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宋任窮打電話給吳德，通知他到北京工作，吳德：能不能不去？

1958年2月14日，長春剛下過雪，氣溫仍在零下二十度徘徊。毛澤東抵達長影廠時，陪同在側的正是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廠房簡陋、道具粗糙，毛澤東卻興致盎然，他撫摸著假樹葉，忽然轉頭問吳德：“用得住嗎？”一句輕松的追問，讓身旁干部會心一笑。此后多年，長影人一直記得那天吳德緊跟毛澤東的身影——既謹慎又從容。外界很難想到，八年后，他會在一次電話里表現出罕見的猶疑。

長春之行結束不久，吳德的名字被寫進了中央候補委員名單。東北局和吉林省委兩處擔子，他挑得穩。省里說他“雷厲風行”，工人出身的他卻常自嘲“手還是黑的”。他愛往車間跑，聽工人訴苦，說得最多的一句是“先把飯碗端穩”。這種接地氣的作派，為他贏得了“有德”的口碑，也讓毛澤東多了幾分信任。

進入六十年代，北京風向驟變。1966年春，彭真被免去市長職務，毛澤東決定徹底改組北京市委。挑選人選時，李富春一句話點到吳德，“他靠得住”。4月末，宋任窮接到中央電話，旋即撥通吉林省委值班室：讓吳德來沈陽匯報。電話短促，沒有寒暄。

5月中旬，沈陽。匯報結束后，吳德放緩語速，小聲說了一句：“宋書記，吉林情況剛理順，我能不能留在原地？”這是一個久經考驗的老干部難得的躊躇。宋任窮只回了七個字：“調令已下，必須去。”略顯硬朗，卻不容商量。吳德心里明白，北京不僅是調動，更是另一場風暴的中心。

24日傍晚，吳德抵京。鄧小平在中南海召見，“先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隨后李雪峰同你細談。”會議已開到半程，文件堆得像小山，行文突然拐到“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吳德一時摸不著頭緒，依舊坐直身板，邊聽邊記。會后，葉劍英見他，開門見山：“首都秩序一天不穩，主席就一天難回。”言外之意，首都不容再出紕漏。

當晚，吳德被告知兼任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軍人出身的司令員遞來一疊厚厚的防務圖，他只說了句：“圖我先拿著，部隊照常訓練。”隨后連夜驅車天安門、復興門、什剎海，一線排查警戒哨。熟悉他的警衛員回憶，那一夜吳德沒說一句閑話，只不時掏出紙筆畫圈標注——這是他在冀東當游擊政委留下的老習慣。

六月初，周恩來召見，交代一件看似“細務”的差事：在報紙上公布新市委名單。總理語氣不重，卻透出分寸感——對首都，任何信息都要透明而穩妥。吳德清楚，首都群眾心細，稍有含糊，風聲就可能一夜漫天。名單刊出，當晚即有上萬群眾守在新華門外，新聞處通宵亮燈，他坐在值班桌后一字一句校對新稿，不肯離場。

后來回憶那七個多月，吳德用了“刻骨”二字。辦公室墻上掛著兩張照片：一張是長影廠演員孩子圍在毛澤東身邊，他站在最后一排；另一張拍于1966年8月，北京街頭的標語漫天，他與李雪峰站在吉普車旁，眉頭緊鎖。兩張照片放在一起，好像在提醒他：環境瞬息萬變，唯一不變的是那份“聽命而行”的要求。

外地同志常疑惑，毛澤東為何偏愛“冀東老吳”。答案并不玄妙。1938年冀東暴動時，吳德帶著兩萬工人游擊，一天跑兩場突擊戰，夜里睡稻草棚。毛澤東在延安得訊后批示：“此為我黨工人運動示范。”1940年，吳德赴延安匯報，毛澤東指著他開玩笑：“人不高，膽不小。”這種認同，延續了三十年。

時間來到1975年5月3日。中南海小禮堂，政治局會議開場前的握手環節。毛澤東抓著吳德的手，聲音已嘶啞，卻清晰地說：“吳德有德。”與會者靜了幾秒，紛紛投來探尋的目光。這是吳德第二次當眾聽到這句話，他只是微微一躬身，沒回一句。外表平靜，心里卻像撞鐘——這五個字，是最高的褒獎，也是沉重的擔子。

1976年，兩位國家領導人相繼離世。首都安危，重擔仍落在吳德肩上。對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潮，他采取了最笨也最保險的辦法：干部、公安、民兵全體到崗，先疏導，再勸返；鮮花可以堆，但火種必須管控。有人嫌他過細，他只說一句：“只要不出事，麻煩我來擔。”

時代列車不因個人心愿而停靠。1978年離開一線領導崗位后，吳德最惦念的竟是北京雞蛋供應。他算了筆賬：外地調運一斤蛋多花三分錢，一年就是數千萬。“干脆自己養！”于是順義、延慶拔地起雞舍，三年后本地供應率過半。許多人把此事當小插曲，他卻常講：“雞蛋都辦不好，還談什么大事？”

1995年11月29日，吳德病逝。整理遺物時，家屬發現那張1958年的長影合影被他壓在抽屜最底層，背面只寫了一行字：“干干凈凈，踏踏實實。”八個字，似乎也是他接到那通電話時，最終決定放下個人留戀、毅然進京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