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被分配到了高炮團，訓練2個月后被派去農場種小麥

1971年4月15日凌晨五點，黑龍江嫩江邊還罩著一層薄霜。汽油機“突突”地響起，播種機在霧氣里緩慢爬動。那一刻，穿著嶄新軍裝、腳踏黑土地的自己才恍然意識到：兩個月前在炮陣地上練壓彈的手，如今要拿起種子袋，與春耕打交道。

追溯到1970年11月，哈爾濱第五中學貼出紅底黃字的征兵通告。“面向農村、面向工廠、面向升學、面向當兵”的口號一排排刷在墻上，鮮亮得扎眼。當兵意味著全家光榮，意味著一腳踏進共和國的鋼鐵行列。班主任輕聲提醒：“名額有限，想去就別猶豫。”家里開了個短促而莊重的“家庭會議”，父親點點頭，母親擦著圍裙嘆了口氣，最終一句“好男兒志在邊關”敲定了我的選擇。

1971年1月3日，零下二十七度，234名新兵擠上綠皮火車向北出發。車廂里一片寂靜，車窗外是凝固的松花江。有人小聲嘀咕：“前面是不是大城市？”其實只是一個小站，但這句童真的驚嘆把緊張氣氛擊碎，笑聲四起。抵達哈爾濱兵站，當晚的八菜一湯只給十分鐘，用筷子像搶險一樣飛快，第一次真切體會到軍令如山。

新兵連三個月，日程被劃分得像刻度尺。六點起床號、兩小時學毛著、無數次站軍姿。最難熬的是體能課：負重五公里、俯臥撐成百上千。北風呼嘯，一排排學生兵淚水鼻涕混著汗，班長拍著每個人肩膀：“咬住牙，再堅持一圈。”有人實在跑不動，半路上嚷嚷想回家，只得被戰友攙扶著繼續前行。三個月后，再回頭看訓練場，足跡密密麻麻，像在雪地里刻下的宣誓。

3月底，名單貼出：我分到65式37毫米雙管高射炮連，擔任五炮手，任務是1.8秒內把兩夾八發炮彈壓進炮膛。第一次摸上炮尾，粗糙的鋼鐵冷得刺骨，心里卻滾燙。班長示范動作：“肩別發帶，雙臂協同，動作要像彈簧。”為了把速度擠進兩秒內，夜里熄燈后，常在走廊對著空氣反復模擬；手掌磨破，浸在鹽水里火辣辣，卻誰也不肯落后。

訓練還沒結束，4月初團部下達命令：連隊抽調一部分人支援北大荒春耕。高炮戰士去種小麥，聽起來有點荒唐，可那時“軍民一家”的口號不是喊給風聽的。連長打趣：“換了戰場，炮手改農機手，打好糧食就是保衛祖國。”

黑土地廣袤無垠，機械轟鳴蓋過了知了。播種機每走一米，種子30斤、化肥30斤從箱里傾瀉而出。我站在車尾，專盯開溝器的升降，一旦偏斜，整排麥子就會彎成“S”。漫天塵土撲在臉上，黑粉順著帽檐往下落，戰友互相笑稱“活脫脫煤礦工”。午飯時脫帽擦汗，鼻涕都是灰的，好笑卻也真實。夜里躺在地鋪上，耳朵里還嗡嗡回響播種機轟鳴，但沒人叫苦，干勁像油門一樣越踩越深。

半個月后回到炮陣地，又是機尺校正、航跡測算。團里挑人參加“空靶射擊比武”，我被任命為四炮手，負責標定目標速度和航路。模型飛機在空中拖著長長的紅布，必須用秒表和判距儀同步記錄，誤差不能超過1%。同年8月的團射擊實彈考核，連隊四發全中，指揮所電話傳來連長壓低的驚喜：“準星、火候都拿捏住了！”那一夜，整個連隊開罐頭犒勞自己，明晃晃的月光像軍功章一樣掛在天上。

除了操炮，文化學習也要跟上。每月津貼四元起步，大半被換成鉛筆和練習簿。《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常年壓在枕頭底，一有空就翻幾頁。戰友打趣：“你這是給自己打鋼印呢。”笑過之后繼續拼命，畢竟在軍營里，青春被鍛打得轟轟作響，稍一松懈就可能掉隊。

1972年春，入黨申請獲批的那天，政治處干事把黨徽放在手心遞過來，說了一句很短的話：“以后說話做事，心里要有桿秤。”簡簡單單，卻像一束探照燈照進胸腔。從那以后，幫炊事班洗菜、替衛生班掏糞坑，周末幾乎沒歇過。四川籍的小個子戰友因為識字不多，常和人頂嘴，我拉他到操場：“別急，先把信讀了。”他一愣，半天才憋出一句：“謝謝，你是真哥們。”臨分別那年，我們抱頭好一陣沉默，只有肩膀發抖，沒掉一滴淚，算是硬漢的默契。

轉眼1974年冬，復員令下達。壓彈記錄依舊停在1.8秒，沒人刷新。收拾背包那天，隨手把那把磨得發亮的彈夾帶走，算是留作見證。列車駛離營區，看窗外白楊樹影滑過，有戰友隔座拍我手背：“回去也別閑著，哪兒需要咱，咱就去哪兒。”一句半玩笑的話，卻把三年軍旅濃縮成了最質樸的宣言。

黑土地的風吹過耳邊，仍帶著當年播種時的塵土味；炮陣地上留下的硝煙味又混進記憶，成了另一股力量。若問那幾年收獲了什么，不只是胸前那枚黨徽，也不只是射擊成績本。更重要的，是在寒風、在火線、在田埂上學會了一件事：無論崗位如何轉換，做好當前這一環，就是對國家最樸素的守護。

歲月流轉，再聽到“高炮團”三個字，腦海中依舊會閃回那片黑土地、那門雙管高射炮和那條播種機走出的筆直印痕。它們早已把1971年的春寒、熾熱和金黃，一起釘進了生命的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