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記者的2025（37）| 《財經》雜志：氣候大會風向變化：談判進展緩慢，綠色產業影響凸顯

編者按

2025年是“兩山”理念提出20周年，也是“雙碳”目標提出5周年，中國環保事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其中，環境新聞媒體、環境新聞工作者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為凝聚全社會共識，攜手建設美麗中國，中國環境記協現推出《環境記者的2025》專欄。誠邀理事會員積極投稿，回顧2025年有影響力的環境報道，用有溫度、有深度、有力量的文字與鏡頭，留存環保事業的奮進足跡，記錄歷史瞬間。

今日推出《財經》雜志的《氣候大會風向變化：談判進展緩慢，綠色產業影響凸顯》。

氣候大會風向變化：

談判進展緩慢，綠色產業影響凸顯

《財經》雜志

馬銘澤

2025年12月10日

COP30邊會場館中間懸掛著一個巨型地球。攝影／馬銘澤

全球氣候治理的重心正從多邊政治協商，逐步轉向經濟與產業議題，中國逐漸成為關鍵力量

《巴黎協定》簽訂十年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十次締約方大會（COP30）走進了亞馬孫雨林腹地——巴西北部帕拉州首府貝倫（Belém）。

從會議成果來看，COP30僅邁出了象征性的小步，在關鍵議題的文本措辭上依然停滯，未能回應氣候脆弱國家對更強氣候行動的期待。但在全球氣候治理屢受考驗，美國反復退出關鍵氣候承諾的動蕩時期保持對話，COP30顯得難能可貴。

在過去的幾年里，各締約方在《巴黎協定》框架下為控制全球升溫持續努力，低碳技術不斷涌現，可再生能源投資穩步增長。COP30呈現出了國際氣候行動的新趨勢：全球氣候治理的重心正從多邊政治協商，逐步轉向經濟與產業層面的決策。未來，各國能否把國際共識轉化為國內政策和投資行動，將成為決定全球氣候治理的關鍵。

盡管美國的缺位對全球氣候行動進程造成了影響，但中國和歐盟今年夏天在多重困難下仍達成了高規格的聯合聲明。中歐等重要經濟體仍在積極挽救并捍衛《巴黎協定》的進程，持續通過高層對話和務實合作確保這一全球框架向前推進。

推動氣候與經貿領域的多邊對話

各國在氣候大會上的關注焦點已從多邊政治協商，轉向經濟層面。在COP30上，貿易和市場領域都達成了重要成果。

國際貿易中一些發達國家設置的“單邊措施”廣受發展中國家詬病。此次COP30上，貿易議題被正式納入氣候大會的討論框架中，成果文件明確反對以氣候應對為名設置單邊貿易壁壘，強調國際貿易規則應服務于清潔能源技術普及和可持續發展。

在最終的決議文本中，各國達成共識，將設立“氣候—貿易綜合論壇”（IFCCT），用于就碳邊境措施、低碳產品標準等議題展開對話。該機制主要提供溝通渠道，而非制定統一規則。在各國低碳標準不斷增多、全球體系趨于碎片化的背景下，這一論壇有望緩和部分政策摩擦。

將貿易議題納入氣候談判的框架，是中國在內的諸多發展中國家最近幾屆氣候大會不斷努力的結果，也被業界視作此次氣候大會關鍵的突破之一。它的艱難背后，也顯示出當前氣候議題與產業、經濟議題不斷融合。

中國與“G77集團”在COP30立場文件中明確提出，各國不應施加單邊措施，因為它們會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已參加過10次氣候大會的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全球政策顧問姚喆對《零碳時代》說，氣候大會的流程和機制確實為貿易議題預留出了空間，但從文本看，需要注意此處的“貿易”指更宏觀或更廣義的貿易與氣候協同，并不特指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所關注的有關“單邊貿易措施”，因此該對話機制是否能滿足這些國家的期待仍然未知。

歐盟推行的“碳邊境調節機制”（俗稱碳關稅，下稱CBAM）在COP30會場中屢屢成為發展中國家詬病的焦點。CBAM要求鋼鐵、水泥、鋁、化肥等進口商品按其生產過程的嵌入碳量補繳與歐盟相當的碳價，名義上為防止“碳泄漏”、維護公平競爭。但因其規則由歐盟單方面設定、標準采信歐盟體系并附帶繁瑣申報義務。

曾擔任氣候大會中國代表團成員的專家對《零碳時代》表示，對中國而言，CBAM的實際影響并不大。中國和歐盟的氣候議題上仍然是盟友關系，雙方應針對綠色產品采取限制措施的政策多溝通，這些是影響中國綠色產業發展的核心挑戰。

碳市場是減碳的重要市場手段，但各國碳市場水平參差不齊。本次COP30大會上，中國和歐盟等積極推動各國碳市場的發展。

大會期間，由中國、歐盟、加拿大、巴西等三十余個國家共同參與的“開放合規碳市場聯盟”（Open Coalition on Compliance Carbon Markets）宣布成立。中國擁有全球覆蓋排放量最大的合規碳市場，是聯盟的重要推動者之一。

該聯盟致力于推動各國碳市場在機制設計、數據核算與交易規則上的協調，加強碳排放配額和減排量的透明度與可比性，并為未來可能的市場互聯奠定基礎。

中國氣候談判代表團團長、生態環境部副部長李高表示，該聯盟旨在建立跨國合作框架，協調各國碳定價機制、排放交易體系及相關政策，推動實現“互通、透明與可信”的全球合規碳市場網絡。中國愿與各方分享在碳市場制度設計、系統建設和運營管理等方面的經驗，為通過市場化機制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作出貢獻。

中國影響力日漸增強

在COP30上，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關注度和影響力不斷提升。

在本屆氣候大會藍區的入口區域，各國均設立“國家角”展區展示本國氣候行動。今年中國角的位置尤為醒目，展區位于場館中央，每天人流涌動，座無虛席，幾乎是全場最熱門的國家角。在13天的大會中，中國角舉辦幾百場以低碳技術、綠色貿易為主題的活動，吸引了各國代表參與交流、洽談合作，成為觀察各方關注焦點的重要窗口。

在COP30中國角，參會者排起百余人的長隊領取熊貓紀念品。攝影／馬銘澤

業內人士認為，中國在綠色低碳領域已形成新的比較優勢，但仍需通過政府與市場協同，擴大綠色技術的潛在需求。前述專家表示，中國推動綠色技術發展一方面是出于產業升級與技術競爭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提升國際影響力與話語權的重要途徑。氣候議題恰好提供了能夠同時實現這兩大目標的戰略抓手。

在COP30開幕前，中國發布了新的國家自主貢獻（NDC）目標，提出到2035年在減排、能源結構、綠色增長和氣候適應等方面進一步強化行動：包括實現溫室氣體凈排放顯著下降、擴大控制減排溫室氣體范圍、非化石能源比重持續提升、可再生能源裝機繼續擴張、森林儲蓄量增加，以及新能源汽車和全國碳市場加速發展等。

中國的氣候行動不僅體現在國內目標的推進，也正在對全球低碳轉型產生重要的外溢影響。

英國能源咨詢機構Ember最新數據顯示，中國低碳技術出口在2025年8月達到200億美元的單月歷史新高，主要得益于電動汽車和電池出口的強勁增長。這一增長背后，不僅是規模化制造帶來的持續降本能力，更體現在中國產品在新興經濟體市場的快速滲透。

2025年，中國電動車出口增量中有超過一半來自非經合組織國家，對東盟、中東、非洲等地區的出口增速尤為顯著。中國正成為全球低碳轉型供應鏈中最重要的成本優勢來源，技術與產品正在推動更多發展中經濟體加速綠色轉型。

在這一更廣泛的貿易格局中，南南合作尤為值得關注。隨著全球氣候議題的重心不斷向南方國家轉移，如何支持發展中經濟體實現可負擔、可持續的低碳轉型已成為國際治理的關鍵議題。

中國近年來通過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計劃、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以及“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等平臺和項目，為多國提供清潔能源設備、減災技術和能力建設支持。這些務實舉措不僅為發展中國家打開了通往綠色轉型的可行路徑，也使中國展現出愈發突出的氣候領導力。

北京綠研公益發展中心氣候與能源項目主管陳鎣婕對《零碳時代》表示，過去中國更多是與“77國集團”保持相對一致的立場，現在則逐漸承擔起協調各方、推動共同發聲的角色，讓不同國家能夠在一些關鍵議題上達成共識。

參會者呼吁“公正轉型”議題應受到更多關注。攝影／馬銘澤

在中國新能源產業海外投資方面，陳鎣婕表示，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電力基礎設施薄弱，當電網無法充分消納這些新增可再生能源電力時，發電設施的利用率會隨之降低，不僅會推高當地單位發電成本，甚至可能影響東道國與投資者長期固定電價購電協議（PPA）的履行。不少國家已經在招投標中要求“發電+儲能”整體方案，這也將成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與合作的重要發展方向。

期待發達國家帶頭出資

COP30吉祥物——森林守護精靈庫魯皮拉。攝影／馬銘澤

氣候融資議題是歷屆氣候大會的重頭戲，此次貝倫大會也不例外。中國政府在COP30的基本立場和主張稱，COP30應在制定1.3萬億美元融資路線圖和發達國家不少于3000億美元出資路線圖上取得積極進展，并推動全球適應目標取得實質性成果。中方期待發達國家在率先減排和出資等方面繼續發揮帶頭作用，這將有利于提升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行動能力，增進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互信。

1.3萬億美元和3000億美元兩個金額源自2024年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COP29。在COP29上，締約方同意設立新的集體資金量化目標（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下稱“NCQG”）：到2035年每年為發展中國家動員至少3000億美元，用于減緩與適應氣候變化。同時提出，應通過公共和私營部門合力，將資金總量擴大至每年1.3萬億美元。

簡言之，3000億美元是發達國家出力的底線，而1.3萬億美元是所有締約國合力籌集的總目標。

為了把在COP29達成的氣候資金共識真正落到實處，COP29期間締約方會議上通過了“巴庫—貝倫路線圖”。該線路圖由阿塞拜疆與巴西兩國共同主持編制，提出了擴大公共財政、吸引私人資本、改善發展中國家債務環境、調整投資結構等方向，希望把“到2035年動員約1.3萬億美元”的愿景變成有步驟可跟的技術方案。

隨著特朗普第二次退出《巴黎協定》，美國在政府層面不再為氣候行動出資，3000億美元的落實成為難中之難。歐盟在COP30期間明確表示，美國在氣候資金方面的缺位已造成明顯缺口，而這一缺口難以由其他國家獨自填補，這將成為落實NCQG時必須正視的現實挑戰。與此同時，歐盟提出，僅靠發達國家提供的資金已不足以支撐NCQG的落實。未來的氣候資金體系需要引入更多出資方，并通過動員機制撬動來自多元渠道的資本流動。

在這樣的背景下，COP30在巴黎協定第9條（資金機制邏輯）所涉及的氣候資金領域進展緩慢。據最終版本《共同體決議》，大會決定設立一項關于氣候資金的兩年期工作方案，并且該工作方案將由兩位分別來自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主席主持。此項工作方案仍然被放置在整個第9條而非9.1條（發達國家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援助）中討論，這也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出資狀況也將被方案考慮在內。

據生態環境部提供的數據，2016年以來，中國提供并動員項目資金超過1770億元人民幣，有力地支持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

姚喆表示，許多國家并不具備扎實的產業基礎或市場條件，難以依靠經濟自身的力量來支撐氣候轉型。沒有政治層面的推動，就無法彌補經濟與技術能力的不足。然而這一結構性的矛盾究竟如何化解，目前仍無清晰路徑。如果要在融資規模上取得實質性突破，一個關鍵領域在于多邊開發銀行（MDBs）體系的改革，引導更多資金流向氣候領域，而不僅是繼續依賴發達國家公共資金主導的傳統思路。

國際氣候資金中用于適應的比例始終不足。根據聯合國環境署測算，發展中國家的適應融資需求是當前資金流量的12倍至14倍。COP30決議提出，在最遲2035年前將適應資金至少提高至3倍（即從每年400億美元提升至1200億美元），同時敦促發達國家締約方提高其為發展中國家締約方提供適應資金的供給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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