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的晚風透著肅殺。重慶白公館里的戰(zhàn)犯宋希濂整夜難眠,他攥著筆,日記本卻空空如也。思緒被一幅陳年舊影牽住——十四年前,福建長汀縣郊外,那位瘦削的文人背影離他漸行漸遠,他曾本能地立正,舉手敬禮。這一幕,不但成為他軍旅生涯的轉折,也成了揮之不去的夢魘。
時間撥回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主力踏上長征之路,江西瑞金漸成焦土。重病中的瞿秋白不得不留下,原想在蘇區(qū)堅持游擊,最終仍被組織決定經(jīng)福建繞道香港治療。他換了名字,改口口音,結伴鄧子恢、何叔衡等人,從山間小徑悄悄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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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四日清晨,長汀水口鎮(zhèn)霧氣彌漫。忽然幾聲槍響劃破山谷,地方保安十四團封鎖了去路。鄧子恢率隊硬闖,火力綿延一個時辰仍未突圍。何叔衡身中數(shù)彈倒下,瞿秋白喘得急促,吐出的血染紅了圍巾。“我拖住他們,你們快走!”他倚著樹干低聲催促。終究,掩映在灌木里的身影被搜哨發(fā)現(xiàn),隨即押往保安團營地。
瞿秋白自稱“林祺祥”,說自己是江南行醫(yī)的普通郎中。拷打、威逼、套話,一一無效。將士們差點信了,不料俘虜中有人叛變告密。這人咬定:“那位戴圓框眼鏡的書生,就是前共產(chǎn)黨總書記。”消息層層上報,直落第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案頭。
宋希濂那時正躺醫(yī)院包扎腿傷,卻先收到一封電報:“嚴格甄別俘虜,瞿秋白或在你部。”看到熟悉的名字,他腦中閃回長郡中學讀書時的夜燈,自己曾抄寫那篇《俄鄉(xiāng)紀程》,心里燃過的少年熱血還帶余溫。糾結片刻,他還是趕回師部,下令把“林祺祥”提來交軍法處。
五月十日,審訊室燈光慘白。吳淞濤重拍案桌:“別裝了,你是瞿秋白!”對面的人淡淡一笑:“林祺祥,醫(yī)生而已。”直至被舊相識鄭大鵬當面指認,他才承認身份。消息飛往南京,宋希濂卻在沉思——槍口處決,抑或另有他法?
有意思的是,宋希濂給的不是刑具,而是書案、毛筆、白布衣和官長口糧,“自師長以下,皆稱先生”。理由簡單:“對讀書人,要用心。”士兵們面面相覷,卻只能遵令。日子里,瞿秋白寫詩、鈐印、撰稿,深夜燈火常亮。短短數(shù)周,他完成了后來廣為流傳的《多余的話》,用平靜的文筆剖析一生得失。
六月初,南京方面再派王杰夫、陳建中來勸降。二人繞著話頭兜圈子,開出“當大學教授”的籌碼。瞿秋白淡然地擺手:“有國,方有家;無人民的自由,一切皆空談。”勸降無果,電報線另一端的聲音愈發(fā)焦躁。六月十六日深夜,蔣介石拍發(fā)絕命令:就地正法,照相呈驗。
宋希濂看著密令,沉默良久。執(zhí)行時間被定在六月十八日上午十點。十七日午后,他派參謀長向賢矩通知瞿秋白。對方只提一事:讓軍醫(yī)把自己的手稿寄往武漢友人處保存。條件得到口頭許可。那晚,瞿秋白服下安眠藥,入睡之前吩咐守衛(wèi):“麻煩你們明天早些叫我,我不想耽誤行程。”
十八日破曉,春雨初歇。瞿秋白換上干凈的白褲褂和黑綢唐裝,端坐喝完一盞濃茶,信手寫下絕筆:“眼底云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九點過半,他微笑著走出大門,拒絕了帶鐐,步履從容。行刑場在湖邊草坪,百余名士兵列隊,他提兩件小小要求:“請讓我坐,別打頭。”隨后高聲說道:“同志們,到新世界是幸福的。我死得其所,你們毋需悲傷!”話音未落,槍聲齊響。
千米外的師部窗口,宋希濂聞聲挺身,軍靴磕地,帽檐下的目光追隨那抹倒下的白衣身影。他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雙唇緊抿。有人低聲提醒:“師座,該撤了。”他沒有應聲,只是摘帽,長長吐出口濁氣。
三天后,一口新漆杉木棺安葬在長汀中山公園側。宋希濂在墓前擺下一杯黃酒,低語:“對不起,先生。”部下不敢多問。自此,他極少提及這段往事,卻在日記里寫下八個字——“此生之疚,難以自釋”。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瞿秋白同志英勇犧牲”被正式記述。十年后,京城初夏,八寶山松柏蒼翠。周恩來主持安葬儀式,董必武、彭真等肅立默哀。當天,遠在功德林的宋希濂聽到消息,扶墻而立,唇角顫抖,喃喃自語:“師者不死,只是遠行。”
瞿秋白的故事總讓人想到“從容”二字:從容于貧病,亦從容于刑場。至于宋希濂,他在硝煙與信仰之間做了選擇,卻再無從容二字。不論后世如何評價,這段交匯的命運,早已寫進了那年六月的雨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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