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出獄后和杜聿明參觀故宮，售票員：買票才能進，他作何回答？

那天在故宮門口，售票員看著眼前的幾個人，有點驚訝。

不是因為他們長得眼熟，而是其中一個年紀最大的男人接過票時，愣住了幾秒，開口問：“我現在來這兒，還要買票嗎？”

這個人就是溥儀。

紫禁城的最后一位“主人”。

1962年秋天，天氣轉涼。

沈醉和杜聿明打算找個時間去故宮看看。

北京的天總是那么干凈，陽光從紅墻黃瓦上斜斜打下來，空氣里夾著一點秋意。

他們一合計，就順口叫上了溥儀。

這事兒說起來簡單，但要放在五年前，誰也想不到。

那會兒，溥儀還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這個曾經的“大清皇上”、偽滿洲國的“皇帝”，在新中國的戰犯營里過了九年。

不是關著不放，也不是走個過場，而是真刀真槍地讓他面對自己過去做過什么、為什么做、造成了什么后果。

他最開始不認賬，說自己是被綁架的，是個受害者。

可那不是別人，是真正從戰場上下來的將領、親歷過東北淪陷的人，和他一批被關進去的戰犯，個個都知道偽滿洲國是什么玩意兒。

那些日子，誰站在哪一邊，一目了然。

慢慢地，他也不說那些話了。

調查、談話、對照材料，改造所不是靠喊口號，而是讓人心服口服。

再加上，他那會兒吃得比外面還好，三年自然災害都沒讓他挨餓。

不是照顧，是有意讓他明白：這個制度，是要改人而不是毀人。

1959年，中央特赦第一批戰犯，溥儀也在其中。

他從撫順出來，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園做園藝工人，后來又調到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當專員。

工作不重，生活也安穩，偶爾還會有人悄悄認出他來，不過沒人再叫他“皇上”。

那次去故宮，是沈醉提議的。

他說：“你熟啊，正好給我們講講。”溥儀起初不想去，說：“我閉著眼都知道哪是哪兒，有啥好看的。”沈醉笑了：“正因為你熟，才要你去。

就當陪我們轉轉。”

他們三人一到門口，沈醉就去窗口買了三張票。

出來后，把票一人遞了一張，溥儀拿在手里，愣住了。

他低頭看了看那張小紙片，又抬頭看著高高的紅墻，嘴里喃喃說：“我進這兒，還得買票？”

他不是生氣，也不是吃驚。

那是一種說不清的情緒。

有點哀傷，又有點釋然。

沈醉和杜聿明沒說話，只是看了他一眼，誰都明白。

這地方，對他來說不是景點，是個曾經生活過幾十年的“家”。

可那已經是過去的事兒了。

他們進了故宮后，沈醉和杜聿明看什么都新鮮。

看屋頂的琉璃瓦，問這是什么殿，那是什么門。

溥儀一開始不怎么說話，雙手背在身后，低頭走路。

走到乾清宮時，杜聿明指著龍椅問他：“坐上去舒服嗎？”

溥儀扯出一個笑，說：“我三歲登基，那時哪懂這些。”話是這么說，誰都知道不可能沒坐過。

可他們也沒繼續追問。

再往后，溥儀慢慢說得多了。

他指著東六宮說這是哪哪哪，說哪兒是慈禧住的，哪兒是他小時候讀書的地方。

他記得清清楚楚，像是那些年都沒過去一樣。

到了御花園，他們找了張石凳坐下歇歇腳。

沒想到周圍的游客開始注意過來，有人小聲說：“那不是溥儀嗎？”人越來越多，有的想合影，有的問東問西。

沈醉有點緊張了，跟杜聿明對了個眼色，趕緊拉著他走了。

從那以后，沈醉去故宮再沒叫過他。

不過過了陣子，他們去了趟景山。

那天陽光很刺，山風不大。

溥儀站在一棵歪脖子樹下看了很久，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那棵樹，就是明朝崇禎皇帝自縊的地方。

他站了十多分鐘，什么話也沒說。

等沈醉有點不耐煩了，坐到旁邊一塊大石頭上抽煙，他才慢慢走過來。

坐下后，他也要了一根煙，點上了，抽了一口，說：“過去沒人讓我來這兒，說不吉利。

今天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棵樹。”

他說完就不再說話了。

那幾年，他開始寫書，把自己從小到大的事，一件一件寫下來。

寫得很細，也寫得很真。

他不再回避自己做過的錯事，也不再強調什么“被迫”“無奈”。

書稿交到出版社的時候，編輯們都說：“不像皇帝寫的，倒像個知青。”

1964年，《我的前半生》出版。

這本書沒火起來，也沒人拿它炒作。

但讀過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人在用筆向歷史交代。

再后來，他去了醫院，得了癌癥。1970年代初去世，火化那天沒舉行什么儀式，只是家屬和幾個老同事送了送。

那張當年進故宮的門票，他一直留著，夾在一本舊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