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0日凌晨,南京總統府的頂樓仍亮著燈。無線電室剛剛譯出一份加急電報——華盛頓來的詢問,落款寫著“杜魯門”。這一刻,樓道里只聽見風聲。蔣介石盯著電報上的那句話:“你什么時候辭職?”他默默放下手里的茶杯,杯沿微微顫抖。消息沒有外傳,但眾人都看見他那晚連酒都沒碰。
剛過去的兩個月里,遼沈、淮海的敗報一件接一件。國民黨參謀本部已經難以統計準確的損失數字,只知道“東北不保,華東告急”。軍事地圖上代表機動兵團的藍色小旗被一根根拔掉。蔣介石對幕僚嘆氣:“我一支可以調動的大軍都沒有了。”沒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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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文膽”陳布雷的自盡。11月11日,陳布雷留下一封寥寥數語的遺書,服藥而去。此人二十二年給蔣介石寫稿、擬電文,臨了卻悄無聲息地選擇離場。政壇知情者低聲議論:陳布雷勸停內戰屢遭訓斥,那封遺書大約寫滿了失望。陳布雷走后,南京再無能替蔣介石潤色辭藻的人。
元旦前夕,西柏坡大雪封門。毛澤東口述《將革命進行到底》,秘書胡喬木提筆疾書。而千里之外的南京,蔣介石的《元旦文告》反復改稿仍無把握。他本想用“和平”二字挽回人心,卻又怕被當成示弱。終稿送印時,蔣介石的眉頭一直沒舒展開。
1949年1月1日清晨,兩份元旦文告同日見報。輿論場上出現罕見的對照:一邊是“革命到底”,一邊是模糊的“求和”。中共電臺很快抓住要害:蔣介石把“土匪”一詞換成“共黨”,口氣軟了,可條件一條沒答應。許多讀者在茶館里搖頭——看得出這位“委員長”在拿和平當籌碼。
與此同時,國內外壓力像冬雨一樣砸下來。白崇禧、程潛公開通電,指名請蔣介石下野;湖北省參議會發出“最后通牒”:“再戰下去,國將不國。”美國國務院的態度也轉冷。12月,美方軍事觀察組回報:“國民黨無可救藥。”杜魯門幾乎不加修飾地寫下那封信,只問一句:“你什么時候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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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全線丟失后,蔣介石夜夜難眠。樓外的梧桐葉被寒風卷上空中,他卻聽不見。醫生加大了安眠藥劑量都無用,他開始讓侍從準備威士忌。一位親信低聲提醒他少喝,“委員長”揮手:“不喝睡不著。”兵敗、內訌、外壓,像三只手把他推向退路。
1月14日,中共中央發表《關于時局的聲明》,列出懲辦戰犯等八項和平條件。名單里“蔣介石”三字排在首位。有人把報紙擺上蔣介石辦公桌,他瞥了一眼,沒有多說,只吐出一句:“苛刻!”可回避不了,軍機處電報顯示:平津戰役已成合圍之勢,國民黨守軍連夜求援。
1月19日深夜,南京黃埔路開了一場不對外的會議。蔣介石先講形勢,再提出兩個方案:一是由李宗仁暫替總統,與中共談判;二是立即下野,讓李宗仁“全盤負責”。眾人面面相覷,沒人敢先說話。會后,副總理李宗仁長嘆:“這可是燙手山芋。”
僅隔兩天,蔣介石做出決定。1月21日午后,他在總統府草草設宴,敬酒三次便離席。傍晚四點,專機“美齡號”從大校場機場起飛。機長回憶:“委員長要我在南京上空盤旋,讓他多看幾眼。”停戰未成,南京已漸生離意。專機飛向浙江奉化,那里是他的老家,也是暫避鋒芒的去處。
蔣介石走后,國民黨出現“一國三公”奇景:李宗仁代理總統,孫科自稱行政院長移駐廣州,蔣介石暗中遙控軍政。南京街頭有俚語:“天上三只月亮,照得人心慌。”李宗仁試圖釋放政治犯、取消戒嚴,可每下一道命令,都像落進沙里。
北平方面看得真切。毛澤東2月15日撰文評李、蔣:“一個老于辭讓,一個善于兩面。”評論里不乏揶揄:“李宗仁初挨‘走狗’之罵,忙著解釋;蔣介石早被罵慣,連耳朵繭子都磨平了。”讀者覺得好笑,卻也點破了兩人的尷尬處境。
春天來得很快。4月1日,張治中率國民黨代表團飛往北平。落地后迎接規格明顯降低。晚上,周恩來在六國飯店重話質問:“你為何先去溪口?”張治中一時語塞,只答:“奉命行事。”十幾天后,周恩來把《國內和平協定草案》推到他面前:“無法再改,20日不簽就開戰。”
蔣介石遠在溪口聽到草案內容,勃然大怒:“喪權辱國!”美國顧問亦估計:南京支撐不了多久。4月21日,中共中央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百萬大軍橫渡長江。22日晚,國民黨守軍棄城而逃,江面火光連成一線,南京總統府的大鐘卻依舊準點敲響,這聲回響像是為一個時代畫上休止符。
在奉化山間,蔣介石隔窗遠望,天邊浮著淡霧。他也許想起那個凜冽冬夜里來自華盛頓的問句。如今,再無回答的必要,答案已寫在戰報、在人心,也寫在接二連三的城市易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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