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飛行員劫機叛逃中國，被中國判8年，釋放卻說：無比感謝中國

1985年12月19日，一架印著CCCP字樣的蘇聯客機，意外降落在中國黑龍江甘南縣的冰天雪地中。

這不是一場意外事故，也不是一次軍事演習，而是一場由副駕駛精心策劃的劫機事件。

時間回到1985年的寒冬，黑龍江甘南縣的農民們如同往常一樣，早已進入“貓冬”模式。

當地時間下午兩點多，長吉崗農場的副場長劉國憶正和辦公室主任黃敏閑聊，無意間瞥見東北方向的麥地里，一片白花花的影子格外刺眼。

“你看那玩意兒，咋那么像飛機？”劉國憶的一句話，讓兩人瞬間繃緊了神經。

彼時的中蘇關系，還處在“冰凍期”的尾聲。

劉國憶和黃敏不敢耽擱，立刻召集了農場工人和當地民警，踩著沒過腳踝的積雪，深一腳淺一腳地往麥地里趕。

越靠近，那架飛機的輪廓就越清晰——機翼上的蘇聯民航標志赫然在目，機身因迫降有些受損，龐大的身軀靜靜地“趴窩”在冰封的土地上。

沒人見過這樣的場面：異國客機、冰天雪地、不明來意，空氣中彌漫著意外、緊張與不安。

此時的機艙內，早已是一片混亂。零下20多度的嚴寒中，發動機早已停止運轉，機艙里就像一個巨大的冰窖，38名乘客裹緊了衣物，眼神里滿是恐懼與迷茫。

而機艙門，被機長死死鎖住——在當時的蘇聯宣傳中，中國被塑造成“敵人”的形象，這些乘客和機組人員堅信，一旦走出機艙，就會被“逮捕”“關押”。

就在雙方陷入“大眼瞪小眼”的僵持時，駕駛艙的門開了。

一個滿臉大胡子的男人，順著舷梯緩緩走了下來，他便是副駕駛阿利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奧格雷。

他沖著現場的民警比比劃劃，嘴里不停念叨著俄語，可在場的人沒有一個能聽懂。阿利穆拉多夫索性用手比出了一個開槍的姿勢，又指了指天空，再指了指自己。

眾人瞬間明白了——這架飛機，是被這個男人“弄”過來的。

他們立刻意識到，事情遠比想象中復雜，留下民警和工人在現場看守后，兩人撒腿就往回跑，必須第一時間將這件事上報給齊齊哈爾市公安局。

劫機的人，其實并沒有多么復雜神秘的背景，他叫阿利穆拉多夫，是一個出生在阿塞拜疆巴庫市的普通人。

當然嗯，他在普通中人中也算優秀了，因為，他有著一份令人羨慕的工作——蘇聯民航飛行員。但阿利穆拉多夫生性倔強，不愿意為了迎合領導而送禮、說奉承話。

在工作中，他認為領導的安排存在不公，便直言不諱地提出異議，甚至多次與領導發生爭執。

可在當時的蘇聯體制下，領導的權威不容挑戰，他的“耿直”就是“叛逆”與“挑釁”。

為了報復這個“不聽話”的下屬，領導們想出了一個極其狠辣的辦法——給阿利穆拉多夫貼上“精神病”的標簽。

熟悉冷戰時期蘇聯歷史的應該知道，當時，蘇聯存在一種“懲罰性精神病學”，專門用來對付那些思想“有問題”、不聽話的人。

阿利穆拉多夫后來在審訊中坦言，他前前后后被領導強制送進精神病院5次。

一個技術過硬、熱愛飛行的飛行員，僅僅因為不肯低頭妥協，就被當成“瘋子”一樣對待，這讓他徹底陷入了絕望。

從1980年開始，他開始四處上告，一封封申訴信從雅庫特寄到莫斯科，寄到蘇共中央，他希望能討回公道，告倒那些整他的領導。

這一告，就是5年。

然而他并沒有成功，他的領導安然無恙，反而換來了更殘酷的報復——他被撤銷了飛行員的職位，失去工作后，家庭也隨之破裂。

到了1985年，阿利穆拉多夫失去了工作、家庭，被體制徹底拋棄，他對這個曾經熱愛的國家，徹底失去了希望。

絕望之下，阿利穆拉多夫萌生了“逃亡”的念頭。他的第一目標，是當時被蘇聯宣傳為“自由燈塔”的美國。

他偷偷溜進美國駐蘇聯大使館，希望能尋求政治避難，可他萬萬沒有想到，美國人不愿因為一個普通的蘇聯飛行員，惹上不必要的外交麻煩，直接將他拒之門外。

美國的路走不通，正規的出國渠道也被堵死——一個被貼上“精神病”標簽的人，根本不可能獲得出國許可。

于是他故意“服軟”，裝作被磨平了棱角，不再與領導對抗，領導們以為他徹底妥協了，便放心地讓他官復原職，繼續擔任副駕駛。

1985年5月，他居然被恢復了飛行員的職位。但只有阿利穆拉多夫自己知道，他從來沒有妥協過。

恢復飛行員職位，他開始秘密策劃劫機，而美國距離太遠，安-24客機的油量根本不夠，他便將目光投向了中國。

在他看來，中國與蘇聯關系緊張，他這個“蘇聯叛徒”逃到中國，中國不僅不會把他送回去，反而會將他當成“宣傳籌碼”，這樣他就能獲得“安全”。

12月19日還是那架安-24客機，還是副駕駛的職位，駕駛艙里一共有4個人：機長、阿利穆拉多夫、領航員和機械師。阿利穆拉多夫將刀和錳鋼條藏在身上，順利登上了飛機。

飛機起飛后不久，領航員起身去衛生間，駕駛艙里只剩下3個人，阿利穆拉多夫先是假裝發現客艙有機械故障，對機械師說：“你趕緊去客艙檢查一下，避免出現意外。”

機械師沒有多想，立刻起身走出了駕駛艙。就在機械師關門的瞬間，阿利穆拉多夫猛地反鎖了駕駛艙門，同時打開了飛機的自動駕駛功能。

此時，駕駛艙里只剩下他和機長，機長瞬間意識到不對勁，一邊大聲呵斥他，一邊伸手去按警報按鈕。

警報信號成功發出，蘇聯空防部門也瞬間得知這架飛機出現了異常，但一切都已經晚了。

阿利穆拉多夫掏出了藏在身上的刀和錳鋼條，頂住機長的胸口，逼迫他關閉警報信號，并且改變航向——越過額爾古納河，進入中國領空，最終降落在黑龍江甘南縣的長吉崗農場。

回到現場，工作組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機艙里那些不肯下來的乘客和機組人員。

機長擔心沒有蘇聯大使館的命令，自己會承擔“叛國”的責任，始終死死鎖著艙門。

零下30多度的嚴寒中，機艙里沒有暖氣，乘客們又冷又餓又怕，而工作組能做的，就是送去物資，承諾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勸他們下飛機取暖。

可一開始，機艙里的人根本不肯接受——幾十年的冷戰宣傳，讓他們對中國充滿了猜忌和恐懼，他們堅信這是“陷阱”。

就這樣，雙方僵持了整整29個小時，工作組始終沒有放棄，持續喊話安撫，不斷送去物資，用行動一點點化解著對方的戒備。

直到蘇聯駐中國的外交人員火速趕到現場，機長隔著窗戶確認了使館人員的身份，又接到了莫斯科的指示，才終于打開了艙門。

38名乘客和3名機組人員，他們被立刻送往齊齊哈爾市的湖濱賓館。

蘇聯派一架圖-134客機來哈爾濱機場接這些人回國，中國方面二話不說，調來了兩架直升機，將這幾十號人從齊齊哈爾轉運到哈爾濱，還在他們登機前舉行了盛大的宴會。

機長謝爾蓋維奇在宴會上，代表機上所有人向中方表示感謝，蘇聯大使館也對中國的妥善處理給予了贊賞。

乘客和飛機都順利返回了蘇聯，但劫機者阿利穆拉多夫，還在中國的控制之下。這個男人，該如何處置？瞬間成為了中蘇雙方的焦點。

蘇聯方面的態度極其強硬，多次向中國施壓，要求立刻將阿利穆拉多夫引渡回國：

“他是蘇聯公民，在蘇聯飛機上劫持蘇聯乘客，犯下了叛國罪，必須交由蘇聯嚴懲。”

在蘇聯看來，這根本不是一起簡單的刑事犯罪，而是一起“政治叛逃”事件。

阿利穆拉多夫的行為，是對蘇聯體制的背叛，如果中國不將他送回，就相當于默許了這種“叛逃”行為，后續可能會有更多人效仿，這對蘇聯的統治而言，是巨大的威脅。

所以，他們必須要把阿利穆拉多夫抓回去“殺雞儆猴”，挽回顏面。

而中國方面，卻頂住了這份巨大的壓力，堅持自己的立場，理由充分且站得住法理。

第一，劫持民用航空器，是國際公約明令禁止的嚴重刑事犯罪，任何國家都有義務打擊這種行為；

第二，阿利穆拉多夫的劫機行為，最終的降落地是中國領土，按照國際法和中國刑法，犯罪行為發生地（包括降落地）的所在國，擁有無可爭議的司法管轄權。

簡單來說，人在中國犯了罪，就必須按照中國的法律來審判。

彼時的中國，正努力在國際上樹立獨立自主、有法必依的大國形象，如果因為蘇聯的壓力，就輕易交出阿利穆拉多夫，不僅會喪失司法主權，更會讓國際社會看輕。

雙方的立場針尖對麥芒，一邊要“人”，一邊要“法”，僵持不下之際，談判成為了唯一的出路。中蘇來來回回談判了50多次。

最終，雙方各退一步，達成了一個堪稱“高明”的妥協方案。

這個方案一共有三條：

第一，阿利穆拉多夫不引渡，由中國法院按照中國法律進行審判；

第二，蘇聯方面可以派外交人員全程旁聽審判，保證審判的公開透明；

第三，中國承諾，等阿利穆拉多夫服完刑期后，將其遣送回蘇聯。

1986年3月4日，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了這起劫機案，蘇聯駐華大使館的外交官們坐在旁聽席上，全程見證了審判的全過程。

法庭上，阿利穆拉多夫情緒激動地講述了自己這些年的遭遇——被領導穿小鞋、5次被關進精神病院、上告無門、妻離子散，他試圖將自己的劫機行為，描述成“對不公體制的反抗”。

但中國的法庭，始終保持著專業與公正。法官耐心聽完了他的陳述，隨后將焦點拉回案件本身：

法庭審理的，不是他在蘇聯的遭遇，也不是他的政治動機，而是他“劫持飛機”的具體行為。

他用暴力手段脅迫機長，無視38名乘客的生命安全，強行改變航向迫降中國，這一行為，已經觸犯了中國《刑法》，事實清楚、證據確鑿。

法庭當庭宣判：阿利穆拉多夫犯劫持飛機罪，判處有期徒刑8年。聽到這個判決，阿利穆拉多夫當場表示接受，沒有提出上訴。

他心里比誰都清楚，這個判決，其實是救了他一命——如果被引渡回蘇聯，他大概率會被判處死刑，或者再次被關進精神病院，永無出頭之日；而在中國服刑，至少能保住性命，獲得一絲喘息的機會。

雖然他還是一名服刑人員，但在生活上，他獲得了相當大的自由和尊重，也終于擺脫了在蘇聯時的恐懼與絕望。

而他怎么也想不到，這門在監獄里學會的語言，會成為他后半輩子安身立命的飯碗；更想不到，外面的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91年底，阿利穆拉多夫刑滿釋放，中國方面嚴格履行當年中蘇談判達成的承諾，早已做好了將他遣送回蘇聯的全部準備——簽證手續、遣送人員、前往邊境的車輛都已就緒，只等他收拾好簡單的行囊，便送他回到那個他逃離了六年的“故土”。

此時的阿利穆拉多夫已經45歲，收拾行李時心里五味雜陳：他既恐懼回到那個曾將他逼入絕境、五次關進精神病院的地方。

可就在他準備踏上遣送車輛的前一天，充滿戲劇性的事情發生了——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上空，那面飄揚了74年的鐮刀錘子紅旗，緩緩降下，俄羅斯三色旗取而代之，蘇聯徹底消失在了歷史的舞臺上。

這下，該往哪兒“遣返”？

阿塞拜疆已經獨立，不再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與曾經的蘇聯判若兩國；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的大部分遺產，卻也早已是一個全新的國家，有著自己的法律與秩序；

而那個當初在談判桌上態度強硬、一再要求“必須引渡”的蘇聯，早已在歷史的浪潮中煙消云散。

就這樣，45歲的阿利穆拉多夫，意外地、“幸運”地，成了一個無國可遣、無人可管的自由人。

上世紀90年代，中俄關系逐漸升溫，兩國之間的民間貿易——也就是大家常說的“倒爺”貿易，正搞得風生水起，如火如荼。

阿利穆拉多夫，恰好完美契合了這份需求。他精通俄語，熟悉俄羅斯的風土人情、市場規則；

后來，阿利穆拉多夫在接受采訪時，曾多次坦言，自己這一輩子，最感激的國家，就是中國。

但他感激的，從來不是那六年的牢獄之苦，那是他劫機行為應得的懲罰；他真正感激的，是在1985年那個特殊的節骨眼上，中國頂住了蘇聯的巨大外交壓力，沒有把他當成一個簡單的政治籌碼，草率地交還給蘇聯。

一段隱秘的歷史，一個跌宕起伏的人生，一場微妙的大國博弈，最終落幕于時代的浪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