方準備怎么動手。

張嚴佛和陳達商量數次，發現以當時長沙的情形，很難硬碰硬抓捕對方。敵人在暗處，自己在明處，一旦沖突升級，很可能打草驚蛇，于是兩人想出了一個“軟辦法”——寫一封恐嚇信，把人嚇走比什么都強。

動筆的人，還是陳達。他文筆不錯，很快寫出一段不長的警告語，大意是“識時務者為俊杰，玩火自焚，自古有訓”，最后一句寫得極為干脆：“否則，當心先生腦袋。”有人提議把“腦袋”改成“狗頭”，顯得更狠一點，張嚴佛想了想，還是讓它保持原樣，以免風格太露骨，引起對方警覺。

這封匿名信由劉炳文及其妻子抄寫，再通過渠道悄悄送到樂淘旅店。巧的是，信送到的時候，陳達就站在毛鐘新身邊。信封拆開，里面那幾行字直白而冷冰。

毛鐘新看完，后背涼得厲害。他一直以為自己行動隱蔽，到長沙后深居簡出，沒想到還是被人摸清了底細。對手不僅知道他的名字，還知道他正在“玩火”。他心里“咯噔”一下，立刻有了退意。

他匆匆收好信，轉頭對陳達說：“我有點急事，要出去一趟，晚飯就不回來吃了。”語氣不緊不慢，卻明顯帶著躲避的味道。就這樣，他離開了樂淘旅店，再也沒有回來。

暗殺小組失去核心人物，這次針對湖南起義的刺殺計劃等于自行瓦解。這個看似輕飄飄的“恐嚇信”，在關鍵時刻擋住了一場流血和混亂。對于陳達來說，這既是一次冒險，也是一次徹底的思想轉折。多年來“軍統少將”的舊身份，在那幾天里，已經開始與未來的道路漸行漸遠。

四、桂林暗戰與“殺不殺白崇禧”的抉擇

長沙起義之事告一段落后，局勢并沒有馬上安穩下來。1949年8月4日，程潛、陳明仁聯名通電，向全國宣布湖南和平起義。這一天在很多史書上只是簡短的一句，卻意味著華中戰局出現了一個新的支點。

湖南雖然穩住了，但華中地區仍然緊張。白崇禧手中還有30多萬兵力，盤踞湘中、湘南乃至廣西一線。只要這支部隊存在，解放軍南下的壓力就不會小。湖南地下黨方面于是提出一個問題：廣西系統里，有沒有可能爭取的人？

張嚴佛毫不猶豫地報出了陳達的名字。原因很簡單：他有軍統背景，又在江西、華中地區做過情報，和不少軍政高層有交情。如果有人能打進白崇禧的內部，那個人的條件，非陳達莫屬。

就這樣，陳達很快與華中局取得聯系，離開長沙，南下衡陽、廣州，再轉往桂林。在這趟路上，他已經帶著明確任務——設法策反白崇禧身邊的人，或者至少把準確的情報源源不斷送出來。

當時，華中軍政長官部里，有幾位舊部對他十分熟悉。二處上校情報處副處長劉萬壽、三處上校科長孟繁章，都是抗戰時期在江西日占區跟他一起干過的老戰友。那時候，他們共同偵察日軍情報，也真刀真槍抓過俘虜，算得上是過命交情。

消息傳到他們耳朵里，說陳達在長沙已經站到起義一邊，兩人并沒有表現出太多驚詫，反而隱隱覺得這才符合大勢。對于國民黨后期的種種亂象，一線軍官看得比誰都清楚。有些人只是缺一個契機，一句話點醒而已。

接下來，陳達又聯系上了國民黨航空局桂林無線電臺臺長伍本森。后者同樣是舊部，對他非常信任。在桂林這座南方城市，幾個軍統出身的情報人員悄悄構成了一個隱蔽的小小網絡。他們的任務很簡單，卻極為關鍵：把白崇禧軍隊的兵力部署、作戰計劃、撤退方案，通過電臺，秘密傳送給華中局以及南下的解放軍。

值得一提的是，陳達南下時與華中局之間，還沒有完全約定統一的聯系方式和電臺聯絡信號。為了補上這個漏洞，他冒險返回長沙一趟，和齊一夫等人當面商量，確認聯絡密碼，這才把整條情報渠道打通。這個做法，風險不用多說，一旦被國民黨方面察覺，后果可想而知。

就在桂林情報工作逐步展開的過程中，又冒出一個更大膽的設想。孟繁章提出：“我們干脆伺機干掉白崇禧。”理由并不復雜——白崇禧在當時是桂系的支柱人物，也是李宗仁最倚重的將領之一，如果把他除掉，南方局勢或許會更快瓦解。

劉萬壽還專門設計了一套看似可行的計劃。按他們的身份，進出華中軍政長官部和白崇禧府邸并不困難，只要能準備好一枚定時炸彈，在例行覲見或匯報時找機會放置在合適位置，就有可能讓白崇禧“人間蒸發”。這個設想聽起來驚險，卻在實務上有一定操作空間。

這個時候，陳達沒有一味沖動。他帶著兩人，冒險回長沙再度與齊一夫見面，把想法原原本本說了出來。齊一夫聽完后沉默了幾秒，隨后給了一個非常冷靜的回應：“以你們的條件，殺掉白崇禧并不是完全做不到。但是，即便他死了，幾十萬軍隊仍然存在，問題依舊在那兒。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你們提供的情報——部隊部署、作戰與撤退計劃、潛伏特務組織的名單。這些東西，比打一顆炸彈更有用。”

這個回答，說明了當時我黨在重大問題上的判斷方式。并不急于追求“轟動效果”，而是更看重實質性的戰略利益。沒過多久，陳達和同伴們打消了“刺殺白崇禧”的念頭，轉而把全部精力放在收集和傳遞情報上。

從1949年中期開始，這條隱蔽戰線運作得越來越熟練。桂林電臺源源不斷發出密電，白崇禧的行動軌跡、兵力調動，一點點落入南下解放軍的掌握之中。等到廣西全面解放的時候，陳達和身邊這幾位“內線”的任務算是完成。

1950年初，西南地區也先后解放。陳達回到湖南，華中軍區聯絡部第二聯絡站給他出具了一份立功證明，文字不長，卻評價頗高，稱其“在我軍向廣西進軍過程中，做出了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卓著成績”。湖南省人民政府也向他發出“起義證明書”，肯定他在長沙和平起義及后續行動中的作用。

憑這一連串經歷，陳達的人生似乎應該迎來一個相對平穩的階段。事實上，他還很快接到了一個充滿危險的新任務——赴香港策反留在那里的軍統特務人員。要知道，以他當時的身份，在軍統舊系統里早就被“掛了號”，一旦暴露，后果不難想象。但他還是去了，一次不夠，再去第二次。

這些立功證明材料，后來在特殊年代里大多散佚，只在親友回憶中留下痕跡。這一點，從后來的遭遇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五、風雨過后與病榻前的那句話

新中國成立后，像陳達這樣“起義出身”的軍統人員，起初是被予以承認和保護的。可歷史的曲折之處，就在于命運并不會只沿著功勞簿走。到了特定時期，出身問題、歷史問題被層層放大，很多曾經在隱蔽戰線立過大功的人，也難以幸免。

陳達經歷的那一段“特殊年代”，外人很難完全想象。他曾經努力向組織說明自己的經歷，也拿出過相關證明，但形勢并不是個人能夠左右的。面對反復的審查，他并沒有選擇自我否定，只是堅持事實、堅持申訴。多年以后，他不愿多談那一段，只在少數時候輕聲說一句：“最可惜的，是那些正好能干事的年紀，都耗在里面了。”

1975年3月19日，命運的轉折又一次到來。那天起，他獲得特赦，被安排到湖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工作。這一安排不算高調，卻穩定而體面，對一個經歷過那么多波折的人來說，已是難得的安頓。

1981年，有關部門正式為他平反，恢復“起義人員”的待遇。那份遲來的確認，既是對當年在長沙、桂林暗戰歲月的肯定，也是對他多年忍耐的一種回應。此后，他的生活逐漸趨于平靜，在單位安靜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家里偶爾翻翻舊書，看看報紙。

值得一聊的，是他對家庭的態度。年輕時，他長期在外執行任務，身份敏感，家中事務大都壓在妻子一人身上。起義后的長期顛沛，特殊年代的沉浮，也讓妻兒跟著吃了多少苦。陳達這個人，性格有點內斂，不愛多說，但在提到妻子時，經常會露出少見的柔和神情。他跟兒子陳卓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一生中，最不后悔的事，就是娶了你母親。”

這句話并不是一句簡單的家常話，而是對一個女人幾十年堅守的回應。軍統時期的奔走、起義前后的驚險、之后多年的風雨，妻子一直沒有離開。對于這一點，他心里非常清楚，卻不太會用華麗言辭去表達，只能用這樣一句篤定的話，來概括全部。

進入新世紀之后，他的身體一年不如一年。病中偶有舊事浮上心頭，點到為止，從不主動渲染自己的功勞。有時兒子問起往事，他會挑一兩段比較“干凈”的內容講講，比如在桂林電臺的故事，講到某次驚險過關，老人還會笑著搖頭，說一句“那會兒真是命大”。

2009年，陳達在長沙病重，生命走到盡頭。那天病房里很安靜，家人在床前守著，他的精神已經很弱，卻突然用力握住兒子的手，慢慢吐出一句話：“我唯一遺憾的，就是虧欠你們太多。”

這句話，并沒有提功勞，也沒有抱怨任何人，只是作為一個父親，對家人多年付出的一個樸素交代。對陳卓來講，感動的不僅是這句道歉，更是他明白父親到底經歷過什么之后，對這句話有了更深的理解。

從1941年踏入臨澧特訓班教室，到1949年長沙旅社里的那封“恐嚇信”，再到桂林無線電臺夜里閃爍的電波，陳達在戰火中走過的每一步，都比常人更加驚險。而在和平年代，他的人生卻經歷了另一重考驗——榮譽與誤解交織，功績與挫折并存，直到晚年才真正收獲一點平靜。

他那句“我一生虧欠你們太多”，聽上去像是對家庭的歉疚，細想之下，也隱含著一個隱蔽戰線老人的復雜心緒。起義時，他選擇了新的道路；在關鍵節點，他拒絕了以暴易暴的刺殺設想，改用情報改變戰局；在特殊年代，他不肯否認自己做過的事情，也不愿用怨氣來解釋一切。走到最后，他把這一切都壓在心底，只留給家人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告白。

有意思的是，在陳達的回憶中，長沙樂淘旅店那間房、毛鐘新手里的那張暗殺名單、桂林電臺的天線、長沙參事室的辦公桌，這些場景并沒有特別宏大的光環。對他來說，那只是一個又一個節點，需要做出判斷，需要承擔后果。只是在外界看來，這些決定疊加在一起，構成了改變湖南局勢、影響華中戰局的一串關鍵坐標。

歷史有時會被寫成一句冷冰冰的“某某人通電起義”“某某戰役勝利”，但在這些簡練語句背后，總有一些面孔長期沉在水底，不被人看見。陳達的經歷，恰好屬于這一類：出身軍統，誤入特訓班，走上情報之路；在長沙，他轉身站到起義的一側；在桂林，他用情報，而不是炸彈，參與改變了戰局；在后來漫長的歲月里，他承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起落。

到了2009年病榻前，他沒有總結歷史，只是緊緊握著兒子的手，說出那句“虧欠”。聽上去平淡，卻足夠厚重。對一個經歷了那樣年代的人來說，有些話不必說得太滿，真正懂得的人，自然能從只言片語中讀出他身后那一段并不明亮，卻真實存在的曲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