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86年，臺北。
這一年，張學良八十五歲了。
那晚槍火的余溫，隔了足足五十七個年頭，似乎還在燙手。
在一次難得的閑聊中，這位早年間呼風喚雨的少帥，冷不丁提到了那個名字。
緊接著，他拋出了一句讓滿屋子人下巴都快掉下來的話：
“殺了他，我心里不踏實，睡不著。”
他嘴里那個人，是楊宇霆。
當年沈陽大帥府“老虎廳”那一夜的血案，在歷史課本里也就八個字：“鏟除異己，維護統一”。
可要是把日歷翻回1929年，站在二十八歲的張學良那個位置上，你會明白，這哪是簡單的洗牌？
這是一場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豪賭。
當時他心里的那筆賬，比外人能看到的，要嚇人得多。
1928年，皇姑屯那聲巨響，把張作霖送走了。
這下子，奉系軍閥這個龐然大物像是被抽了筋。
對于二十八歲的張學良來說，他是被硬架到火上去烤的。
接班這事兒，面上看著順當，其實手里捧著的是個燙手山芋。
那時候奉系內部的局面，說白了就是四個字：崽賣爺田。
最讓人頭疼的釘子，就是楊宇霆。
楊宇霆什么來頭？
那是老帥留下的“顧命大臣”，要資歷有資歷，要戰功有戰功，兵工廠、講武堂都在他手心里攥著，連錢袋子也是人家管。
在老奉軍那幫人眼里，楊宇霆才是那根定海神針。
楊宇霆心里也有個算盤，打得啪啪響：少帥也就是個孩子，不懂行，我是叔叔輩的，替你當家做主，那是天經地義。
所以他見張學良，從來不叫“司令”或是“長官”，張嘴閉嘴就是“漢卿”。
這在講究排資論輩的軍閥圈子里，可不光是不給面子，這是在當眾吆喝：我也許坐不了一把手的位置，但我絕對不是給你打工的。
碰上這種茬，張學良一開始的想法是：忍。
屁股剛坐上熱炕頭，局勢亂糟糟的，得指望這幫老叔叔。
所以哪怕楊宇霆在會上當眾給他下不來臺，他也只能賠著笑臉。
沒過多久，張學良覺得這賬算得不對。
要是光為了面子，忍忍也就翻篇了。
可楊宇霆的手，伸得太長了，簡直到了胳肢窩。
各個山頭的軍頭、做生意的老板、銀行的高管，背后全是楊宇霆的影子。
張學良想挪動一個人，楊宇霆那邊一句話就能給你頂回來。
真正讓他動殺心的，是張宗昌那檔子事。
當時張學良調兵遣將要去收拾張宗昌，心思很明白：一口氣把這個不聽話的刺頭給拔了。
誰知道前線部隊莫名其妙就把張宗昌給放跑了。
回頭一查，這是楊宇霆下的令。
更絕的是，楊宇霆干完這事，反手把黑鍋扣在了張學良頭上。
這會兒，張學良心里那本賬徹底撕了：這哪是老臣輔佐，這是要架空主子啊。
要是不動楊宇霆，奉系就得冒出“兩個司令部”。
今天他敢放跑張宗昌，明天他想干嘛？
擺在二十八歲張學良面前的路就剩兩條：
第一，接著裝孫子，當個提線木偶，等著楊宇霆一點點把權力吃干抹凈。
第二，掀桌子，不玩了。
1929年1月10日。
張學良擺了一桌鴻門宴，地點就在帥府“老虎廳”。
借口找得很冠冕堂皇：商量成立鐵路督辦公署的事兒。
楊宇霆來了，常蔭槐也跟來了。
這兩人大概做夢也沒想到，那個平時見人三分笑的“漢卿”，這回兜里揣著刀子。
動手快得很。
會剛開個頭，幾個衛士突然闖進來。
廢話沒有，端起短槍就扣扳機。
常蔭槐當場就倒了。
楊宇霆剛站起來想張嘴，第二聲槍響了。
前后加起來，不到兩分鐘。
沒人敢勸，也沒人求情。
張學良就站在邊上，盯著兩具尸體，一聲不吭，轉身出了大廳。
槍聲一響，奉系內部原本兩個太陽，這下只剩一個了。
外人看這一局，覺得張學良這手玩得漂亮：殺伐果斷，一下子就把盤子穩住了。
善后做得也挺講究：只殺兩個帶頭的，厚葬死者，給家屬發了一萬塊大洋的撫恤金。
楊宇霆手下那幫人，一個沒抓，一個沒殺。
這叫“點穴式”清洗，既除了心頭大患，又沒讓部隊炸營。
可事情真就這么順當？
張學良后來搞了一連串換血：軍校教官、兵工廠廠長、鐵路局調度長，全換成了自己心腹。
常蔭槐管的軍隊訓練那攤子，大批基層軍官被發配到了邊防。
面子上看，這是“斬草除根”。
實際上，這是給東北軍做了場傷筋動骨的大手術。
楊宇霆活著的時候，手里攥著兵工廠、軍械署、鐵路、軍校、財政五大系統。
這套系統雖然姓楊，但它確實轉得飛快。
楊宇霆一死，常蔭槐一倒，這套行政和后勤的大腦直接癱瘓了。
新換上來的人是聽話，可那本事和威望能不能鎮得住場子？
更要命的是錢袋子。
奉天官銀號、三省總稅務局、東北銀行，以前都是楊宇霆在打理。
他一走，張學良發現自己根本玩不轉這么復雜的金融盤子。
這步棋，看著是解了燃眉之急，實際上是引狼入室。
蔣介石正愁沒縫插針呢，借著整頓財政的機會，戴笠那幫搞情報的人順理成章地摸進了奉天。
南京那邊甚至在偷著樂：那兩個難纏的老狐貍死了，年輕的張學良畢竟還是嫩了點。
老虎廳那事兒過后，張學良大病了一場。
軍醫對外宣稱是傷風感冒，可身邊伺候的人都覺得不對勁。
他連著幾天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屋里的燈整宿亮著，茶水換了一壺又一壺。
有人聽見他在夢里喊“對不起”。
他下令把老虎廳給封了，誰也不讓進。
過了兩年，干脆把那間屋子給拆了，改成放檔案的地方。
他在拼命想把那兩分鐘的記憶從腦子里摳出去。
雖然他在公開場合從來沒認過錯，但部隊里的閑言碎語成了他的心病。
老奉軍內部開始起內訌，分成了“楊家舊人”和“張家新部”。
只要一有摩擦，這筆舊賬準會被翻出來曬曬。
這種心里的煎熬，折磨了他半個世紀。
直到晚年，在臺灣的那次閑聊里，他才斷斷續續吐露了真話：
“常蔭槐那是必須得殺，楊宇霆其實…
我是真下不去手的。”
那個“下不去手”，或許不光是私交，更是對那場政治豪賭的回味。
殺常蔭槐，是為了要把軍權拿回來；殺楊宇霆，是為了徹底說了算。
但這代價太大了，東北軍沒了最有經驗的大腦，也沒了內部的平衡。
有人問他后悔嗎？
這位被關了五十年的老人，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做都做了，后悔也沒法重來。”
1986年的張學良，早就不再是那個意氣風發的少帥了。
他沒想給這段歷史洗白，也沒等著歷史給他定罪。
他只是留下了一個話茬：死后，別把他的骨灰帶回沈陽。
那個地方，有他回不去的風光，也有他面對不了的鬼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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