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接大腦”的幻覺：為什么速效改變很誘人

大眾普遍相信我們可以“重接”大腦：中風之后、創傷之后、掌握新技能之后，甚至每天只需在某個正確的App上花上10分鐘。這句話無處不在，給我們大多數人帶來一種希望：當大腦遭遇打擊時，它可以像機器一樣被精確修復。然而，“重接”是一個有風險的比喻。它借用了工程學的自信——在工程領域，出故障的系統可以通過更換正確的零件來修復；而它也將這種自信偷偷帶入生物學之中，而在生物系統中，變化更緩慢、更混亂，且往往不完全。“重接”已成為一種文化口號，比起科學術語“神經可塑性”更容易理解——后者指的是大腦在一生中持續發生改變、建立新的神經連接的能力。

但“重接大腦”到底是什么意思？這是對我們神經系統驚人可塑性的一個有用簡化，還是一種誤導性的過度簡化，扭曲了我們對科學的理解？

畢竟，“重接大腦”聽起來不太像是比喻，它暗示著一個工程項目：一個可以拆解、更換和優化部件的系統。這種承諾既吸引人又帶著一種機械式的味道。而這個比喻確實起源于工程領域。對工程師來說，重接指的是用新的電路替換舊的、損壞的線路。隨著技術語言滲入日常生活，我們開始以一種新的方式看待人類大腦。

這個說法的醫學根源可以追溯到1912年，當時英國外科醫生W·迪恩·布徹（W Deane Butcher）將人體的神經系統比作房屋的電線布線系統，描述了神經如何像電線連接電器那樣，把肌肉接入能量源。到了1920年代，哈佛心理學家倫納德·特羅蘭（Leonard Troland）將視覺系統稱為“極其復雜的電報系統”，進一步強化了將大腦功能類比為電力網絡的說法。

“重接”的比喻也從發育神經科學中不斷變化的理論中獲得了力量。曾經，大腦被認為在童年之后基本固定，成為一個“硬接線”的電路網絡，像一臺收音機。但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研究人員發現，大腦遠比我們想象的更有適應力。中風患者能夠通過調動大腦的其他區域重新獲得功能。

這些發現徹底改變了康復醫學領域，同時也催生了一個迅速超越臨床范圍的觀念：如果大腦可以重接，那么人也就可以改變。

近年來，隨著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和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 （PET）等新型成像技術的興起，“神經重接”的比喻愈發流行，這些技術讓研究人員得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看到”大腦活動。在關于中風恢復的研究中，臨床醫生常常觀察到大腦中靠近或遠離受損區域的區域活性增強，這被解讀為大腦正在“重接”，以恢復失去的功能。科普作家也熱衷于使用這個比喻，來解釋從創傷恢復到學習第二語言等各種現象。

但與電線那種固定、剛性的路徑不同，大腦的連接性是動態且不斷變化的。神經元會根據活動和環境，生成并修剪突觸——即它們之間的連接，這一過程受復雜的生化信號調控，而不是簡單的線路重定向。即便我們可以繪制出大腦的結構圖，也無法借此理解“自我”的運作方式。就連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前任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在2013年接受NPR采訪時也曾對繪制大腦圖譜的研究提出質疑：“這就像你掀開筆記本電腦的蓋子盯著里面的零件看，你也許能指出哪個連著哪個，但你還是不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

要評估這個比喻是否準確，我們首先要真正理解神經可塑性是如何運作的。我們已經知道，大腦具有在一生中自我重組的驚人能力，它可以通過建立新的神經連接、加強已有連接，或者將功能轉移到未受損區域來實現。但神經可塑性的運作邏輯并不等于“換根電線”。它更像是一片活生生的森林，路徑會因使用頻率而逐漸清晰或被遺棄。它涉及細胞層面的變化，可以因學習、記憶、感覺輸入和創傷而發生。重要的是，盡管神經可塑性貫穿整個生命過程，但它在年輕時更為強大，年紀增長后則更加依賴主動訓練。

這種能力使大腦能夠適應新的經驗、從損傷中恢復、學習新信息，并彌補喪失的功能。神經可塑性是真實存在的，但它不是魔法。它有局限，需要付出努力，而且并不總能帶來完美的恢復或徹底的改變。

與修理機器不同，神經可塑性并不是簡單地更換部件。它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通常效率也不高。神經元之間傳遞信號的突觸會變強或變弱；新的樹突分支會生長，而舊的可能會收縮。整個神經網絡的活動模式會隨時間發生轉變，但前提是滿足某些條件。這些變化會逐漸累積，從而支持新的功能模式——而在整個生命周期中，這些機制整體上會變得越來越低效。

神經可塑性貫穿整個生命過程，但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年齡、環境、重復訓練、休息、營養以及情緒狀態。例如：經過幾個月的有針對性的物理治療，中風患者可以通過激活較健康的神經網絡來重新獲得四肢的運動能力；患有閱讀障礙的孩子在進行密集且結構化的訓練后，能夠逐漸發展出新的閱讀通路；學習盲文也需要大量的練習，并會顯著改變相關的大腦區域。

在兒童期經歷創傷的個體，其大腦中某些生存路徑（如高度警覺或情感疏離）可能會變得主導，并隨時間被不斷強化。成年后，通過心理治療，人們可能強化那些與信任、情緒調節或自我覺察相關的替代回路。但舊的路徑并不會被徹底抹去，它們仍潛伏在背景中，在壓力下可能再次被激活。所謂“大腦被重接以實現更健康的運作”這樣的說法雖然鼓舞人心，卻過于簡化了現實。我們確實可以開辟新的路徑，但舊的路徑并不一定會消失。

經驗是塑造神經系統的關鍵力量。但正如神經科學家布萊恩·科爾布（Bryan Kolb）和伊恩·惠肖（Ian Whishaw）在其廣泛引用的神經可塑性綜述中所指出的，經驗總是“嵌入”在具體情境中運作的。在人的一生中，經驗“會改變大腦的突觸結構”，但大腦對經驗的響應還受到年齡、激素、生長因子、壓力以及疾病或損傷等因素的影響。由于新皮層可以“在整個生命中持續調整功能”，同一個經驗在不同的個體或不同的生命階段可能會留下完全不同的痕跡。科爾布與惠肖用一句值得銘記的話總結了這個廣義原則：“經驗可以在大腦發育完成后依然改變大腦結構”，而這些物理性的改變通常被認為與記憶的儲存有關。換句話說，神經可塑性是有條件的、不均衡的，并且受到環境塑造，而不是靠愿望驅動的。

這篇綜述還通過對受傷老鼠的精細研究指出了一個關鍵問題：所謂的“恢復”，在表面上看似原樣修復，實際上常常是功能的替代。他們寫道：“很多看起來像是恢復的現象，其實是用新的動作來替代失去的動作。”換句話說，大腦往往是在構建一條繞行路線，而不是修復原有的通道。

神經元可以擴展自己的“影響范圍”，這意味著即便部分神經元死亡，其他神經元也可能擴大自己的“領地”，以補償喪失的處理能力。一般來說，神經元之間的連接越多，它對行為的調控能力就越強。

更進一步，有證據表明，大腦中存在一個反饋回路：外部環境可以改變成年大腦中某些基因的表達狀態。其中一個重要路徑可能正是由經驗驅動的神經活動。新奇的體驗會使神經元以新的方式放電；這些活躍的神經元又會觸發一系列基因程序，支持突觸和樹突的生長——這些結構性的改變會在時間中逐漸影響行為。其中一些基因與學習和記憶有關，另一些則與老年期的記憶退化相關。所以，環境“豐富化”確實可以對大腦形成支持。

關于神經可塑性的例子數不勝數。作為一名神經科住院醫生，我的一位老師是一名專攻視覺神經的醫生，他曾用一項極富戲劇性的“自我實驗”來展示大腦的適應能力。他戴上一副將視覺圖像上下顛倒的眼鏡，親身體驗大腦如何調整感知。起初，他完全暈頭轉向；但幾周之內，他的大腦完成了重新校準，使他能在環境中正常活動。更驚人的是，當他摘掉眼鏡后，世界再次呈現出“倒置”的樣子，他又花了一段時間才重新恢復正常的視覺感知。后來，他重復了另一個實驗——這次他戴上了一副左右顛倒的眼鏡。他說，這種水平反轉比起上下反轉更難適應。這說明，大腦的適應機制并不是恢復原狀，而是逐漸把改變后的輸入“視為正常”。

語言表達能力的改變也是神經可塑性的另一個生動例證。在神經科學中，有一個有趣的區別：說話和唱歌使用的是不同的神經通路。例如，一些著名歌手在說話時會口吃，但唱歌時卻流利無阻。貓王就是一個例子——他有口吃，但一唱歌就消失了。艾德·希蘭（Ed Sheeran）小時候也口吃，嘗試過很多方法都無效，直到他九歲時開始跟著Eminem的專輯反復練習饒舌，他的流利度才逐漸提升。鄉村歌手梅爾·蒂利斯 （Mel Tillis）講話口吃，唱歌卻順暢無礙。每個例子都說明：流暢性并非來自修復，而是來自激活替代的神經回路。

還有一種有趣的現象是：一些歌手在說話時帶著濃重口音，但一唱歌就消失了。比如Ozzy Osbourne、Adele、Ed Sheeran、ABBA、Freddie Mercury等人。唱歌會減緩語速、拉長元音、減少口音特征，很多藝術家在歌曲中采用美式發音，正是由于流行與搖滾音樂起源于美國。這種轉變反映的，是神經網絡的參與方式發生了變化，而不是語言系統本身被永久改變。

正是基于說話與唱歌的這種差異，才發展出了一種名為旋律語調療法（melodic intonation therapy, MIT）的治療方法。這種療法常用于中風后出現非流利性失語癥的患者，也就是那些因大腦語言中樞受損而無法說話的人。在MIT中，病人唱出熟悉的童年歌曲——這些旋律往往被深深編碼在情感記憶中。令人驚訝的是，很多患者可以唱出他們平時根本無法說出的詞語和短句。通過反復練習，他們的言語能力會逐漸改善。因為唱歌激活了右腦中尚保存的神經回路，從而建立了替代通路，逐漸增強了整體的語言網絡。這種進步來自“繞道”與“加固”，而不是對受損路徑的修復。

最近的研究表明，成癮在某種程度上可能與大腦的“接線”問題有關。一種頗具前景的治療方式是經顱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這是一種非侵入性的療法，通過在頭骨上方釋放強大的磁脈沖來激活特定的大腦區域。根據刺激部位的不同，它可以引發肌肉動作，或更重要地，影響行為。

目前，關于TMS機制的兩種主要理論正在形成。第一種認為成癮源于大腦“接線”不足或活動過弱，就像中風患者一樣，而TMS的刺激可以重新激活那些沉睡的神經回路。第二種理論——更符合康復領域的觀察結果——則認為，損傷或失調的神經回路并不會直接修復，而是通過加強替代通路來繞過問題區域，從而實現大腦活動的“重新導流”。這種“繞道”機制已在中風康復中得到驗證，可能同樣適用于成癮治療。目前TMS已被用于可卡因成癮患者的治療，初步研究表明，經過幾周的治療，確實有助于減輕渴求和減少使用。

盡管神經可塑性拒絕“捷徑”，它仍然會對持續性的投入產生反應。在一生中，那些持續面臨認知、社交、身體挑戰的大腦，往往比缺乏刺激的大腦保留更多的靈活性。這并不是說某一項活動可以精確地“重接”某個回路，而是因為多樣化、需要努力的經驗會反復激活重疊的神經網絡：注意力、記憶、動作、情緒。例如，學習一門新語言會激活分布在左右半球的廣泛區域，涉及聽覺感知、工作記憶和執行控制；而演奏樂器則結合了精細的運動協調、節奏控制、預測能力以及情緒喚起。這些高負荷的要求會在時間中促使大腦結構和功能的變化，從而支撐神經科學家所說的認知儲備（cognitive reserve）——也就是大腦在受損或退化時的補償能力。

這個原理也適用于非正式學習。例如唱歌，它涉及呼吸、節奏、語言和情感，而這些要素在普通說話中并不會同時激活，這正是為什么唱歌有助于某些中風或帕金森病患者的康復。身體活動——尤其是有氧運動——能改善大腦的血流，還與海馬體體積的變化有關，而海馬體正是短期記憶轉為長期記憶的關鍵區域。它也是成年后少數仍能生成新神經元的區域之一。社交互動則同時激活情緒和語言回路，提供了一種“神經交叉訓練”，是孤立練習無法替代的。甚至像學習拋接球這樣看似簡單的技能，經過幾周訓練也能引發灰質結構的可測變化。但這些活動都不是“定點維修”的神經干預工具。它們的真正價值在于重復、新奇性和持續努力——也就是神經可塑性發揮作用的那種緩慢而真實的條件。這些方式不是在“凌駕于生物機制之上”，而是在與生物機制合作，推動大腦適應，而不是徹底變形。

考慮到我們對神經可塑性的了解，如今泛濫的“重接大腦”類說法往往嚴重誤導了人們對神經變化節奏與本質的理解。例如心理學家約翰·阿登（John B Arden）在他的自助書籍《重接你的大腦：用思維創造更好的生活（Rewire Your Brain: Think Your Way to a Better Life, 2010）》中宣稱，我們的大腦并非“硬接線”（hardwired），而是由經驗“軟接線”（soft-wired），并承諾提供策略幫助讀者“重接大腦”，以實現“平靜和積極的情緒”并“改善人際關系”。而神經科醫生菲利普·杜永（Philippe Douyon）的著作《神經可塑性：你大腦的超能力（Neuroplasticity: Your Brain’s Superpower, 2019）》則宣稱：“我們可以賦予大腦它所需要的一切，讓它適應、療愈、繁榮。”措辭各異，但承諾卻高度一致：只要進行有針對性的練習，就能可靠地產生相應的心理改善。

再看一類“重接大腦”的手機App。例如Quit Addiction – Rewire Brain這款應用，號稱可通過習慣追蹤、激勵機制和進展記錄來幫助用戶戒除吸煙、電子煙或酒精等成癮行為，從而“重接你的大腦，實現持久改變”。這些平臺上的比喻統一傳達出一種幻覺：快速、高效、個人可控——而這些，恰恰是生物學本身極少提供的。

TED演講常常會把問題說得太簡單。神經科學家邁克爾·梅爾澤尼奇（Michael Merzenich）在他2004年的演講中指出，大腦的回路并非固定不變：成人大腦實際上保有“終身的可塑性”，而且這種可塑性“表現得非常強烈”。他后來這樣描述大腦中的變化：

當你學習一項簡單的技能時，大腦中有15到20個皮層區域會發生特定的改變……這代表了數千萬，甚至數億個神經元反應的改變；代表了數億甚至數十億個突觸連接的改變。

這些科學發現本身是扎實可靠的，但它們在被大眾接受時，往往被剝去了實現這些改變所需的時間、重復和限制條件。

梅爾澤尼奇的研究從兒童早期的“關鍵期”（如語言與視覺的校準）出發，一直到成年人如何通過治療重新訓練說話和閱讀的神經圖譜。他傳遞的信息簡單而有力：可塑性永不停止，即使成年后也能實現改變。

十多年后，神經科學家唐·沃恩（Don Vaughn）在TEDxUCLA的演講《Neurohacking：重接你的大腦（2015）》中，展示了一種更實用的視角。他談到新興技術如何使人有意識地塑造自己的神經可塑性。他介紹了接受非侵入性腦刺激治療抑郁癥的患者、用App將嬰兒哭聲轉化為視覺信號的父母、以及通過神經反饋訓練自我調節腦電波的志愿者。他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如果我們能通過設備重接你的大腦，那僅靠思想本身，是否也能讓大腦重接？”這個問題恰恰體現了從生物可能性躍向個人主宰的文化飛躍。

綜合來看，梅爾澤尼奇的基礎研究和沃恩的實踐展示，解釋了為何“重接大腦”這個說法在流行文化中如此有力：它不僅象征著自我改善的比喻性承諾，還指向一種具體可驗證的生物學事實——大腦結構具有可塑性，在合適的條件下可以被重新塑造。然而，這些宣傳語中也隱藏著一些對大腦運作方式的過度簡化甚至錯誤的假設。首先是快速轉變的想法：當某個App承諾一周的音頻課程就能“重接”你的大腦時，它其實是把學習和適應中本應緩慢積累的過程壓縮成了一個速效方案。第二種假設是改變是徹底的：被“重接”意味著全盤替換，而不是細膩漸進的演變，好像舊的電路可以整塊拆除、換成全新的。第三是精準定位：這類說法默認某些練習（例如感恩訓練、效率技巧）能夠精準擊中特定神經通路，從而引發特定心理結果。這三種假設雖然迎合了我們對技術的幻想，但都與神經可塑性復雜而凌亂的現實背道而馳。

簡而言之，這個比喻既強大又成問題。它暗示，無論一個人是從頭部創傷中恢復，還是正在對抗認知衰退，大腦都能“迅速恢復正常”。這個說法自帶某種詩意——讓人相信我們不是一成不變的存在，任何年齡都可以發生轉變。

這種觀念在某些場景中確實有意義。它可以幫助病人理解他們的大腦不是僵化的，也不是無法修復的。它將康復呈現為一種主動過程，鼓勵人們參與那些有助于療愈的治療。教育者在教學中也引入了這一比喻，“你可以重接你的大腦”這個說法強化了學習與改變的可能性。在臨床環境中，它還能幫助減輕羞恥感和宿命論。

然而，對中風幸存者來說，“重接”承諾既可能鼓舞人心，也可能不切實際。有些人確實恢復了驚人的功能；但也有人即使進行了密集治療，恢復依舊停滯不前。而在阿爾茨海默病中，疾病的退行性特征直接限制了大腦的可塑性。在這種情境下，“重接”可能傳達出一種大腦本身并不總能實現的控制感或樂觀情緒。希望固然重要，但誠實也同樣重要。

比喻可以激勵，但也可能誤導。認為一個人可以僅憑意志、自助書籍或每天冥想10分鐘來“重接大腦”，這種觀點把嚴肅的神經變化貶低為一種花招。雖然認知行為療法（CBT）和身體康復都有堅實證據證明它們對大腦功能有影響，但這些變化是緩慢發生的，并受限于生物條件。

大腦不是電路板。改變它，遠不像換根電線或升級軟件那么簡單。“重接”這個詞意味著快速、精準，意味著一次性的小操作就能達成預期結果，意味著大腦的改變是機械的、總是可行的——但這些都沒有保證。神經可塑性的現實更混亂：它是一種緩慢而令人沮喪的生物過程。科學確實支持大腦可以改變的觀點，但也提醒我們：這種改變是有代價的，需要時間和努力，有時還會以失敗告終。

這正是“重接”這個比喻開始帶來傷害的地方。它暗示大腦的改變是機械的、受意識控制的。但實際情況是，大腦的變化大多是非線性的，往往是無意識的，深深依賴于情緒和新行為。

一個常見的迷思是：一次頓悟或決心就能“重接”你的大腦。但事實是，即使是深刻的領悟，如果沒有行為和重復的強化，也很少導致持久的神經變化。還有人以為你可以通過“替換”來消除創傷反應，但創傷改變的是邊緣系統等深層結構，這些結構并不容易“重新編碼”。它們確實可以適應，但緩慢，且不總是完全。

也有一種誤解認為，只要足夠努力，任何人都能改變任何事。但并不是每個人的大腦都具備相同的改變能力或條件。對大腦改變的那種樂觀主義有其黑暗面：當“重接”這個比喻被過度營銷，它會制造虛假的期待。它過度簡化現實，使那些沒有立刻或徹底改變的人感到“自己壞掉了”。

如果“重接”很容易，那你為什么還沒治好你的抑郁？如果只需正確的計劃，大腦就能自動改變，那你為什么還在掙扎？

這種邏輯是殘酷的。它忽略了多個塑造并限制神經可塑性的因素——從社會、環境到基因——其中很多我們至今仍只了解一部分。它把康復變成了一種“道德考驗”，而把失敗歸結為“個人失敗”。一些治療模型和自助方案反而強化了這種壓力，暗示“完全改變”只是努力程度的問題。但科學講的是另一套故事：改變確實可能，但它受到生物學的約束，并被情境塑造。

我親眼見過病人在神經可塑性無法帶來治愈時責怪自己。人們追逐那些承諾可以“重接疾病”的療法。神經科學的語言如今被用來為各種主張背書——從教育政策到數字排毒計劃——卻很少有人真正關注這些說法背后的數據。

當然，這一切并不是在否認神經可塑性的存在。它確實存在。中風康復、幻肢感、慢性疼痛綜合癥，甚至成年后的語言習得，都是它的真實證據。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精準表達。科學家要謹慎用詞，臨床醫生要在科學與比喻之間劃清界線，公眾也要具備識別詩意表達與經審查事實的能力。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種更誠實但依舊充滿希望的大腦改變觀。

如果不用“重接”來形容，那該用什么？也許更貼切的比喻不是一臺機器的維修，而是一片景觀的重塑。神經可塑性更像侵蝕與再生：有的路徑被加深，有的逐漸淡化，整個改變是緩慢、不均衡地展開的。

神經可塑性是一項驚人的能力，它確實帶來了康復、適應和成長的真正希望。但它需要耐心、結構、重復與支持。它不是速成術，而是一項需要持續投入的一生之事。

要真正尊重大腦的可變能力，我們必須尊重它的實際運作方式。這意味著我們要超越那些流行詞和速效口號，使用一種既能表達生物學的潛力、又能體現其局限性的語言。大腦的可塑性是現代科學中最令人振奮的發現之一——但這種改變，不是來自巧妙的比喻或一夜速成的計劃。它來自努力、重復與時間。當我們用現實來調和這些比喻，我們才能真正幫助人們在希望與謙遜中追求改變。語言很重要。“重接大腦”起初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比喻——我們不該讓它淪為誤導。

作者：Peter Lukacs

譯者：EY

原文：https://aeon.co/essays/what-the-metaphor-of-rewiring-gets-wrong-about-neuroplasticity