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把日歷翻回1975年，那是個挺微妙的節骨眼。
在那段日子里，不少賦閑已久的老將終于盼來了復出的機會。
這幫在冷板凳上坐了好幾年的老兵，早就憋壞了，那是久旱盼甘霖，別管官大官小，只要能干活，誰還挑肥揀瘦？
拿陳再道來說吧，這位以前可是威震一方的大軍區一把手。
復出的時候，上面給的位子是副司令員。
從正職變副手，還得聽人指揮，換個心氣高的，沒準兒就得撂挑子。
可老將軍想得通透：副職咋了？
有仗打、有兵帶，總比在那四方墻里發呆強。
于是，背包一打，報到去了，半點磕絆沒有。
就在大伙兒都恨不得插翅膀飛回部隊的時候，有個人的反應卻讓人摸不著頭腦。
這人就是向守志。
組織上給他的不是什么副職，而是實打實的一把手——第二炮兵司令員。
這可是掌管“國之利器”的導彈部隊，也就是如今火箭軍的前身，分量有多重，懂行的都知道。
照理說，歇了七八年，突然砸下來這么個金飯碗，換誰不得樂得連夜上任？
可向守志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他不光沒立馬答應，反而在那兒磨蹭上了。
這一磨蹭，就是四個月。
從接到通知到最后走馬上任，中間空了這么久。
旁人看著著急：這是嫌廟小？
還是想跟上面討價還價？
其實都想岔了。
要把當年的形勢掰開了揉碎了看，你就能明白，向守志這番“拖延”，恰恰顯露出了一個職業軍人頂級的清醒。
他要接的這個位子，哪里是餡餅，分明是個燙手的火炭。
咱們先瞅瞅當時的二炮是個啥光景。
早在1974年冬天，葉劍英元帥就給向守志交了底。
葉帥的話說得很直白：現在的二炮，亂得很。
山頭林立，派系斗得烏煙瘴氣，誰也不服誰，一大堆爛賬根本推不動。
這就是擺在向守志面前的第一道坎兒。
二炮這支隊伍，名義上1966年就建起來了。
當年向守志雖說是首任司令，可陰差陽錯，任命書下了，人卻沒到崗。
這九年間，主要是政委李天煥、吳烈他們在維持。
換句話說，這攤子鋪開了九年，向守志一天沒經手過。
現在讓他回去收拾殘局，面對的是一張盤根錯節的人情網和一堆理不清的亂麻。
更要命的是第二道坎兒：技術斷層。
向守志心里跟明鏡似的。
他跟葉帥掏心窩子說：我這都脫離部隊七八年了。
二炮不比步兵，那是玩高科技的。
這幾年導彈技術日新月異，我這老腦筋要是跟不上趟，去了不僅瞎指揮，搞不好還得捅婁子。
他當時提了個折中法子：去也行，但我干個副手，讓懂技術的內行當司令，我給人家打配合。
這不是裝樣子，這是對戰爭負責，是極度的理性。
當主官的要是成了門外漢，在二炮這種技術密集型單位，別說服眾，真要出事就是驚天動地的大事。
可姜還是老的辣，葉帥心里的算盤打得更精。
為啥非向守志不可？
葉帥手里攥著三張王牌，張張都能說服人。
頭一張，戰功壓陣。
向守志那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在15軍從師長干到軍長，那是真刀真槍拼出來的威望。
第二張，肚里有墨水。
1957年，人家在高等軍事學院正經深造了三年。
在那個年代，這種高學歷的將領，打著燈籠都難找。
第三張，也是最絕的一張——他是“祖師爺”。
當年從學院畢業，向守志就去籌建二炮學校當了校長。
那是二炮干部的孵化基地。
后來組建二炮部隊，大批的中高層領導、技術大拿，往根上刨，全是他的學生或者老部下。
面對當時那個“誰也不服誰”的爛攤子，空降個外人肯定鎮不住場子。
唯獨向守志去，既有老校長的恩威，又有實戰派的硬氣，這幫“刺頭”才肯乖乖聽話。
所以葉帥咬死了：這活兒，非你莫屬。
話雖這么說，葉帥也沒硬逼，看出了他的顧慮，便留了個活扣：“別急著表態，回去琢磨琢磨，想好了再說。”
這一琢磨，就是一百多天。
這期間，向守志是在做心理建設嗎？
不僅如此。
回過頭看，他其實是在等風來。
局勢最亂的時候一頭扎進去，手里沒尚方寶劍，周圍環境沒清理干凈，那就是去當炮灰。
轉機在1975年出現了。
這一年，全軍上下開始了大整頓。
特別是各大單位的政委進行了一次大換血，目的就是整治班子軟弱渙散的毛病。
對向守志而言，這就是一直在等的“東風”。
政委一調動，原本鐵板一塊的利益圈子就被撬開了，外圍障礙掃清了。
有了這個大環境，再去整治二炮內部的派系，手里的刀才好往下切。
最后推他一把的，是總參副總長胡煒。
胡煒這回沒再客氣，電話直接打過來，就倆字：“上任！”
這指令一下，說明回旋的時間到了頭，也說明組織給的支持都已經到位了。
向守志再沒二話，立馬走馬上任。
后來的事實擺在那兒，他這幾個月的“拖延”太值了。
他不僅穩住了二炮的陣腳，還把這支年輕的高技術部隊帶上了正軌。
當年那些學生、部下，在他手底下重新擰成了一股繩。
更有意思的事兒還在后頭。
幾年后，向守志在二炮干得風生水起，突然接到調令，讓他去南京軍區當副司令。
從二炮的一把手，平調去當副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在級別上算是“高職低配”。
按常理推斷，當初升官你都要猶豫四個月，這回降職使用，還不得鬧點情緒？
結果呢？
向守志二話不說，打起背包就去了南京，執行命令堅決得很。
這前后一對比，老將軍的境界全出來了。
1975年那是猶豫嗎？
那是怕自己能力不夠、怕耽誤國家大事，是對職位的敬畏。
后來的干脆利落，是不計較個人得失，只要黨需要，正副無所謂，這是對信仰的堅守。
他在南京軍區先干副手，后來又扶正，一直干到1990年才退居二線，給軍旅生涯畫了個圓滿的句號。
再回看1975年那空白的四個月，那絕不是優柔寡斷。
那是一個清醒的指揮官，在踏入戰場前，對局勢、對自己最負責任的深思熟慮。
在那個復雜的年代，敢于接令是勇；敢于在巨大的誘惑面前說“慢點”，通過評估風險來確保勝利，那才是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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