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兩個凡是”被提出后，他帶頭做出反對，后來官至副國級

1983年6月，中南海懷仁堂里燈火通明，第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剛剛選舉產生新一屆領導機構。會場后排，兩位老代表小聲感慨：“沒想到阿丕能走到今天。”“當年頂著壓力說真話的樣子，我還歷歷在目。”接過紅彤彤的當選證書，陳丕顯的目光卻越過人群，仿佛又回到六年前那個爭論激烈的春天。

1977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氣氛凝重。“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提案一出，會場出現短暫的沉默。陳丕顯舉手發言，他聲音不高，卻字字清晰：“決策和指示當然重要，但若與客觀實際不符，就必須按事實和人民利益來辦。”這一句，像石子落湖，激起層層漣漪。

那時，文革陰霾未散，許多人寧可謹言。陳丕顯為何敢“帶頭表態”？答案要追溯到他在戰火中摸爬滾打的前半生。

1916年11月，福建上杭山村晨霧未散，農家少年陳丕顯剛滿13歲便加入共青團。兩年后轉為正式黨員，20歲不到便任共青團贛南省委書記。盧溝橋的槍聲還在回蕩，他已幾次越過封鎖線，為游擊隊運送藥品與情報。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他隨陳毅留在南方堅持游擊。三年深山，靠野果野菜裹腹。戰友回憶：“小陳烤樹皮都能笑得出來。”艱難歲月練就他冷靜又倔強的性格——事情該怎么做，得自己想明白。

抗戰爆發后，新四軍在南方改編并不順暢。陳丕顯輾轉瑞金、信豐，聯絡分散部隊，只要一聽到槍聲，便知道“老百姓需要我們”。1940年7月，他奉命奔赴蘇中，那里日寇和頑固派夾擊，局面慘烈。手里可用的，只有3000人。短短五年，蘇中部隊擴充到近3萬人，松林里修起掩體，稻田里埋下地雷，敵軍再沒輕松進去過。

勝利鐘聲敲響后，他又趕到蘇南主政。33歲的區黨委書記在舊工商業、灘涂鹽堿之間摸索“松江經驗”：讓農民自己管田、工人自己理賬，干部蹲點，不寫空口號。此經驗被黨中央推廣，全國多地“借來”學習。

1950年底，中央決定陳丕顯赴滬，協助陳毅。剛下火車，陳毅哈哈大笑：“阿丕，又并肩作戰啦！”上海是攤大攤子，暗流不止。禁娼、肅毒、鎮反、平抑物價，樁樁件件都要動真格。陳丕顯每天清晨七點進弄堂，聽市民議論；夜里十一點回市委，還在改報告。他說：“上海這樣大，沒兩把刷子行不通。”事實證明，他的刷子夠硬。

1966年春，他忽然鼻腔大出血，被診斷為鼻腔癌。手術臺前，他對陳毅輕聲道：“怕死就不會參加革命。”手術成功，可更大的風暴已在路上。很快，陳丕顯被揪斗、隔離，家人受牽連，醫囑里的“靜養”成了奢談。直到1975年，他才重新走進辦公樓。

重返北京，陳丕顯發現時代又一次站在十字口。1977年，“兩個凡是”橫空出世，許多人心生顧慮，他卻覺得不能再走回頭路。當中央召開務虛會討論真理標準時，他公開表態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有人提醒他慎言，他擺手：“造反派都不怕，還怕講真話？”

觀點贏得共鳴，也帶來新使命。1977年底，他受命入滇，時間雖短，卻硬是把多年積壓的冤案清理出頭緒。1978年夏，他調任湖北。那時全省工農業總產值下滑，他先跑田間地頭，再跑工廠碼頭，敢拍板也敢擔責。1980年秋，全省糧食產量增幅躍居全國前列；沉睡多年的磷礦、木材、竹林，也開始創造利潤。

1982年9月，十二大閉幕后，他進入中央書記處并兼任政法委書記。會議桌上的議題從基層地畝變成國家法制，他依舊直來直去：“沒有制度托底，改革就會走彎路。”打擊經濟犯罪、推進律師制度、整頓司法隊伍，這些提法今天看來稀松平常，彼時卻是新鮮事。

當副委員長后，每逢上海有重大項目落地，他都會悄悄回去看看。1984年鄧小平南巡前，他陪同小平同志在浦江邊眺望外灘燈火。有人提議拓寬高架，他插話：“別光看車流，老百姓的弄堂口也要順暢。”

1995年8月23日清晨，北京秋風微涼。79歲的陳丕顯在醫院里安靜離世。病榻旁，家人整理遺物，發現他常年攜帶的工作筆記本，扉頁只寫了八個字：“實事求是，敢講真話。”

從山林游擊到高層決策，他的軌跡并不平坦，卻始終保持一條清晰的準繩：判斷是非，先看事實，再看初心。正因如此，1977年那聲不同凡響的“反對”，最終成為歷史轉折中的一記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