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的五個等級：偽軍是最低級的，最高級連鬼子見了也要點頭哈腰

1947年，北平的一處刑場。

空氣仿佛凝固了，緊接著一聲脆響劃破寂靜，殷汝耕的身子猛地一栽，癱在了自己的血泊里。

這位曾經在中國淪陷區頭一個把偽政權大旗扛起來的“一把手”，在咽氣前的最后一秒，沒準還在腦子里瘋狂復盤，琢磨著十年前那筆賬，究竟是哪一步棋走岔了。

其實栽跟頭的不光是他。

把日歷往前翻，從1931年到1945年這十四個年頭里，中國這片地界上冒出來一張密不透風的“漢奸大網”。

上頭有頂著“元首”頭銜的大佬，中間有割據一方的“土皇帝”，底下還有數不清的“皇協軍”小嘍啰。

表面瞅著都是賣國求榮，可實際上，這里頭的彎彎繞深不見底。

日本人那腦瓜子可不笨，他們精心炮制了一套嚴絲合縫的“等級階梯”。

在這個格子里，每個人值多少錢、用來干什么，早就標得明明白白。

而當初這幫人一頭扎進來的時候，心里也都撥拉著自己的小算盤。

他們滿以為這是跟日本人搞“合伙經營”，圖的是權勢和紅利。

殊不知在侵略者眼里，這純粹就是一場關于“消耗品”的庫存管理。

咱們不妨把時間卷軸攤開，將這筆帶血的買賣切成三層，看看這賬本到底是怎么爛掉的。

先瞧瞧金字塔尖那一層。

混到這個份上的人，那是絕對不會去戰壕里拼刺刀的，也不屑于去縣城糧倉催租子。

他們穩坐在南京或者長春的深宅大院里，養尊處優。

哪怕是日本陸軍少將級別的軍官見了他們，還得畢恭畢敬地鞠個躬，嘴里喊一聲“閣下”。

這兒有兩個最扎眼的招牌人物：一個是愛新覺羅·溥儀，一個是汪精衛。

這二位的算盤是怎么打的？

溥儀的心思特單純：復辟。

1931年九一八事變一爆發，他覺得翻身的機會砸頭上了。

1932年3月1日，他在長春先是當上了“執政”，過了兩年不過癮，直接改稱“皇帝”，年號變成了“康德”。

乍一看，這買賣賺大發了。

手里攥著“滿洲國”，住著皇宮，還有內閣伺候著。

可實際上，這筆生意讓他賠得底褲都不剩。

日本人塞給他的，根本就是個修剪好的“政治盆景”。

在這個所謂的國家里，主權是別想了，軍權更是沒影的事，連錢袋子都死死攥在日本人手心里。

溥儀想要邁出皇宮大門溜達一圈，都得看日本關東軍的臉色，人家點頭了才行。

他以為自己是公司合伙人，其實就是一枚個頭稍大的橡皮圖章。

等到1945年8月，日軍那攤子事徹底黃了。

溥儀在通化臨江被蘇聯紅軍逮個正著，隨后便開始了漫長的改造日子。

一直熬到1967年病逝，他花了半輩子才咂摸出一個理兒：想靠外人的槍桿子復辟，最后只能淪為外人手里的玩物。

汪精衛那筆賬，比起溥儀來更是一團亂麻。

身為國民黨的老資格、孫中山先生的秘書，他給自己的投敵找了個“曲線救國”的幌子。

1938年，他先是溜到越南，接著轉道去了日本。

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把“偽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牌子掛了起來。

留意一下這個時間節點。

1940年，抗戰正打得膠著，日本人急得火燒眉毛，太需要一個有分量的政治大腕來把中國的抵抗力量給拆散了。

汪精衛覺得自己抓到了一次絕佳的“博弈”良機。

他在南京弄得像模像樣，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一應俱全，身邊的“鐵三角”——周佛海管錢、陳公博管法、曾仲鳴搞宣傳，一幫人西裝革履，滿嘴都是“和平建國”的漂亮話。

可汪精衛顯然把自己的談判籌碼看得太重了。

在這個所謂的政府大樓里，只要是稍微重要點的決策，必須得經過“日本顧問團”點頭哈腰才行。

真正拿主意的人，壓根不在南京，而是在東京的內閣會議室里。

汪精衛自以為是在跟日本人“以妥協換和平”，實際上他不過是日本人手里的一把錘子，用來砸向自己的同胞。

1944年11月，汪精衛在日本名古屋帝大醫院咽了氣。

到了1946年，他在南京的墳頭都被炸開了，骨灰直接給揚了。

這就是頂層漢奸的下場：活著的時候是提線木偶，死了以后是永遠的恥辱柱。

再把目光往下移，看看中層。

這一層的主角，是那些“偽政權官員”。

如果說頂層是用來裝門面的“政治招牌”，那中層就是實打實的“行政燃料”。

他們的核心任務就一條：幫日本人干那些見不得光的臟活，而且隨時準備把黑鍋背在身上。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殷汝耕。

這人是北洋時期的老油條，資深的親日派。

1935年11月，在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的攛掇下，他在通州扯起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大旗。

這可是個“開天辟地”的舉動。

他是中國淪陷區第一個由中國人出面當家作主的偽政權頭目，手底下管著通縣、昌黎、樂亭等22個縣的地盤。

那時候殷汝耕覺得自己威風八面，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行政長官”。

可沒過兩年，現實就狠狠給了他一記耳光。

1937年7月29日，原本駐守在通州的“冀東保安隊”突然反水，發動了震驚中外的“通州事變”，一口氣干掉了200多個鬼子。

日本人氣得暴跳如雷。

按道理講，這是保安隊造反，跟殷汝耕本人未必有直接瓜葛。

但在日本人的邏輯里，出了簍子就得有人頂雷。

于是乎，殷汝耕立馬從“親密盟友”變成了“千古罪人”。

日本人二話不說撤了他的職，把他那點家當全并入了王克敏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你看，這就是中層漢奸的生態位：用得著你的時候叫你“長官”，出了事你就是塊“抹布”。

殷汝耕后半輩子基本上就是被冷藏了，一直到1947年在北平吃了槍子兒。

還有一個例子是王揖唐。

這也是個老江湖，清末的進士出身。

1940年以后，日軍把南京偽政權當成了統治華中的核心，王揖唐先后坐上了內政部總長等高位。

他都干了些啥呢？

搞戶籍登記、收稅、推行那個所謂的“治安強化運動”。

說白了，就是利用他對中國社會的那點了解，幫日本人更利索地搶糧食、抓壯丁。

日本人搞不懂中國基層的那些彎彎繞，太需要這么個“老管家”來幫著壓榨老百姓。

可不管他干得多賣力，命運的遙控器始終捏在日本人手心里。

用完就扔，是這類人的標準結局。

1948年，王揖唐因為“資敵糧餉”等罪名被處決。

他們有氣派的辦公桌，手里拿著印章，看著像個官。

可在歷史上，他們的名字永遠只配出現在審判記錄的被告欄里。

最后，咱們去最底層瞅瞅。

這是漢奸體系里人頭最多、地位最低、下場最慘的一幫人——偽軍。

在日軍眼里，這幫人連“合作者”的邊都沾不上，頂多就是“肉盾”加“苦力”。

這支隊伍的成分雜得很。

主力軍是那些變了節的國民黨殘部。

比如孫殿英。

這就是個老兵痞，當年盜挖清東陵的土匪軍閥。

抗戰那會兒，他搖身一變，投降了日本，混了個“偽第二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的頭銜。

還有個孫良誠，原國民黨第三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投敵后成了“偽第二方面軍總司令”。

這一南一北兩個姓孫的，拿著日本人的軍餉，干的卻是把槍口對準八路軍的缺德事。

為啥會有這么多偽軍冒出來？

這背后是日軍的戰略大坑。

1941年后，日軍主力南下去了太平洋戰場，華中地區的兵力空虛得厲害。

地盤大得沒邊，兵力少得可憐，咋辦？

于是，汪偽政權搞了一次軍事大拼盤。

把原本亂七八糟的“和平建國軍”“綏靖軍”“清鄉自衛隊”一股腦收編了，弄了個“華中偽軍團”，號稱兵力幾十萬。

但這幾十萬人，在日軍看來就是純粹的“易耗品”。

裝備給最爛的，訓練也是一塌糊涂。

平時駐扎在南京、上海、徐州這些地方，除了站崗放哨，還得給日軍燒火做飯、修馬路、挖戰壕。

名義上是軍隊，其實就是“多功能廉價勞動力”。

真要是打起仗來，這幫人的地位更是低到了塵埃里。

1942年夏天，日軍在蘇南嘉興到常熟那一帶搞“清鄉行動”。

偽軍的先頭部隊剛進村子，腦袋還沒探明白就被新四軍伏擊了。

不到一個鐘頭，死傷了一百多號人。

這會兒，偽軍指揮官火急火燎地向后頭的日軍求救：太君，趕緊拉兄弟一把！

日軍咋回復的？

主力部隊直接撤退。

理由冷酷得讓人打哆嗦：“你們華人自己解決華人的問題。”

結果，這支偽軍部隊連尸體都沒人收，徹底成了棄子。

除了正規偽軍，還有一類更爛的，叫“地方保安隊”。

什么“反共自衛隊”“鄉防隊”，名號五花八門。

成員基本上是土匪流氓，披張皮，拎桿槍，打著維持治安的幌子，配合日軍禍害鄉里。

搶糧、抓丁、燒村，他們比鬼子還要兇。

因為他們心里清楚，自己在日本人那兒沒地位，如果不表現得像條瘋狗，連根骨頭都啃不上。

但這筆賬，他們算錯了。

日本人從來就沒把他們當人看。

死了沒人埋，活著被人戳脊梁骨。

這就是漢奸的三級階梯。

從底層的肉盾，到中層的管家，再到頂層的傀儡。

看似分工不一樣，待遇天差地別，其實骨子里都一個樣：他們都以為自己是在做一筆關于權力的買賣，其實只是在這個巨大的絞肉機里，給自己找了個被絞碎的位置。

在那段暗無天日的歲月里，這幫人的選擇，給后人留下了一個最深刻的教訓：

當一個人鐵了心要背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時，他以為自己換來了榮華富貴，其實他弄丟的，是作為一個“人”的資格。

連鬼子嘴里那聲“閣下”，如今聽著都像是一種刺耳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