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瞿秋白從容就義，宋希濂竟立正站好，向他行最后的注目禮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晚風透著肅殺。重慶白公館里的戰(zhàn)犯宋希濂整夜難眠，他攥著筆，日記本卻空空如也。思緒被一幅陳年舊影牽住——十四年前，福建長汀縣郊外，那位瘦削的文人背影離他漸行漸遠，他曾本能地立正，舉手敬禮。這一幕，不但成為他軍旅生涯的轉折，也成了揮之不去的夢魘。

時間撥回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主力踏上長征之路，江西瑞金漸成焦土。重病中的瞿秋白不得不留下，原想在蘇區(qū)堅持游擊，最終仍被組織決定經(jīng)福建繞道香港治療。他換了名字，改口口音，結伴鄧子恢、何叔衡等人，從山間小徑悄悄南下。

二月二十四日清晨，長汀水口鎮(zhèn)霧氣彌漫。忽然幾聲槍響劃破山谷，地方保安十四團封鎖了去路。鄧子恢率隊硬闖，火力綿延一個時辰仍未突圍。何叔衡身中數(shù)彈倒下，瞿秋白喘得急促，吐出的血染紅了圍巾。“我拖住他們，你們快走！”他倚著樹干低聲催促。終究，掩映在灌木里的身影被搜哨發(fā)現(xiàn)，隨即押往保安團營地。

瞿秋白自稱“林祺祥”，說自己是江南行醫(yī)的普通郎中。拷打、威逼、套話，一一無效。將士們差點信了，不料俘虜中有人叛變告密。這人咬定：“那位戴圓框眼鏡的書生，就是前共產(chǎn)黨總書記。”消息層層上報，直落第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案頭。

宋希濂那時正躺醫(yī)院包扎腿傷，卻先收到一封電報：“嚴格甄別俘虜，瞿秋白或在你部。”看到熟悉的名字，他腦中閃回長郡中學讀書時的夜燈，自己曾抄寫那篇《俄鄉(xiāng)紀程》，心里燃過的少年熱血還帶余溫。糾結片刻，他還是趕回師部，下令把“林祺祥”提來交軍法處。

五月十日，審訊室燈光慘白。吳淞濤重拍案桌：“別裝了，你是瞿秋白！”對面的人淡淡一笑：“林祺祥，醫(yī)生而已。”直至被舊相識鄭大鵬當面指認，他才承認身份。消息飛往南京，宋希濂卻在沉思——槍口處決，抑或另有他法？

有意思的是，宋希濂給的不是刑具，而是書案、毛筆、白布衣和官長口糧，“自師長以下，皆稱先生”。理由簡單：“對讀書人，要用心。”士兵們面面相覷，卻只能遵令。日子里，瞿秋白寫詩、鈐印、撰稿，深夜燈火常亮。短短數(shù)周，他完成了后來廣為流傳的《多余的話》，用平靜的文筆剖析一生得失。

六月初，南京方面再派王杰夫、陳建中來勸降。二人繞著話頭兜圈子，開出“當大學教授”的籌碼。瞿秋白淡然地擺手：“有國，方有家；無人民的自由，一切皆空談。”勸降無果，電報線另一端的聲音愈發(fā)焦躁。六月十六日深夜，蔣介石拍發(fā)絕命令：就地正法，照相呈驗。

宋希濂看著密令，沉默良久。執(zhí)行時間被定在六月十八日上午十點。十七日午后，他派參謀長向賢矩通知瞿秋白。對方只提一事：讓軍醫(yī)把自己的手稿寄往武漢友人處保存。條件得到口頭許可。那晚，瞿秋白服下安眠藥，入睡之前吩咐守衛(wèi)：“麻煩你們明天早些叫我，我不想耽誤行程。”

十八日破曉，春雨初歇。瞿秋白換上干凈的白褲褂和黑綢唐裝，端坐喝完一盞濃茶，信手寫下絕筆：“眼底云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九點過半，他微笑著走出大門，拒絕了帶鐐，步履從容。行刑場在湖邊草坪，百余名士兵列隊，他提兩件小小要求：“請讓我坐，別打頭。”隨后高聲說道：“同志們，到新世界是幸福的。我死得其所，你們毋需悲傷！”話音未落，槍聲齊響。

千米外的師部窗口，宋希濂聞聲挺身，軍靴磕地，帽檐下的目光追隨那抹倒下的白衣身影。他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雙唇緊抿。有人低聲提醒：“師座，該撤了。”他沒有應聲，只是摘帽，長長吐出口濁氣。

三天后，一口新漆杉木棺安葬在長汀中山公園側。宋希濂在墓前擺下一杯黃酒，低語：“對不起，先生。”部下不敢多問。自此，他極少提及這段往事，卻在日記里寫下八個字——“此生之疚，難以自釋”。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瞿秋白同志英勇犧牲”被正式記述。十年后，京城初夏，八寶山松柏蒼翠。周恩來主持安葬儀式，董必武、彭真等肅立默哀。當天，遠在功德林的宋希濂聽到消息，扶墻而立，唇角顫抖，喃喃自語：“師者不死，只是遠行。”

瞿秋白的故事總讓人想到“從容”二字：從容于貧病，亦從容于刑場。至于宋希濂，他在硝煙與信仰之間做了選擇，卻再無從容二字。不論后世如何評價，這段交匯的命運，早已寫進了那年六月的雨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