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的夜色格外冷,前線每一顆子彈都得掂量著用。東北游擊區的彈藥緊缺到極點,炊事班里甚至把破銅爛鐵熔了當彈殼。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只有十二歲的通信兵張金龍走進了戰爭最險的漩渦。那年頭,許多孩子沒來得及長大就被時代推到槍口前,張金龍只是其中最瘦小的一個。
村里人都記得他剛到部隊時的樣子:帽檐壓得極低,褲腿卷到膝蓋,腳上是一雙打滿補丁的千層底。他不聲不響,卻比誰都機靈,分發文件、搬運彈藥、夜里巡哨樣樣都搶著干。團長私下說過,這娃子身體小,做事利索,“跟兔子似的”。可沒人想到,短短兩年,他的命運會被一場突然的遭遇戰徹底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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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上旬,敵軍突襲嫩江岸邊的交通站。槍聲密集到像暴雨打鐵皮,張金龍在掩體邊轉運手榴彈時,左腿被流彈撕開口子。當時戰友急撤,他倒在溝壑中昏迷過去。戰斗結束后,附近老鄉摸黑把他背回炕上。土炕熱氣烘得他發昏,腿纏著綁帶,又疼又癢,仍一句怨言沒有。老人端來一碗蕎面粥,他悶聲道謝,心里卻惦記著“隊伍得趕緊補充彈藥”。
養傷期間,他常把那頂五角星帽子端端正正擱在枕邊。老人勸他:“娃,先把帽子收好吧,外頭不太平。”張金龍搖頭,“戴著它,心里才不慌。”老兩口見狀只好由他。村外山頭卻聚著一股土匪,聽說上邊懸賞活捉紅軍,正四處搜人。
六月底拂曉,馬蹄聲碾碎了小路的寧靜。十幾名土匪破門闖入,槍口掃過屋內。領頭的滿臉橫肉,一眼瞧見張金龍頭上的紅星帽,嗓門像劈柴:“小鬼,紅軍?”老人撲上來想遮擋,卻被推翻在地。張金龍對土匪喊:“別動他們,有什么沖我來。”一句話,屋里瞬間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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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頭子端起駁殼槍,冷冷吐字:“立功的時候到了。”他側身示意弟兄把人拖到院子。張金龍拖著傷腿,腳下一軟卻挺直脊梁,仿佛眼前不是什么生與死,而是一次必須完成的任務。
半分鐘后,院里月光慘白。槍口黑洞洞對著他,土匪抬手欲扣扳機。張金龍開口:“等等,我有個請求。”聲音不高,卻透著股倔勁。土匪皺眉:“說。”短短兩字,占了不足全文二百分之一的篇幅。
“別用槍,”張金龍吐字清亮,“用刀吧。你們少用一顆子彈,前線就能多殺一個鬼子。我不值那個價。”院角有人抽了口冷氣。子彈在黑市一顆能換五斤小米,土匪當然懂得分量。可面前這孩子,語氣平靜得像在討論明天的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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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秒靜默,空氣里似有東西松動。土匪頭子慢慢放下槍,轉頭望向破敗的籬笆外。遠處山腳亮起微弱火光,那可能是另一撥日軍的駐地,也可能是紅軍的偵察哨。槍聲若響,對方必定警覺;若不響,這孩子帶不走賞金,還得多承擔一個生命的因果。頭子咬了咬牙,低聲罵了一句不知是給誰聽的粗口,招手讓兄弟們撤。
塵土揚起時,張金龍差點跌坐在地,他握緊拳,沒吭聲。老人顫顫巍巍扶住他,淚水在皺紋里打轉。屋外傳來馬蹄遠去的回聲,伴著蛙鳴,像什么都沒發生過。
半個月后,張金龍拄著木棍,趁夜踏上返隊的山路。那頂紅星帽依舊歪在頭上,傷腿間或滲血,但走得很急。沿途遇到游散突擊班,他被送到師部,后來輾轉參加了冀察挺進縱隊通信科。年齡小,他只能做勤務,卻始終把省下的干糧塞給傷員。關外冬天滴水成冰,他卻寧可自己裹草墊,也要把棉衣讓給老兵。有人問他為何這樣拼,他笑了笑,“子彈都要省著使,人更不能糟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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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秋,百團大戰第二階段打響。張金龍已滿十六歲,主動隨爆破排夜襲龍煙鐵路線。他在鐵軌與地雷間穿梭,動作仍舊靈活。一次引爆后炸藥殉爆,他和三名戰友一起被掩埋在塌陷的枕木下。搜救時,只在他懷里摸到那頂已被火星燒破的紅星帽,邊緣還縫著老人給他的藍布補丁。
后來有人在部隊檔案里翻到那份舊花名冊,姓名欄旁,年齡一行定格在“12”。記載者似乎也猶豫過,最后在備注欄補了一句——“勇敢、節儉,一顆子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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