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李彩云之死真相大白，杜義德：此事現在才澄清，我有責任

一九九六年十月，在蘭州軍區的招待所里，杜義德與兩位遠道而來的客人握手寒暄。兩人是李彩云烈士的侄子李景春、李瑞麟，他們帶著家鄉親人的囑托，想弄清那年祁連山槍響的最后細節。杜義德已是八十高齡，聽到故人名字時，眼眶一下濕了。片刻沉默后，他忽然說道：“這件事拖到今天才說清，我有責任。”

若把時間撥回到上世紀三十年代，李彩云正值意氣風發。生于一九〇八年的他，憑著家境尚可的底子步入蘭州省立一中，又跑到西安投考馮玉祥的國民軍第二軍官學校。提槍從戎，他信奉“槍桿子里出真理”。北伐硝煙里初露鋒芒，大革命失敗后又輾轉編入二十六路軍。寧都起義那晚炮火連天，他跟著部隊改編為紅五軍團，一腳踏進了紅色的洪流。

紅五軍團在長征途中常做后衛，掩護中央主力北上。到懋功會師后，他們被納入紅四方面軍。憑著在激戰中的大膽硬闖，李彩云升任獨立第一師師長，身邊的戰士都叫他“拼命三郎”。一九三六年秋，張國燾的南下計劃失敗，隊伍掉頭北上，李彩云臨危受命，擔任甘肅抗日救國軍第二路軍司令員兼甘肅獨立師師長。他把家鄉父老一一發動起來，硬是把一片沉寂的河湟地區做成革命根據地雛形。

同年冬，西征號角吹響，他率部與董振堂的紅五軍在河西走廊會合。高臺一戰，是李彩云一生無法忘懷的苦痛。紅五軍唯一的電臺已被帶走，指揮失聯，馬步芳軍重兵合圍。城破那天，董振堂、楊克明等幾千條紅色性命埋骨城內。李彩云組織突圍，領著幾十名弟兄趁夜奔向黑河岸邊，幾經曲折才與西路軍主力重聚，但手下已所剩無幾。

西路軍在河西走廊節節敗退，中央電令他們東歸陜北。臨行前，總部把新組建的騎兵師交給杜義德，任師長；李彩云則出任參謀長，王樹聲掛名副總指揮。數百騎兵披雪踏冰，沿祁連山余脈突圍。可惜敵軍如影隨形，再有風沙與饑寒，隊伍不斷折損。待到臘月時分，能動的只剩下三十余騎。

一九三七年五月，一個暴雪未融的拂曉，李彩云提出斷后。王樹聲再三勸阻，他卻笑說：“我熟山路，牽制他們，你們先走。”山谷中驟響槍聲，據幸存者回憶只聽到李彩云最后一聲“快走”，隨后再無消息。端午前夜，祁連山口多了一座無名新墳，他倒下時年僅二十九歲。

祁連山外是近百里荒漠。王樹聲等八人一路改扮腳夫，鉆戈壁、涉鹽沼，才在民勤得補給。為避免暴露，他們再分作兩隊，約好“陜北相見”。最終，四人找到了黃河邊的羊皮筏子，憑一枚被匪徒留下的金戒指付了擺渡錢。三月后，這支“迷你支隊”在延安報到時，只剩五人。

李彩云的犧牲卻成了沒人說得清的“迷案”。三十年代末流出的流言五花八門，有的說他當了逃兵，有的說他被地方武裝亂刀砍死，甚至還有人影射他“立場不穩”。戰爭年代無暇細究，檔案散佚，家鄉親人只好在每年清明面對空墳灑淚。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解放軍總政治部著手梳理西路軍史料。伍修權、黃火青、徐向前、李先念等老將領都認為李彩云之死必須給出定論。調查組在甘肅、青海、寧夏輾轉兩月，找到了當年突圍老兵、地方回族群眾以及馬家軍俘虜檔案。線索一條條拼接，最終確認：李彩云為掩護大部隊突圍，在祁連山與追敵激戰中中彈犧牲，絕非流言所稱。

一九九二年秋，臨洮縣政府把來自北京的批文交到李景春手里。紙上寫明：李彩云同志犧牲于一九三七年六月，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并頒發《革命烈士證明書》。老縣城炸開了鍋，鄉親們奔走相告，有人在祠堂前放了三掛鞭炮，說是“咱家的好后生，終于有了名分”。

消息登上《人民日報》后，黃火青感嘆：“要是活到五十年代，李彩云至少是個中將。”這并非溢美。杜義德當年在中原野戰軍立下赫赫戰功，只封中將，他卻從不服氣，“彩云的膽識不在我之下”，一次酒席上他這樣說，聲音大得滿桌人都聽見。

再回到開頭的那次會面。老司令員拿起毛筆，寫下“懷念李彩云同志，實事求是”八個字，落款時手有些顫抖。李景春抬頭，問了句：“叔叔究竟是怎么走的？”杜義德望著窗外，輕輕答：“子彈打來時，他是朝我們這邊的方向倒下。”這句話，只用來當年戰斗過的人才懂的儀式感。

兩年后，臨洮縣烈士陵園里豎起一塊青石碑，上刻“李彩云烈士”五個大字。碑前松柏三株，如守望的戰友，迎風不倒。至此，關于李彩云的歷史塵埃落定，忠魂得以落葉歸根。至于那場覆滅西路軍的血雨腥風，留給后人去反思，去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