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晚年落寞去借錢，他一句話沒問，就說：要多少杜先生自己填

一九五〇年初夏，香港上環碼頭人聲鼎沸。熏風夾著咸味，逃離大陸戰火的船只一艘艘靠岸。人群中，六十二歲的杜月笙拄著黑檀手杖，腳步卻明顯遲疑。三十多名家眷跟在身后，行李山一樣高，曾經的“上海皇帝”此刻像無根的浮萍。

租下堅尼地臺那套三室一廳時，他仍想守住排場：雕花紅木、細瓷金杯、廚子每日兩餐必有紅燒肉。可是，港幣的匯率日日往上躥，四十萬美元化得比水還快。光米面蔬果，每月就要掏上萬；幾房太太與孩童的花銷，更像無底洞。

存款跌破十萬港幣那天清晨，賬房遞上厚厚賬本。杜月笙聽著數字往下掉，雪茄燒到指尖才驚覺灼痛。窗外是南飛的白鴿，屋里卻一片沉默。他低聲說：“總得想法子。”這是他生平第一次為柴米油鹽發愁。

“去借。”念頭冒出，他很自然地想起昔日在上海手下提鞋遞煙的門生們。過去一個眼色，就有人送上萬金；如今輪到自己求生，卻發現門再闊也可能關得死死的。他先找王姓舊部，門房以“南洋出差”為由擋駕；再撥電話給朱姓商人，對方唉聲嘆氣稱“周轉不來”。幾天下來，答案只有一個字：躲。

這才明白，江湖義氣多半寫在紙上，遇水即化。可日子還得過，三姨太住院的賬單逼在眼前。杜月笙把玩那只法制金表，忽然想起一張被歲月壓在心底的面孔——劉航琛。

時間撥回一九三七年秋。淞滬會戰失利，杜月笙隨政府西遷重慶。就在落腳不久的那晚，他被綁進荒廟，對方開口索要四十萬大洋。杜月笙不慌不亂，微笑道：“少了。我出九十萬，但得找劉航琛來。”綁匪詫異，卻看重這大票子，只得點頭。

劉航琛當時掌川康銀行，被稱作“四川財神爺”。兩人不過數面之緣，可他聽說杜月笙遇險，立即備車裝銀票，深夜趕往郊外。面對槍口，劉航琛把錢堆在廟門外，僅留一句：“人活著，比錢要緊。”綁匪得手后倉皇而逃，杜月笙才被放出。此恩情，他記了十三年。

現在，劉航琛也在香港。杜月笙躊躇良久，終究決定去敲門。為了不失體面，他命傭人將那件月白長衫熨平，又在鏡前抹平兩鬢的銀絲。午后，他抵達半山腰的洋樓。門未及叩響，卻見劉航琛已推門而出，笑聲渾厚：“杜先生，等你多日啦！”

寒暄無多，茶香氤氳。杜月笙開口困難，還是坦言：“近來手頭窘迫，想借點銀子。”這句話出口，他像耗盡全身力氣。劉航琛不讓他繼續解釋，轉身抽出一張空白支票，遞上鋼筆：“別說了，數字您自己寫，十五萬也好，一百五十萬也行。”短短一句話，鏗鏘干凈。

屋里靜得能聽見秒針走動。杜月笙握筆的手有些抖，他輕聲答：“五十萬，夠了。”墨跡未干，他站起身要道謝，被劉航琛按回沙發：“先用，再說別的。”這一刻，廳里沒有昔日黑白兩道的隔閡，只有老友之間的默契。

支票解了燃眉之急，杜家暫時安穩。可疾病卻盯上了他。高血壓、腎臟病輪番上陣，連雪茄也抽不動了。病榻旁，他囑咐子女燒毀抽屜里厚厚一沓借據。“這些紙條留著，只會害你們。”火光搖曳中，舊日恩怨化作灰燼。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六日，香港電臺播報：前上海巨豪杜月笙病逝，享年六十三歲。訃告無聲，港島街巷卻悄悄議論——昔日呼風喚雨的梟雄，終究帶不走半分富貴。坊間常念那句“頭等人，有本事，沒脾氣”，可他最后才明白，真正頂級的本事，是看清人心后還能坦然放手。

劉航琛后來談到那張支票，只說了一句話：“當年若他倒在廟里，上海許多人都要陪葬。我只是還了個情。”人情冷暖，總在興衰中暴露；少數例外，恰能照見深藏的義氣。杜月笙的暮年悲喜，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