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中將退下來過早，上級曾擬安排他進人大常委，因離休未能落實

1947年秋，陜北的早晚已有寒意，一支擔架悄悄抬進了前線指揮所。擔架上躺著的正是紅二十五軍出身的陳先瑞，因傷高燒，卻仍在沙盤前低聲叮囑作戰要點。幾位警衛后來回憶，那一夜的燈光映著他蠟黃的臉色，沒人想到三十多年后，正是這副多病之軀，讓他提前告別了軍中舞臺。

陳先瑞1914年生于湖北黃陂，16歲就跟著徐海東、程子華闖進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少年班底里，他不是最能沖鋒的，卻是最能“熬夜看文件”的人。長征路上，紅二十五軍北上陜西，隊伍里流傳一句順口溜：“陳政委喊一嗓，能把疲憊拎起來。”從那時起，他與心臟隱痛結下不解之緣。

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奉命率部南下接管兩湖。1949年12月，他35歲，坐在漢口江灘的一張折疊椅上，看江面蒹葭蒼蒼，身邊戰友說：“兄弟，革命成了，也該歇口氣。”他咧嘴一笑，還沒想到“歇”字會如影隨形。

1955年9月，第一批軍銜授予儀式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41歲的陳先瑞戴上中將領花，身板筆挺，心臟卻突然猛跳了幾下。軍醫提醒他注意作息，他仍習慣夜里批文件。那一年，他調入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深造，迎來了第一次“健康警報”。

1957年春，學院結業前夕，他突發心絞痛，被送進醫院。幾番檢查，又發現肝部陰影。三年療養期就此開始，陳先瑞自嘲“才掛上將星，就被關進病房”。1961年，身體稍穩，他回到北京軍區出任副政委，不久升政委。此后十四年，京畿重地的大小演訓幾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1975年，軍委重啟大規模整頓。陳先瑞與秦基偉“對調”，他南下成都軍區任政委。四川盆地濕氣逼人，甫一下飛機，他就覺呼吸沉重。僅幾個月，肝病復發，他向總政請示：“可否回京治療？”徐立清一句“老陳，你這身體，可要多保重”，顯出組織的關切，卻也預示調整在即。

1979年春，中央宣布：陳先瑞改任蘭州軍區顧問。蘭州地處西北，空氣干燥，利于靜養；另一方面，顧問職務意味著正式退居二線。那年他65歲，部隊中同齡人多半仍在一線指揮。有人私下議論：“陳政委是不是有什么‘尾巴’沒理清？”傳言與他在“十年動蕩”中執行過的部分指令相關。

正因如此，陳先瑞寫下一份長達萬言的《情況報告》，交到中央軍委。他提到自己在特殊年代“辦過錯事、說過錯話”，請求徹查并給出結論，以免老戰友心存誤解。文件遞交后，多位領導口頭表示“無大問題”，卻遲遲未見正式紅頭定案。

1981年1月，軍委一道離休命令送到蘭州。沒有事先談話，沒有預備期，只有簡短電文：“即日起離休，時間從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算起。”他一時怔住。顧問雖是二線，仍可提建議；離休則意味著“謝謝參與”。對習慣了戰場硝煙、會議長桌的老軍人而言，這份突然的清閑來得太快。

更意外的是，中央原本醞釀在六屆全國人大開幕時，安排他進入常委會，以便在國家層面繼續發揮作用。離休文件一下，把計劃徹底打亂。不到七十歲的陳先瑞精力尚盛，遺憾難掩。韓先楚得知后，提議他回京主持“紅二十五軍戰史”重編工作：“老弟，史料還等你坐鎮。”他欣然應允，這算給自己找了個奔頭。

全國老干部離休退休制度的正式文件，1982年2月才下發。也就是說，陳先瑞比政策“提前”一年多。此事常被拿來舉例：制度未定型前，一紙命令即可讓一位中將謝幕。其實，健康隱患與歷史包袱雙重因素，讓組織不得不作此安排。對他來說，最大的失落并非榮譽，而是“尚能飯否”的落差。

離休后，陳先瑞把大量時間耗在檔案館。舊電報、行動日志、繳獲地圖，一頁頁對照。韓先楚來看他，兩人常爭論某年某月的行軍路線，有時拍桌大笑，有時一聲長嘆。1986年，《紅二十五軍戰史資料匯編》內部印行，署名編委會顧問——陳先瑞。封面不顯山不露水，卻濃縮了他最后幾年的心血。

1990年3月，陳先瑞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歲。病房里擺著放大鏡和幾本泛黃的《中央紅軍作戰概要》，角落堆著未想完的批注。他的從軍履歷橫跨土地革命、抗戰、解放到建國后，最終卻因為提前離休，與更多可能的職務擦肩。有人感慨，這是個人命運與制度演進交匯點上，一個頗具象征意味的注腳。

在人們記憶中，陳先瑞的早退似乎帶著一點突然，又帶著時代特有的無奈。若非心肺與肝臟頑疾，若無動蕩年代留下的“需要說清”的往事，他也許能在高層決策圈停留更久。正因退得早，他得以潛心史料，留下另一本紅二十五軍的“家譜”。或許，這才是他另一種形式的“繼續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