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為何成了“打官司專業戶”？

近日，特朗普一紙訴狀將美國財政部和國稅局告上法庭，索賠至少100億美元，“總統起訴政府”的荒誕操作瞬間引爆國際輿論。

其實，這并非特朗普第一次打官司索賠。從摩根大通、第一資本等金融巨頭，到BBC、派拉蒙等媒體集團，再到美國政府機構，他發起的訴訟索賠總額超過500億美元，且已拿到近億美元和解金。

這位“商人總統”把法庭變成了“提款機”，硬生生走出了一條“以訴生財”的新路徑。

特朗普訴訟斂財的“三板斧”。

特朗普的“訴訟生意”從來不是盲目發難，而是一套標準化、高回報的精密操作。他將商人的精明與總統的權力結合得淋漓盡致，精準踩中了政商博弈的核心痛點。

精準選被告，靶向斂財。

特朗普的訴訟靶標專挑那些對漫長訴訟、輿論風波和潛在政治風險承受能力相對脆弱的對手，堪稱“精準狩獵”。

第一類是“愛惜羽毛”的媒體與社交平臺。BBC、ABC、《紐約時報》、X平臺、YouTube，或因“惡意剪輯”、或因“誹謗報道”、或因“不當封號”，動輒被訴損害特朗普“名譽”。為避免輿論發酵，它們往往選擇息事寧人。

第二類是忌憚政治風險的金融機構。摩根大通、第一資本只因關閉了特朗普賬戶，便遭50億美元的索賠，且訴訟均在敏感商業周期或政策窗口期提起，使其根本無力抵抗總統的行政施壓。

第三類是特朗普掌控的政府部門。司法部、財政部、國稅局等關鍵部門的核心職位大多由特朗普的親信擔任，“起訴自己的政府”成為了一場自導自演的財富轉移游戲，最終掏腰包的還是美國納稅人。

這些訴訟對象的共同特點，就是“惹不起還躲不起”。特朗普正是看準了這一點，頻頻出手，創下了美國總統任期內訴訟頻率與索賠金額的雙重紀錄。

獅子大開口，和解生財。

特朗普的訴訟索賠，大都是“天價起步，和解收尾”，以極低的訴訟成本賺得盆滿缽滿，本質上就是權力加持下的變相“敲竹杠”。

他向BBC索賠100億美元，向摩根大通索賠50億美元，向美國聯邦政府索賠100億美元……這些天文數字遠超所謂的實際損失，與其說是索賠訴求，不如說是談判要價。

特朗普的真實目的，從來不是指望法庭全額支持這些天價索賠，而是通過夸張的金額制造巨大的輿論震動和心理壓力，逼迫被告妥協。

對被告而言，與現任總統打官司的潛在風險極高。媒體怕丟失公信力，金融機構怕遭政策打壓，企業怕被“穿小鞋”，花數千萬美元和解“消災”成了更具性價比的選擇。

截至目前，特朗普發起的訴訟中至少已有5起達成和解，讓他累計獲得超9050萬美元的賠償款。

總統崗加持，輕松聚財。

特朗普的訴訟能屢屢得手，關鍵在于總統身份為其帶來的巨大政治資源與輿論影響力。

他在訴訟中將“身份切換術”玩得爐火純青，起訴政府部門、金融機構時，從不用“美國總統”的身份，規避“公權謀私”的指責，但在庭審和公開表態時，律師團隊又會反復強調其總統身份，讓被告不得不考慮政治后果。

同時，特朗普擅長利用自身的輿論影響力，通過社交媒體、公開演講等方式，向司法機構、被告方施壓。

在起訴財政部和國稅局的案件中，特朗普多次在社交媒體發文，指責稅務部門“非法泄露信息”，炒作“政治迫害”話題，吸引了大量支持者聲援。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特朗普為何能夠肆意妄為？

特朗普之所以能將訴訟打造成斂財工具，并非單純依靠其個人的商人算計，更關鍵的在于美式司法體系與政治體制的雙重漏洞。

司法漏洞提供空間。

美國法律體系存在的諸多漏洞，為特朗普的天價索賠提供了操作空間。

訴訟時效模糊、管轄權界定寬松、賠償金額無明確上限，尤其是美國民事賠償采用的“懲罰性賠償”原則，允許賠償金額遠高于實際損失，這些都讓特朗普的百億索賠在法律形式上具備了一定的“合理性”。

更關鍵的是，美國的司法程序漫長而昂貴，一場完整的民事侵權訴訟往往耗時數年、花費數千萬美元。

對于需要穩定經營、避免官司纏身的企業和機構而言，與其陷入漫長的訴訟拉鋸戰，不如支付和解金盡快了事。

制度缺陷造就溫床。

美國的總統豁免權制度與監管體系的結構性失效，讓特朗普在任期間能最大程度規避司法追責，并以行政權力干預司法活動。

特朗普親自任命了3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多名聯邦檢察官、法官，推動美國司法機構加速MAGA化，為其訴訟斂財打造了一把“司法保護傘”。

這些由“自己人”擔任的法官在審理相關案件時，政治傾向往往大于法律公正，更容易作出對特朗普有利的判決。

更讓被告絕望的是，特朗普還頻頻以行政權力向被告方施壓，而陷入嚴重黨爭的國會無力通過任何有效的制約法案，根本無法遏制特朗普的權力濫用。

很顯然，在權力與資本的相互交織下，美式民主標榜的“司法獨立”“權力制衡”正淪為一紙空文。

當法律訴訟淪為總統的斂財工具，當司法體系成為權力與資本博弈的舞臺，特朗普變成了“打官司專業戶”，不斷刷新著“權力變現”的下限。

這大概就是“美國夢”在21世紀的最新詮釋：何以解憂？唯有訴訟。何以暴富？掏空國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