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激發獸欲？日本避難所，到底藏了多少色鬼？

很多人以為，災難會讓人更團結。可災難真正放大的，是權力差和沉默成本。

日本的避難所，本該是“最后的安全屋”。但越溫馨，越讓我背脊發涼。

規則不是寫給壞人看的，是寫給弱者自保用的。

更刺眼的是，有人還在網上“教學”。教唆男性在避難所利用所謂的吊橋效應，趁女性脆弱“攻破防線”。這不是情感，這是趁火打劫。

把災難當成獵場，把避難所當成“免責任區域”，這才叫冷血算盤。

有人窺視紙板更衣室，有人盯著哺乳的女性，有人趁亂觸摸女性志愿者身體。

夜里更直接，有人爬進別人的被窩。有人用“黑暗”和“擁擠”做掩護，把人當作物資的一部分。

最惡心的是掌握物資分配權的人。避難所領導、管理者、資源掌控者，利用權力強迫女性發生關系。

有句控訴很重。“如果我不肯，我將無法留在這里，而且我的女兒會受到傷害。”這就是典型的權力型性暴力。

這不是“獸欲失控”，這是秩序崩塌后，權力對弱者的再分配，赤裸裸地把人逼到“無法說不”。

而且加害者不一定是陌生人。這點，很多人不愿承認，但最接近事實。

東日本大地震女性支援網絡統計，311后共37起類似案件。受害者年齡從5歲以下到60歲以上，共涉及48名受害者。

數據更刺眼的一刀在后面。12人是受害者的親友，可能是朋友、熟人，甚至是岳父、母親的交往對象。

熟人作案的恐怖在哪。不是更隱蔽，而是更容易讓受害者被迫沉默，還會被一句“別把事情鬧大”掐死在喉嚨里。

一個男孩在避難所遭猥褻。因為是熟人，最終沒有報案。這類沉默，就是給犯罪者最好的通行證。

受害者的痛苦，還會被二次碾壓。一位當年的女學生說，想到加害者“正常的面孔過著自己的生活”，就感到惡心。

這句話背后是日本社會對“形象”的執念。所謂體面，往往優先保護的是組織、社區、地方政府的面子，而不是個體的安全。

311不是第一次，早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期間，相關報道就出現過。但當時地方警察定調，“地震后不存在任何性侵案”。

于是傳聞被說成假的，調查者被抨擊，甚至沉默。

沉默多久，10年。記者也說警方公關幾乎不公開，除非涉及謀殺，否則報道是禁忌。這就是結構性問題。

不公開，不承認，不統計，就等于“沒有發生”。一套非常熟練的社會自我麻醉。

而在311的具體案例里，問題更直觀。福島縣某避難所，連續發生3起夜間襲擊30歲至60歲女性的案件。

更荒誕的是，周圍很多人因為噪音知道發生了什么。但依舊選擇沉默，侵犯甚至成了避難所里的公開秘密。

你問為什么沒人幫。“沒辦法，因為他還年輕”。這是對犯罪的縱容，也是對受害者的再傷害。

還有人報警卻不報案。中年女性被侵犯大喊引來警察，但最終不報案，因為“這個年紀很尷尬”，怕給家人帶來麻煩。

這就是現實里最殘酷的成本核算。對受害者來說，報案意味著羞恥、指指點點、家庭壓力、甚至失去棲身之地。

所以犯罪者會“算計”。孩子即便說了也沒人信，年長女性不好意思說，所以他們知道犯罪會被忽視，才敢故意犯罪。

更可怕的，還有“勸你忍”的聲音。比如“大家都很難，你要心存感激”，比如“災民團結一心，為什么要提這種事”。

這種話聽起來像正能量。本質是讓弱者閉嘴，讓加害者繼續安全地活在沉默里。

日本后來有沒有改。有，但改得并不扎實。地震兩年后，日本修改災害對策基本法，要求市町村努力改善避難所生活環境。

問題出在執行。后續調查顯示，只有4.5%的組織表示了解情況并與相關部門合作應對。

4.5%是什么概念。就是絕大多數地方根本沒當回事，甚至會反問，“別人都在受災，你這要求是不是太自私”。

這話一出口，治理邏輯就暴露了。把性安全當“附加題”，把女性需求當“特殊照顧”，那避難所當然會變成權力者的游樂場。

2016年熊本地震也有動作。熊本縣700個避難所全貼了預防侵害廣告，但最后仍發現約10起案件。

貼海報能解決什么。它只能教育受害者更小心，卻無法讓加害者付出代價，更無法改變權力結構。

日本避難所的問題，不是“末日激發獸欲”，而是災難把結構性歧視和權力濫用放大。

當管理者掌握物資，當監督缺位，當輿論忌諱“影響重建形象”。犯罪就會變得“可計算”，受害者就會被迫“可犧牲”。

站在中國視角，這件事有兩層啟示。

災害治理不能只盯著帳篷、食品、水和藥，還要把安全與尊嚴當成硬指標。

制度設計必須防權力尋租。誰分配物資，誰負責安保，誰受監督，誰能申訴，必須鏈條清晰、可追責、可追溯。

不用情緒替代治理。但也不會接受“大家都很難所以你別說”的邏輯，這句話從來只對弱者生效。

災難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把災難當機會，把沉默當保護傘，把避難所當無主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