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征求當空3軍政委，直接說不愿意！劉亞樓：為什么不愿意？

1949年11月，北平西郊機場的風格外凜冽。臨時指揮棚里，一盞馬燈發著搖晃的黃光，劉亞樓盯著桌面的干部調配名單，眉頭緊鎖。人民空軍正在草創，跑道上只有幾架繳獲的老飛機，可要撐起天空，需要的不止飛機，更需要懂打仗、懂政治，又肯鉆研新技術的干部。名單上，46軍政委李中權被圈了紅線，職務：空3軍政委。劉亞樓知道，這位年輕政委恐怕會皺眉。

幾天后，西苑招待所。門一開，李中權跨進屋，敬了個軍禮。劉亞樓開門見山：“調你去空軍，空3軍政委。”李中權沉默半晌，吐出四個字：“不愿意去。”一句話砸在屋里，燈絲似乎也抖了下。劉亞樓并不意外。此前，東野的劉懋功、華野的數名團職干部都講過同樣的話，他們怕技術門檻，怕從頭學起，甚至怕坐進飛機就要當飛行員。

有意思的是，組織部門給空軍設的門檻并不低：年齡最好在三十五歲以下，必須打過硬仗，還得有中學以上文化。李中權三十三歲，黃埔十二期后又自修完中學課程，這樣的政工骨干當時并不多見。剛從天津戰役里殺出來的他，炮火硝煙未散，又得換行當，難免躊躇。

“很多陸軍干部一來空軍就要降一級。”劉亞樓語氣放緩，“你從軍領導崗位直調軍政委，編制大一截。嫌小？還是嫌難？”李中權抬頭：“空軍是技術軍種，我沒飛過機，怕干不好。”話音剛落，窗外一陣哨聲劃破夜空，訓練班的蘇式教員在呼點名。劉亞樓指著窗外：“飛機可以先借蘇聯的，天還是咱們自己的。空軍要打仗，也要做思想工作，你這一套最熟。”

調令很快下達：1950年1月，李中權正式赴東北，接管空3軍政工口。機場跑道以北是凍得硌腳的松土，新兵們圍著木架子學信號旗；跑道以南堆著鋼材，有的還是解放長春時繳獲的廢舊梁。試想一下，一個陸軍出身的政委，第一天報到就要處理教導旅學員和蘇聯顧問的矛盾，又要盯后勤倉庫的棉衣配發，難度真不比陣地戰小。

不得不說，李中權的學習勁頭很快顯現。一個月后，他能把米格-15的機炮口徑、航程數據背得滾瓜爛熟。開會時，他常用陸軍的作戰術語比喻空中機動：“格斗就是空中的穿插迂回，注意高度差就像注意縱深。”飛行員聽得樂呵，蘇聯翻譯也點頭稱贊。

然而1952年的“三反”運動給他帶來沉重一擊。有人檢舉他在沈陽采購物資中“鋪張浪費”。審查組扣了頂“貪污浪費”帽子。自此，他在副兵團職一待十多年。空3軍后來改編為航空兵軍，指揮員幾度更迭，他仍舊戴著那頂帽子，負責政治部，常年穿著褪色的皮夾克，像塊穩固卻被忽視的基石。

1964年，殲-6首批成軍。空軍總參謀部要挑選了解蘇械又熟悉基層的干部去驗收，名單里再次出現他的名字。有人提醒：“他還頂著問題。”時任空軍副政委甘泗淇一句話拍板：“懂行的就那么幾個，錯過又要教新人。”李中權踏進閻良試飛基地時，灰風衣扣子缺了倆，但步子依舊穩。試飛成功那晚，他在跑道邊喝了口燒酒，輕聲嘟囔：“這回總算沒白學。”

1978年，空軍第一次大規模干部復查結束，他被撤銷原處分，恢復正兵團職務。文件送到他手上，他沒有太多表情，只把煙頭摁滅在煙灰缸里。熟悉他的飛行大隊長說：“老李啊，終于補發起飛許可了。”他笑了笑，往窗外望去，天已放晴。

1983年，組織批準其離休，待遇按大軍區副職核定。那日，他把陪伴三十多年的《空氣動力學原理》和《政治工作條例》一起打包，放進舊木箱。送行的學員已成將軍，仍喊他“政委”，聲音中帶著掩不住的敬意。

很多年后，回到家鄉江西新建縣，他偶爾走到田埂邊，抬頭望天，見到劃過云端的殲擊機，才會瞇眼辨認機型。旁人問他是否后悔當年那句“不愿意”。他搖搖頭，只說：“沒后悔，天大得很，翅膀硬了才能護住地上的人。”

在劉亞樓的早年規劃里，空3軍是戰斗航空兵的主力，組建時機最緊、任務最重。若沒有李中權這樣肯啃硬骨頭的政工干部，單靠幾架飛機與一群飛行員，空軍的“戰斗精神”三字就缺了底色。這段往事如今已少人談起，但那張1950年1月的調令副本，被他細心夾在日記里，黑油字仍閃著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