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彥波的為官之道：8次暈倒在工地，當市長就要當最好的市長

　　2008年1月的晉北，氣溫常在零下二十度徘徊。清晨六點，剛從太原趕到大同的耿彥波裹著軍大衣，一個人站在北都橋的殘垣下，瞇眼望著被煤煙熏得發黑的城墻。那天太陽沒出來，霧霾像舊棉絮一樣壓在城頭，他低聲說了一句：“城門得先打開，風才能進來。”隨行人員只聽見半句，卻知道新市長的腦子已經在轉了。

　　耿彥波出生于1958年，出身普通，卻自幼沉迷《論語》《資治通鑒》。求學于太原工學院的他學的是水利水電，按理說跟古城無關，但他認定城市建設同樣需要“知古而后能創”。從晉中靈石修王家大院，到太谷治理古巷，他摸出了一個樸素邏輯：老城只要活了，經濟自會活。

　　大同的境遇不必贅言。彼時以煤為生，資源開采留下的大坑與塵土讓人“一天兩斤土，漱口一嘴泥”。更糟的是，煤價下滑讓財政拮據。修路、搬遷、植綠，每一件都是巨款，大同卻只有百來億元的口袋。很多干部勸他“穩一點”，他擺手：“慢一點，就可能再也沒機會了。”

　　有人回憶他上任第三天召集規劃人員開會。PPT放完，他把稿子合起：“這方案像貼膏藥，城還是這座城，病灶沒動過刀。”說完，安排第二天凌晨四點“實地走線”，從古城南門一路走到渾源門。十余公里，路燈昏暗，同行干部凍得直跺腳，他卻用手電筒比劃著，口中念念有詞：“北魏、遼、明、清，這些層次都要找回來。”

　　一周后，“一軸雙城”雛形出爐。中軸線串起華嚴、善化兩大寺廟群，新老城區錯位發展，500億元投入，四年完成。消息一出，質疑鋪天蓋地。市財政局長忍不住提醒：“一年稅收才一百億，拿啥干？”耿彥波笑了：“辦多少事就找多少錢，先把攤子支起來。”

　　敢想還得敢干。他把自己當“監工”，基本“不坐辦公室”。凌晨五點，常可見一輛舊吉普停在施工圍擋旁，人還沒到，駱駝色風衣已在凜風里招展。工人打招呼：“市長又來了。”他彎腰抓把黃沙，抬起頭問：“水泥比是多少？”施工員結結巴巴答不上，被他當場訓：“質量不好，拍成照片自己留著，將來別埋怨子孫罵你！”

　　這樣的節奏，他的身體吃不消。三年里八次暈倒成了大同人口中的“傳奇”。一次在雁門關景區工地，他突然眼前發黑，人扶到車里才緩過來。妻子聞訊連夜趕來，埋怨道：“命就一條，別拿去填城墻！”他嘆口氣：“我不急，誰急？咱再磨蹭，機會真沒了。”

　　夢想感召了不少人。大同城墻修復、明清街區復建、西崗嶺的礦山復綠同時上馬，全城塔吊林立。工地上流行一句話：“多走一步，市長就能看見。”市里公開賬本：每筆錢投向哪條街、哪座橋，夜里在政府網站更新，第二天群眾跟著打分。有人罵“勞民傷財”，也有人夸“多年沒見這么拼的市長”。耿彥波的回答干脆：“歷史會算賬。”

　　2011年，國家園林城市評審組來驗收，發現大同綠化率翻了一倍，黑色屋頂換成灰瓦青磚，古城夜景燈火通明。驗收組長對媒體感慨：“這是我見過改造力度最大的北方城市。”但榮譽證書寄到的那天，耿彥波沒在，他在北京跑融資，盯著南城墻博物館的立項。

　　2013年2月，省委一紙調令，將他調往太原。告別大會很短，他一貫話少，只說：“組織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干。”可車隊駛出北城門時，他卻把頭轉向窗外，輕聲嘟囔：“城還沒喘勻氣呢……”司機透過后視鏡看見，他正摘眼鏡抹淚。

　　外界議論聲沒停止。“耿拆拆走了，大同還拆不？”“五百億花下去，能收得回嗎？”繼任班子甫一上任，就面臨收縮還是繼續的問題。最終，古城保護、文物修繕延續了下來，“一軸雙城”也寫進了后續規劃。耿彥波的擔憂算是落了地。

　　到了太原，他換了更大的舞臺。南中環、北中環、濱河東西路立項速度驚人，有位省廳干部感嘆：“把人往前拽著跑。”交通治堵、汾河改造、棚戶區清零，一茬接一茬。2015年8月，他在迎澤公園工地第九次暈倒，醒來后先吩咐：“樹坑別太深，根系透不了氣。”醫生氣得直搖頭，媒體見縫插針，質疑聲再起。面對鏡頭，他仍是那句老話：“怕挨罵，別當官。”

　　有意思的是，他從未主動為自己辯解。有人統計，他任職期間的公開講話，八成談規劃、兩成談管理，幾乎不給個人立傳。一次座談會，記者問：“您為大同干了這么多，卻留下債務，值嗎？”他示意別拍照，只回四個字：“賬得算長。”

　　2019年底，耿彥波退休，年僅61歲。離任那天，太原并沒有舉行大規模送別，他悄悄去了汾河邊，沿著親自設計的親水步道走了一圈。同行老同事在旁開玩笑：“市長，步道臺階太高，你走慢點。”他笑道：“留點氣口，別讓后人沒得改。”

　　今天的大同古城，夜色中鼓樓巍然，游客腳下是青石板，新換的路燈透著溫暖黃光。當地導游常說句口頭禪：“要看老城，先記住一個人——耿彥波。”這話不算奉承。8次倒在工地的倔脾氣，最終把舊城翻了個面，也讓“當市長就要當最好的市長”不再是口號，而是一張寫滿汗水和灰塵的成績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