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那是在1955年，部隊里都在議論著同一件事——授銜。
大伙兒心里都明鏡似的，按照那時候的杠杠，正軍級怎么著也得掛個少將，要是資歷再老點，中將也不是沒可能。
偏偏就在這當口，有位在槍林彈雨里滾了二十多年的老資格，干了件讓大伙兒跌破眼鏡的事。
將軍那金燦燦的肩章他沒要，省委書記處書記這把交椅他也推了，非要卷起鋪蓋卷，跑到大西北的戈壁灘上去挖石頭。
這人名叫黃羅斌。
那年頭，寧夏的省建制剛撤，并到了甘肅那邊。
黃羅斌原先是寧夏省委副書記，兼著軍區政委，這一合并，他的路咋走，成了個大問題。
擺在桌面上的，其實就三張牌。
頭一張，接著穿軍裝。
他是陜北紅軍的老底子，打寧夏那會兒雖說是軍區副司令，可正職是起義過來的，軍區里里外外其實都是他在操持。
這要是留下，兩省合一塊兒，給個甘肅省軍區司令或者副司令干干，那是板上釘釘的事。
第二張，脫軍裝當官。
上面給安排的是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
哪怕放到現在，這也是省里的核心層，手里的權柄那是實打實的。
第三張，下企業。
去哪？
去白銀，搞有色金屬。
只要腦子稍微轉個彎，都知道前兩條路那是金光大道。
要么那是光耀門楣的將軍，要么是位高權重的封疆大吏。
去白銀是個什么鬼？
那會兒那就是一片兔子不拉屎的荒灘，苦得要命不說，那行政級別跟前兩個比，差著一大截呢。
可黃羅斌心里的算盤，打的跟別人不一樣。
他既不看級別，也不圖待遇，他心里頭藏著一本別人瞧不見的“賬”。
這筆賬，得翻回到解放戰爭那幾年。
別看黃羅斌資格老，可他在解放戰爭后半段的指揮生涯，那是真的憋屈，栽過兩個大跟頭。
頭一回是1948年打西府戰役。
那時候他是西野4縱警3旅的旅長。
仗打得那是昏天黑地，可等到槍聲一停，因為沒聽上面的號令，他直接被擼了職。
對于帶兵打仗的人來說，陣前被撤職，那簡直比挨槍子還難受。
雖說后來組織上也沒虧待他，讓他去獨立1師當師長兼政委，級別看著是保住了，但這根刺兒，估計扎在他心里挺深。
緊接著沒多久，第二棒子又打下來了，這回更讓他透心涼。
他又被調去帶獨立2師。
這部隊什么來頭？
幾個月前還是國民黨榆林守軍22軍86師，被咱圍得沒招了才起義的。
想把這么一幫舊兵油子改造成聽黨指揮的隊伍，那難度不比重新拉個山頭容易。
黃羅斌這邊剛接手，還沒來得及好好整頓思想，戰事一緊，直接就拉上去練練了。
這一練，出大事了。
部隊往寧夏進發，對手是馬鴻逵的馬家軍。
那是西北出了名的兇神惡煞。
獨立2師那幫舊軍官和兵蛋子，一看這陣勢，心理防線直接崩盤。
這哪是打仗啊，簡直是放羊，不是偷偷溜號，是成群結隊地跑。
身為政委，眼瞅著自己的兵在戰場上“自動解散”，最后連番號都弄沒了。
這種無力感，對于一個搞了一輩子政工的老人來說，那是鉆心的疼。
這兩次跟頭栽下來，大概讓黃羅斌把自己的路重新琢磨了一遍。
他八成是覺得，比起在戰場上排兵布陣，或者去改造那些讓人頭大的舊軍隊，自己這雙手，可能更適合去搞點看得見、摸得著的建設。
于是乎，到了1954年該選路的時候，他甩出了一句大白話，卻透著股子明白勁兒：“仗打完了，還是讓我搞經濟去吧！
我就想搞建設，讓我去白銀開礦。”
這話聽著樸實，其實是一個老兵跟硝煙徹底的割席，也是想換個活法，當個“工頭”。
他不想再去管那些讓他腦仁疼的部隊改造，也不想坐在機關大院里喝茶看報。
他要去白銀，因為那是國家“一五”計劃盯著的大項目。
雖說肩膀上沒星了，屁股底下沒大紅椅子了，但他手里攥著的，是新中國工業的一條大動脈。
后來一看，這就叫硬核。
他真就成了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一把手，既是書記也是經理。
在那漫天黃沙里，他不再是那個因抗命被撤職的旅長，也不再是那個看著兵跑光而干瞪眼的政委。
他是那個打地基的人。
在白銀，他這一猛子扎下去就是四年。
這四年，白銀公司從一片荒涼變成了有色金屬的基地。
等到1958年，因為干得太漂亮，他又被調回蘭州，當上了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專門管冶金、錢袋子和生意。
你看，轉了一大圈，他又回到了省部級副職的位子上。
但這回回來，他是挺著腰桿子回來的，手里有貨，底氣就是足。
誰知道，老天爺愛開玩笑，好事壞事總是攪和在一起。
他在白銀那四年玩命的干，后來竟然成了別人攻擊他的把柄。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有人整了黑材料，說他在白銀那會兒“有問題”。
在那特殊的年月，哪怕是一丁點灰塵都能被吹成沙塵暴。
上面直接扣了個大帽子——“典型的修正主義分子”。
1965年，那是暴風雨來的前夜。
黃羅斌一下子被降了四級，直接被掃地出門，趕出了省委大院。
從高官一下子摔到了泥坑里。
這一回的疼，比當年西府戰役被撤職還狠，比獨立2師散伙還讓人心寒。
要是當年他選了留部隊，1955年怎么也是個少將。
要是選了坐機關，仕途沒準順風順水。
偏偏他選了最苦最累的那條道，結果還在那條道上翻了車。
虧嗎？
要是按升官發財那套俗理兒算，這買賣簡直虧到姥姥家了。
可要是把時間軸拉長了看，這賬就得換個算法。
被擼下來的黃羅斌沒就此趴下。
他硬是熬過了那段最難的日子，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出山。
復出后，他先是被派到新疆，當了自治區黨委常委、副書記、書記。
到了1983年，他又殺回甘肅，當了省政協主席、省顧委主任，最后在1987年還當上了中顧委委員。
等到晚年，他回頭看1954年那個十字路口，估計心里頭一點都不后悔。
因為將軍這頭銜，歷史上多得是；省委書記也是換了一茬又一茬。
但在那個一窮二白的年代，能在戈壁灘上硬生生砸開中國有色金屬大門的人，滿打滿算也沒幾個。
當年他躲開了那個讓他鬧心的“戰場”，卻在另一個戰場上，打贏了一場硬仗。
對于一個老紅軍來說，沒有什么比“建成了”這兩個字，更像是一枚沉甸甸的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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