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會戰我們有沒有打贏的可能

1949年初的南京路，幾位當年參加過淞滬會戰的老兵湊在茶攤旁，你一言我一語地回憶那場血戰。“如果那年我們再快三天，虹口的日軍早被端掉。”一句半帶遺憾的話，把人們拉回到十二年前的1937年8月。淞滬會戰的勝負究竟有沒有翻盤空間，這個問題至今仍讓許多從戰火里走出來的人念念不忘。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槍聲打碎了北平的夜色。蔣介石本想集中兵力固守華北，卻很快發現局面不受自己掌控：宋哲元的二十九軍難以獨撐，韓復榘的山東部隊又讓人不放心。要想把主動權握在手里，就得換個地方開火，上海因此被推到臺前。

彼時的上海駐有三千余名日本海軍陸戰隊，他們依賴公共租界的庇護，并沒有立刻擴軍。相比之下，第九集團軍的八萬余人悄悄滲進了閘北、虹橋一線，表面還是保安隊服裝，暗地卻已枕戈待旦。8月9日下午，大山勇夫闖進虹橋機場的那輛小汽車撞上了警戒哨，雙方推搡幾句，槍聲響起，一樁“意外”就此點燃導火索。

8月13日上午9時，滬西上空傳來轟鳴，空軍中隊的“霍克”戰機在虹口上空投下第一批炸彈，九十余門野炮隨后開火。對中國方面而言，這是一次冒險的先手打擊，目的是趁著日軍援兵未至，把海軍陸戰隊壓回碼頭。短短三日，中國軍隊攻入虹口、楊樹浦一帶的街巷，幾度逼近日本司令部。曾參與突擊的八十八師營長后來回憶：“再給我兩團迫擊炮，司令部那堵墻就塌了。”

有意思的是，此刻的東京并沒拿定主意。石原莞爾堅持“滿蒙優先”，陸軍參謀本部猶豫是否擴大正面。海軍卻緊盯上海的經濟命脈，不斷催促增援。正因陸海軍各打算盤，第一批援兵直到8月22日晚才在吳淞口登陸，只有一萬來人。如果中國軍隊能在此之前奪取江灣，那些增援部隊很可能無處落腳。

然而，戰線在街巷里拉長。狹窄的弄堂削弱了國軍的兵力優勢，迫擊炮、山炮難以展開，士兵只能貼著磚墻肉搏。與此同時，長江口的航道被日艦封鎖，我方補給跟不上消耗，子彈常常要靠小船夜運。時任師長孫元良焦急地電告：“彈藥只能再撐四十八小時。”正是這道補給警報，讓原本打算繼續強攻的張治中收了腳步，轉入防御。

日軍抓住喘息機會。松井石根9月初抵滬后，看準中國主力已深陷市區，立刻追加三個師團，并要求空軍晝夜轟炸陣地交叉點。到10月中旬，雙方投入兵力已翻數倍，中國方面耗掉了大半精銳師，體力與士氣均告衰竭。偏偏這時，蔣介石寄望《九國公約》能逼日本停火，下令暫緩攻勢。前線官兵一下懵了：“咱們打得正熱，為啥收手？”本來就繃緊的士氣頃刻泄氣。

松江以南的灘頭成為下一幕關鍵。11月5日清晨，海風夾著細雨，日軍第十軍從金山衛突入杭州灣。那一帶原是第十集團軍的防區，可蔣介石頻繁換將，防線空當被放大，吳克仁率六十七軍頂上去時已是孤軍。三晝夜死戰，陣地反復易手，最后僅剩百余人突圍。吳克仁中將掩護部下突圍途中中彈，倒在蘆葦蕩里。由于當時種種派系猜疑，他的事跡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被正名，這段曲折幾乎埋沒了一個軍長的犧牲。

日軍在杭州灣站穩腳跟后，第三面包圍圈隨即張開，淞滬正面七十萬大軍被迫撤退。11月12日夜，奉命后衛的八十七師邊打邊退，卻苦于水網阻隔，潰散的人流堵在青浦、吳江一帶。指揮系統此時已無法下達統一口令，前線數萬人依靠地方船只拼命泅渡，隊形亂成一鍋粥。十天后，南京保衛戰被迫提前上演。

試想一下，如果當初的十天攻勢能更堅決一些，若補給線再穩一分，江灣司令部失守極可能令日軍放棄繼續增兵；而國際社會在看到日本的被動后，或許會更傾向調停。換言之，淞滬會戰不是完全沒有勝算，它被多重因素慢慢稀釋：巷戰環境、后勤瓶頸、統帥層的搖擺以及日軍的后續決心，每一環都把那條本就狹窄的勝利縫隙再抻大了一點。

不得不說，淞滬會戰給國民政府留下的經驗教訓極其深刻。兵力優勢如果無法轉化為火力與合成作戰能力，就容易被城市地形削平；指揮鏈若不穩定，精銳部隊也會失去節奏；戰略目標若隨外部態勢搖擺，前線犧牲往往只換來半途而廢。回望整場戰役，中國并非毫無機會，但任何一次戰略豪賭，都需要滴水不漏的準備和一錘定音的意志。

殘酷的是，歷史不會給第二次彩排。虹口的舊倉庫早已拆除，黃浦江畔摩天樓林立，那些在街角激戰的年輕人卻永遠停在了1937年的秋天。如果讀者再問一句“有沒有打贏的可能”，答案只能是：存在，卻極其脆弱，稍有風吹草動就會碎成滿地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