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剿總”成立是蔣介石最后的瘋狂？詳解國軍指揮體系變遷

1947年7月4日，重慶電臺突然播出《戡亂總動員令》，全國一片譁然。文件最醒目的四個字——“剿匪總司令部”——在此前的八年抗戰里早已銷聲匿跡，如今卻被搬回前臺，許多軍官聽完廣播后互相嘀咕：“這回可是真打了”。

這一紙命令之所以震動三軍，并不只因為名稱刺耳，更因為它打破了南京當局原本“軍政分途”的規劃。1945年底至1946年夏，蔣介石為了營造和談氛圍，特意把戰區司令部改成“行轅”，再把行轅下轄的作戰單位改叫“綏靖公署”或“保安司令部”。換塊牌子，既能向中外記者暗示“和平”，又能在內部維持指揮鏈，看似體面，實則換湯不換藥。

改名風潮延續到1947年春，華北仍是“北平行轅”，東北掛著“東北行轅”，西安叫“西安綏靖公署”。表面上，一條軍務線、一條民政線，雙方平行互不干涉；實際上，各地省主席和綏署主任早已各懷心思，李宗仁、顧祝同、傅作義之間的暗戰，經常讓參謀本部頭疼。蔣介石看在眼里，卻暫時按兵不動，他需要一個契機把所有權力重新收回。

契機來自戰場。1947年五月底，晉冀魯豫解放軍穿插至豫北，劉峙的鄭州綏署“喊不來援兵、調不走糧車”，差點丟了鄭州鐵路樞紐。六月的徐州，杜聿明向南京發報：“多頭指揮，無以為繼。”蔣介石終于決定拆掉“綏靖”招牌，重樹“剿總”大旗。

“剿總”重現，其實延續了1932年“圍剿”蘇區時的模式：總司令握有軍政大權，下轄兵團、軍、師縱深展開，地方行政完全受軍令節制。華北、東北、華中、徐州四大“剿總”在半年內相繼成立，傅作義、衛立煌、白崇禧、劉峙分任總司令，另外再配幾位黃埔系少壯將領充當“前進指揮所主任”。蔣介石的如意算盤十分簡單：把一切分散的兵力捆成四根粗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撕開解放軍的戰線。

然而，理論上的集中并不能掩蓋現實的敗象。以“東北剿總”為例，衛立煌手握四個兵團，一到九月便被林彪、羅榮桓攔腰截斷，主力撤不出來，后路又被切斷，局面急轉直下。十月下旬，沈陽、長春相繼告急，衛立煌在東北已成“光桿司令”。11月16日，南京急電宣布“東北剿總暫行撤銷”，短短十個月，一支五十多萬人的龐大集團土崩瓦解。

幾乎同時，徐州方面也在演著同樣的悲劇。劉峙原本期望借“徐州剿總”指揮二十多個軍堵住淮海要津，可內部山頭林立：白崇禧桂系只想保南下通道，黃百韜怕死守不住丹陽，黃維還在武昌整訓，等到中原、華東野戰軍合圍雙堆集，號稱六十萬的中央軍已成甕中之鱉。淮海戰役結束那天，“徐州剿總”也在戰火中化為烏有。

華北“剿總”撐得最久。傅作義本非蔣系嫡派，他的第十二戰區剛改名就被架空，又被強行塞進“剿總”的框架。真刀實槍時，他既要看南京臉色，還得防李宗仁桂系截糧，以至于到了平津戰役中期出現趙登禹路全線崩潰的尷尬。1949年1月，天津失守，北平被包圍，傅作義與解放軍代表一拍即合，“和平解決”四字，把“華北剿總”連同五十余萬大軍一并交了出去。

四大“剿總”只剩華中一支。白崇禧自詡“嶺南王”，從九江搬到衡陽再到長沙，兵力已不足十萬。長江以北丟光后，蔣介石下野，李宗仁臨危受命，把“剿總”改名“軍政長官公署”，意在繼續談和。可戰爭的齒輪已無法倒轉，華中長官部五月退到廣州，十月城破，白崇禧僅帶著少數嫡系入桂自保。

如果把1937年至1949年蔣系最高軍事機構的更迭排成一條線，大致可分三段：抗戰時是“戰區”，受降時改“行轅”與“綏署”，內戰后期干脆回到“剿總”。名字越換越激進，空間卻越來越狹窄，從十二個戰區收縮到四個剿總，再到數張公署牌匾，各級司令部不斷南移，顯示的正是蔣介石戰略資源與地盤的肉眼可見的衰減。

值得一提的是，剿總體制對民生的破壞遠甚于先前的戰區制。總司令既抓戰事又抓財政，為籌軍費頻繁抽糧、抽丁，加上前線屢戰屢敗，退兵沿途擾民成災。湖南茶商曾寫信給長沙商會：“一斤好茶不如一袋軍票，軍票又不如一聲號角。”言辭辛辣，卻刻畫出剿總地區的真實光景。

1949年夏，解放軍渡江南進之后，國民黨最后一塊招牌是“西南軍政長官公署”。胡宗南用它撐到1950年初，隨后在西昌潰散。至此，剿總、公署、行轅這些名目在大陸全部失效，國民黨軍事指揮體系的終局也就定格在這一刻。

蔣介石為何要把“剿總”擺在桌面？原因無外乎四字：集中權力。可惜形勢逼人，集中帶來的并非效率，而是僵化，更暴露了軍隊內部派系林立、人心不齊的軟肋。當“總司令部”這塊匾額一再被拆下，南京政府也再無機會重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