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清晨,閩江邊霧氣未散,福州東站一輛綠皮列車緩緩停靠。擁擠的站臺上,幾名警衛默默簇擁著一位拄拐的高個老人——他正是久未露面的羅瑞卿。身旁沒有鮮花標語,也沒有歡迎鑼鼓,羅瑞卿本想就這樣悄悄下車,徑直去湯井巷養病。可誰也沒料到,福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突然現身,他快步迎上去,緊緊握住羅瑞卿的手,小聲卻鏗鏘地說了一句:“羅總長,我皮定均還是有擔當的!”
火車微微轟鳴,四周人群來去匆匆,那一句“有擔當”卻分外清晰。羅瑞卿怔了怔,苦笑道:“原本不想驚動旁人。”皮定均擺手:“老首長治傷是大事,豈能讓我缺位。”寥寥對話,僅十余秒,卻為接下來兩年多的深情幫扶埋下伏筆。
時鐘撥回一年前。一九七三年秋,在北京總參第三招待所,張愛萍向羅瑞卿提到福建名醫林如闊,直言“這老先生的手法真靈”。張愛萍當年股骨頸粉碎性骨折,就是在福建養好重新站起。羅瑞卿因墜馬舊傷久治不愈,早已心急如焚。得知此事,他立刻向中央請示前往福州治療。鄧小平、葉劍英當即批示同意,但也再三交代“低調行事”。
低調歸低調,可到了福州卻怎么也低調不下來。皮定均不僅親自迎接,還把羅瑞卿夫婦安頓在環境清幽的湯井巷,并配備警衛、醫護、專車,一應俱全。按當時組織口徑,羅瑞卿只是“釋放管制就醫養病人員”,待遇不宜張揚。皮定均卻想都沒想就頂了上去:“我只認老戰友,不認條框。”
這一句豪氣,說來輕巧,背后壓力可不小。那幾年風聲鶴唳,誰都怕踩到紅線。然而皮定均行事一貫利落,他知道羅瑞卿若能早點站起,對軍隊、對國家都是好事。更何況,兩人雖在戰火中少有并肩,卻同在槍林彈雨里見過生死,對同志義氣看得比山高。
治療周期漫長而枯燥。林如闊每日號脈、正骨,羅瑞卿疼得滿頭汗,卻咬牙不吭聲。皮定均隔三差五拎著一包家鄉米粉或一瓶紹興黃,笑嘻嘻闖進客廳:“味道怎么樣?醫者苦口,飯菜可不能也苦。”有意思的是,他每回都借機談點軍區事務:演習方案如何壓縮路線、海防工事哪處需要加固。羅瑞卿聽得認真,時而提出細節改動,時而干脆拿出鉛筆涂畫示意圖。談完公事再聊舊事,三杯兩盞,夜色已深。
一九七五年夏,羅瑞卿首次丟掉輪椅,用拐杖獨立走出院子。福州入夜的海風吹在他臉上,他難得露出孩子般的笑。當天傍晚,皮定均接到羅點點電話,放下文件就往湯井巷沖。門一開,他壓低嗓子:“真的?您站住給我看看!”羅瑞卿輕輕挺直腰,拐杖點地,兩秒不晃。皮定均長舒一口氣,拍掌相賀。
值得一提的是,皮定均不只顧病情,還替羅瑞卿一家解決現實難題。羅原沒有戶口、學籍懸空,他一句話壓在公文上:“安排到福建軍區當兵。”隨即囑托三十一軍政委:“孩子背景別亂說,先讓他安心磨煉。”這種悄無聲息的幫忙,日后被羅家人視作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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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來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逝世,羅瑞卿急欲北上吊唁,卻碰到手續卡殼。皮定均聽聞,當即拍板:“軍區值班機待命。”傍晚六點,銀灰色伊爾—14直飛南苑機場。回程路上,羅瑞卿沉默很久,忽然嘆道:“欠你一聲謝謝。”皮定均抬手制止:“說這些見外。”
然而命運從不預告轉折。同年七月七日中午,海峽上空雷雨翻滾,皮定均在組織演習巡察途中,座機失事。消息傳到福州,羅瑞卿手中茶杯落地,瓷片四散,他的聲音沙啞:“怎么會……”那晚福州城燈火寂靜,雨下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羅瑞卿執意推遲赴京參加紀念朱德元帥活動,親筆寫信慰問張烽,并在靈前默立許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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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這樣的主官難得。”羅瑞卿對警衛低聲說。熟悉他的干部都明白,這評價分量極重。戰爭年代,羅瑞卿見過無數猛將,但能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又能顧全大局者,并不多。
皮定均的離去令福州軍區上下痛惜,也在羅瑞卿心里留下不可彌合的空洞。直到一九七八年秋,他離開福州返回北京,仍把皮司令的照片隨身放在辦公桌抽屜。偶爾翻到,他會輕輕撫平邊角,好像那位豪爽的湖北漢子仍在耳畔朗聲道:“羅總長,有事沖我。”
回看那兩年,兵荒馬亂、人情冷暖盡顯。有人謹慎自保,也有人逆流而行。皮定均一句“我還是有擔當的”,不僅兌現了朋友情義,也印證了老紅軍骨血里最原始的信條:危難之際,先顧同志,再顧自身。這樣的擔當,讓羅瑞卿重新站了起來,也讓后來者在史冊中讀到一行鏗鏘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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