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杜聿明特赦出獄后，整日里不出門，殷兆玉解釋：原因有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五日清晨，北京火車站前的霧氣尚未散盡，新蓋好的長安街顯得分外寬闊。就在前一晚，第一批經國家主席特赦的戰(zhàn)犯乘車抵京。三十三人里，最受關注的，是前國民黨名將杜聿明。許多人以為他會迫不及待走上街頭看一看十年新中國的模樣，誰知接下來幾天，他卻像釘子一樣釘在旅館里，連院門都沒踏出。

民政部為這些剛恢復自由身份的人在前門外的和平旅社包下了整層樓。房間布置得簡單，卻干凈。杜聿明領到鑰匙那一刻，握得很緊，眼圈微紅。可第二天開始，旅社的服務員發(fā)現，只要送完早飯，他整日不見蹤影，直到傍晚才開門取晚餐盒。外界風聲很大：有人猜測他怕碰到舊部，有人說他身患暗疾，還有人戲稱“大將軍沒了坐騎，邁不開腿”。這些議論不脛而走，最后都傳進了負責接待的殷兆玉耳里。

殷兆玉其時三十多歲，做事細膩，說起話來慢條斯理，頗得人信任。他見多了新舊社會交錯時的尷尬場景，對這些曾經的顯赫人物心里也存著幾分同情。于是他帶著組織的囑托，獨自敲開了杜聿明房門。

“杜先生，您若悶了，外頭可熱鬧著呢。”殷兆玉笑著遞過一份北京市最新交通示意圖。杜聿明抬眼，聲音低低的：“我怕走出去不合規(guī)矩，再惹事。”殷兆玉擺手：“您已是公民，規(guī)矩就是法律，法律早給了您自由。”

對話不長，卻擊中了要害。殷兆玉隨后向同事解釋杜聿明閉門不出的三條理由：

第一，他手里沒有一紙正式的“活動范圍通知”，生怕稍有閃失被算作頂風犯錯；第二，北京的面貌脫胎換骨，他離開時東單還叫東安門外，現在連有軌電車線路都全改了，陌生得很；第三，也是最深的顧慮——心里存著愧疚。他曾率裝甲部硬闖徐蚌前線，也曾在緬北突圍中犧牲幾萬人，如今抖落一身塵土再走上街，擔心路人指指點點，或者舊怨上門。

殷兆玉聽懂了，他知道這不是簡單的“出去散個步”能化解的心理陰影，卻也明白人只有邁出第一步，后面才能慢慢通暢。于是他乾脆陪著杜聿明聊起這十年北京的變化：皇城根下早沒零散茶攤，取而代之的是工人俱樂部；西郊拉來鋼筋水泥蓋起了民族文化宮；就連曾經冷僻的前門，也因新中國的第一條公共汽車線路，成了熙攘不息的交通樞紐。

講到動情處，殷兆玉提議：“不如去天安門看看吧？想想看，解放那天，多少人擠在那兒聽毛主席講話，如今紀念碑也立起來了。”杜聿明沉吟半晌，終點點頭。

十二月八日的上午，風大，人群卻不少。杜聿明走下旅社臺階時，步子略顯僵硬。他抬頭望見灰藍色的天空，呼了口氣。一路上，他幾回想回頭，但殷兆玉一直說著：“前門這家包子鋪味兒不錯”“報童叫賣的口號都變了”，把氣氛撐得輕松。

半小時后，兩人站到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碑身花崗玉在冬陽下泛出淡金色，正對的一排鎏金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像是一道無聲的審判。杜聿明站得筆直，軍人習氣難改，抬手敬了個禮。沉默很久，他低聲說：“我過去打過不少仗，可真正為人民拼命的，是碑上的名字。”殷兆玉沒接話，只是輕輕點頭。

隨后，他們又去了故宮角樓。老北京的城墻早拆得七七八八，可紅墻金瓦依舊。杜聿明在乾清宮前駐足，喃喃：“十年前，我若能早些轉換念頭，也許結局完全兩樣。”那一刻，他的神情里既有失落，也有釋然。

這一天，他們從午門走到神武門，又拐進北海。十二月的柳條枯黃，湖面結薄冰，白塔在遠處兀自莊重。杜聿明兩鬢雖白，腳步卻愈加輕快。夜幕降臨，他才帶著淡淡的笑意回到旅社，連服務員都說，仿佛換了個人。

之后一個多月里，他常借書自學，偶爾與前來探訪的鄭洞國、宋希濂敘舊，但已鮮少談起當年的“精兵策略”或“胡宗南嫡系”。更多時候，他向殷兆玉打聽北京的博物館、圖書館，甚至主動申請參觀軍事科學院。主事干部發(fā)現他的熱情，干脆安排他在軍事科學院資料室協助整理日軍華北作戰(zhàn)檔案。這樣既發(fā)揮了他的軍事素養(yǎng)，又能讓他在勞動中繼續(xù)改造。

值得一提的是，杜聿明的變化也讓外界對首批特赦戰(zhàn)犯的命運刮目相看。有人驚訝：昔日“裝甲兵之父”竟然成了鉆史料的老先生；也有人感慨，政策的感召力要勝過槍炮。事實證明，國家在十周年大慶后推出的“寬大為懷、以改造人為本”方針并非口號。到一九六○年底，這三十三位被赦人員全部找到了合適的社會崗位，其中六人走上了文史研究或“政協委員”的新舞臺。

回到杜聿明，他在軍事科學院一干就是數年。六十年代初，為編纂抗日戰(zhàn)爭史料，他撰寫了《關于滇緬遠征軍作戰(zhàn)若干得失的回顧》一文，實事求是地剖析了敗因，直言“輕敵思想、內部掣肘乃失敗之母”。這篇文章后來成為軍隊干部學習班的參考教材。熟識他的人說，這位舊日名將，終于用筆而不是炮火來面對歷史。

有人問殷兆玉，當年要是沒那趟天安門之行，杜聿明會怎樣？他笑答：“人的腳步一旦被心里的坎絆住，再寬的路也走不出去。那天其實是他自己在破冰，我不過遞了把火。”講到這里，他又補了一句，“寬恕別人，也是在給自己留條生路。”話音不高，卻擲地有聲。

一九八五年五月七日，杜聿明病逝于北京三○七醫(yī)院，終年七十九歲。追悼會規(guī)格不高調，花圈卻擺滿走廊。有人注意到，他的遺體告別儀式旁擺著一張老照片——那是他踏出旅社大門、遠望天安門時的身影。照片拍攝者正是殷兆玉。鏡頭里，冬日的陽光灑在灰白軍大衣上，照得人影筆挺；而那一刻，他的目光投向前方，像是看見了另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