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上世紀八十年代剛開頭那會兒，劉毓標家里的幾個孩子撞見了一幕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情景。
自家那位七十多歲的老泰山，堂堂一位開國少將，這會兒正蜷著身子蹲在地上。
老爺子手里攥著根軟皮尺，跟繡花似的一寸一寸量著家里的地板。
從堂屋到寢室，再到灶臺，哪怕是樓梯角那個巴掌大的亭子間，也沒漏掉。
每量完一塊地兒，他就趕緊在紙頭上記幾筆，嘴里還念念叨叨，仿佛在解一道什么高深的算術題。
他在盤算個啥？
說白了，是在算自己有沒有占公家的便宜。
那陣子，國家剛給離退休老干部定下了住房規矩。
劉毓標心里發慌，生怕自己住的地方超了標，哪怕多占了一塊磚的面積，他覺都睡不安穩。
這事兒在外人看來，純屬沒事找事。
咱不說別的，單憑他是1955年授銜的少將，到了這把歲數，就算稍微享受點特殊照顧，誰還能背后嚼舌根不成？
可要是你翻開劉毓標履歷里那本“看不見的賬”，讀懂他二十多年前經歷的那場“高空墜落”式的降職，你大概就能回過味兒來：這根皮尺量出來的，哪是什么面積，分明是一個老黨員對“規矩”二字的敬畏心。
哪怕這個“規矩”，曾經讓他把牙齒打碎了往肚里咽。
把日歷翻回到1958年。
那時候，一紙轉業的命令遞到了劉毓標手上。
這命令，透著股子不尋常的味兒。
要知道，劉毓標那會兒可是南京軍區裝甲兵的政委，這是實打實的正軍職。
按照當時干部轉業的老規矩，正軍職干部到了地方，行政級別怎么著也得是省部級副職。
換句話說，他本該去當個副省長，或者是中央部委里的副部長。
副廳長。
從正軍級一下子掉到副廳級，中間隔著副兵團級、準兵團級、正省部級、副省部級、正廳級好幾個檔次。
要是撇開那些細枝末節不談，光看行政級別的大臺階，這也是連著跌了三級。
在那些授銜的開國將軍里，轉業去地方的本來就是少數，而像他這樣被迫“高職低配”、斷崖式往下掉的，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這筆賬，擱誰心里都得算算：憑啥呀？
病根兒出在1956年。
那年頭，受“左”的思潮沖擊，有人把劉毓標的老底子翻了出來。
幾份沒憑沒據的假材料被當成了鐵證，硬說他當年被俘虜過，還順著桿子往上爬，質疑他是不是變了節。
這下子算是鉆進了死胡同：組織上拿不出他變節的實錘，他自己也拿不出清白的鐵證。
在那個特殊的歲月里，這種局面有個專門的叫法——“懸案”。
就因為這個“懸案”，他先是被停了一切職務，這一晾就是整整兩年。
好不容易熬到1958年，處理結果下來了：去地方待著吧，降級使用。
面對這么個結果，擺在劉毓標面前的路有三條。
頭一條，鬧。
仗著自己資歷老、戰功高，跟組織討價還價。
第二條，磨洋工。
既然你們信不過我，那我就在那兒混吃等死。
第三條，認了。
他選了最后那條。
沒二話，默默收拾好鋪蓋卷，跑到江蘇省里報到，老老實實當起了副廳長。
往后的日子，那就是鈍刀子割肉——熬。
因為腦袋頂上懸著那個“懸案”，他在副廳長的板凳上一坐就是好些年，提拔這種事兒基本跟他絕緣。
這哪里是待遇高低的問題，根本就是信任危機。
這種滋味，比當年在戰場上頂著槍林彈雨還要難受。
后來的動蕩歲月里，他又遭了不少罪，直到1972年才重新過上了組織生活。
換做是個心氣兒不高的，恐怕早就垮了。
可劉毓標身上似乎帶著一種驚人的“鈍感”。
1977年，他被指派去當江蘇省革委會顧問，后來又接了任務組建民政廳，當了一把手。
就在這時候，云開霧散了。
組織上下定決心，要對他當年的歷史遺留問題進行復查。
這一回，沒再走過場。
調查組的人馬跑遍了浙江、江西、北京，把那些發黃的原始檔案翻了個底朝天。
最要緊的是，他們竟然找到了當年參與伏擊、押送、審訊劉毓標的敵偽人員，甚至還聯系上了當年一塊兒坐牢的難友。
證據鏈終于扣死了：當年那些所謂的“變節黑材料”，純粹是敵人為了搞宣傳攻勢捏造出來的假貨。
那個像大山一樣壓在他頭頂二十多年的“懸案”，總算徹底銷了號。
這一年，劉毓標已經是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了。
冤枉洗清了，名聲也正了。
按常理推斷，這時候該輪到“找補”了。
要是沒那場冤案，早在1952年就是正軍職的他，如果在部隊里順風順水地干下去，混個大軍區副職是穩當的，哪怕是正職也不是沒可能。
現在既然平反昭雪，是不是該把當年丟掉的待遇都要回來？
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劉毓標又做了一個讓人跌破眼鏡的決定。
1979年，隨著干部年輕化的號角吹響，劉毓標主動遞了一份報告上去：辭掉廳長的職務，退居二線。
他的理由特別實在：身子骨不行了，精力也跟不上了，占著關鍵崗位不出活兒，那就是對工作最大的不負責。
組織上批準了他的請求，安排他去當江蘇省政協副主席。
這雖然是個副部級的位子，但上級特批，讓他享受省長級的醫療待遇。
對于這個安排，劉毓標沒半句怨言。
一個在官場里起起伏伏幾十年、受過天大委屈、見過大風大浪的老人，臨到退休分房子的時候，卻像個剛入學的小學生，拿著皮尺錙銖必較。
孩子們回憶說，父親這輩子最恨的就是脫離群眾、損害老百姓利益的事兒。
他嘴邊常掛著一句話：“公家的便宜，一分也不能占。”
這話誰都會說，可真要做到卻難如登天。
特別是在你明明受了委屈、明明吃了大虧的時候，還能死守這條底線，那就更是難上加難。
劉毓標心里的那本賬，從來算的不是自己的官帽子丟了幾級，也不是算自己少拿了多少薪水。
他算計的是：既然標著“公家”兩個字，多占一分一毫，那都是在透支自己的黨性。
這筆賬，他算了一輩子，直到那個手握皮尺、蹲在地上的背影，成了子女心中最后、最深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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