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于是有了光》,讀來卻非炫目之輝,而是如豆燈火,在人心幽微處悄然燃起。作者談讀書,落腳處卻始終在做人——在人性那不可讓渡的尊嚴、那必須守護的可貴。書中屢屢引《易》賁卦彖辭:“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人文”二字,并非懸于虛空的高蹈概念,而是王汎森教授所言:關乎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主體性、尊嚴、道德修養、自我完善的自信與能力,以及生命豐富性的不斷拓展。這人文精神,并不割裂物質與自然,反將二者視為人類存在豐饒的肌理,使天理與人心重新綰合,如藤蔓纏繞古樹,共生共榮。
豐子愷的漫畫里,常有稚子仰頭看天,或老翁垂釣溪邊,那份對平凡生命的溫煦注視,恰與此書精神暗合。作者更直面AI時代的凜冽寒潮,在機器邏輯日益膨脹的當下,愈發鄭重地叩問人的尊嚴與快樂。《游戲是為人準備的》一文,便如清泉濯塵:縱使“阿爾法狗”橫掃棋壇,圍棋之樂亦不因此消減分毫。因游戲本為文化,其根柢深植于“以人為本”的土壤。人之有限性,非缺陷,恰是人性內核的一部分;文化正奠基于此不完美之上。這種對“不完美”的維護,對人性褶皺的珍視,已深入骨髓,成為抵抗冰冷算法的精神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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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的平淡》則由書法筆跡、著作行文,一路探入人心深處。既推崇中國文化傳統中對日用倫常、平坦易行之道的倚重,又懇切呼吁為“特別形象”留出空間——“另留幾條道,方便有心人”。此中張力,正是對“人”之復雜性的深切體認:人既是普遍法則下的存在,亦是個體星火的獨特燃燒;既是歷史長河中的須臾過客,亦是群體生命綿延不絕的永恒因子。由此,作者目光自然延伸至公共領域,對社會自治能力的式微流露憂思。他身為學院中人,專業精深,卻首先是一個“有自己頭腦的人”——唯此,方能推己及人,將認知、情感、感受這些看似私密的維度,化為理解眾生的橋梁。他坦言:“最終的興趣還是在‘人’。”這“人”字,便是他閱讀時代的底色,亦是今日審視文化命題的羅盤。
然而,此書對人性的關注,并非一味溫情脈脈的撫慰。古語云:“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作者之仁心,亦含鋒芒。《那些并未裝睡的人》對沉默的幫兇角色點到即止,卻如針砭;《做“生活現象的美食家”》更毫不留情地戳穿以“歷史必然性”為盾牌、逃避道德責任的虛偽無心。尤為可貴的是,無論隨筆抑或專著,作者始終懷抱對恒定價值的敬畏與堅守——他竟將“歷史必然性”從自己的辭典中毅然刪去!此等取舍,令人深思:若顛倒過來,世界將何其荒誕?魯迅曾譏諷小品文若只知“低吟微吟”,將粗獷人心磨得平滑,實為無益;他推崇的,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芒”。《于是有了光》表面平和,內里卻藏有這般不妥協的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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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為隨筆集,間有訪談,偶顯絮叨。然此絮叨非冗余,恰是問題之根本性與未竟性的回響。咸豐進士祁世長曾嘆翰林院衰微,追憶同治初年諸公“十日一次,按資輪班,問讀何書,教以作人之法”,雖被譏為“講性理”近于空談,卻留下“一片靜氣,令人久而愈念”的余韻。漢學如積薪,后浪推前浪;宋學重體悟,貴在細水長流。作者文字,正承此“靜氣”與“久久為功”之脈。學術巨著固如江河萬古,然身名俱滅本是常態。可貴者,正在于明知此境,仍能“堅守正道,盡心致力于作品的如琢如磨”,將功名暫置身后,甘為時代一分子,以帶溫度的文字向人群傳遞燈火——此乃溫情而有力的君子之風。若執燈者恰是真讀書、真學人,則讀者之幸,莫過于此。
作者自承悲觀而不絕望,其根由,或許正在于這份對“人”的牽掛與責任。于是有了光——這光不在九天之上,而在每個不肯熄滅的、對人性尊嚴的執著守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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